僧俗之间,可敬可悯——读丰子恺致广洽法师书信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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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华 | 来源:澎湃新闻

广洽法师,是弘一法师最亲近的弟子之一。他与丰子恺在1937年至1975年的200通往来书信,记录了一僧一俗间的佛缘与世情,也侧写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并“漫画”了丰先生自己的后半生。

身处新加坡的广洽法师晚年不断给丰子恺寄钱寄物,丰子恺也持续寄画回赠给法师。按理,丰子恺居士应该供养广洽法师才合佛门之常规,但时代、空间、地域、个人等多种因素,让这层关系颠倒了,令人无奈。

?从通信中,可以看到一个知识分子的方方面面,丰子恺的一生,勤勤恳恳,端端正正,念佛护生,功德无量。他多才多艺,可敬可佩,但也可叹可悯,令人感慨。

广洽法师(左)与丰子恺

广洽法师(左)与丰子恺

海豚出版社2013年推出了《子恺书信》上中下三册。其中中册全本都是丰子恺致广洽法师的信札,共200通,时间跨度从第一封1937年3月24日到最后一封1975年4月12日,凡三十八个春秋。记录了一僧一俗间的佛缘与世情,也侧写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并“漫画”了丰先生自己的后半生。此外,书信里时不时跳出的南洋人物,更是令我倍感亲切。

丰子恺(1898-1975)

丰子恺(1898-1975)

丰子恺(1898-1975),比广洽法师(1900-1994)年长两岁,“文革”结束前一年即1975年9月15日在上海谢世。广洽法师住娑婆世界九十四载,圆寂新加坡。广洽法师,是弘一法师最亲近的弟子之一,早在1931年,通过弘一法师的介绍,他与丰子恺居士结识。1937年中国抗战爆发,法师南下新加坡弘法利生。上世纪五十年代龙山寺住持转逢老和尚示寂之后,洽师继任住持。洽师也是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领导师,并创办弥陀学校。在南洋一带,广洽法师德高望重,法缘殊胜,皈依者甚多。老法师往生后,他生前的精舍薝蔔院改为“广洽纪念馆”。洽师酷爱艺术,敬重文化人,与许多艺术家结为佛友,收藏了大量近现代文人的书画作品,这些艺术珍品现都陈列在广洽纪念馆里。通读这批书信,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广洽法师不断给丰子恺寄钱寄物(手表、药、补品、食物、生活用品)。所寄钱款不外三种情况:一是用于《护生画集》(第三集)的出版、杭州虎跑弘一法师石塔的增筑费用等功德事项。丰先生公私分明,每一笔进账都记得清清楚楚,老派人做事真是一丝不苟,故法师信任丰居士,由他处置安排。二是丰子恺托广洽法师在南洋卖画所得的润笔。三是广洽法师所赠丰子恺本人及他子女之补贴。按理,丰子恺居士应该供养广洽法师才合佛门之常规,但时代、空间、地域、个人等多种因素,让这层关系颠倒了,令人无奈。

丰子恺致广洽法师信札

丰子恺致广洽法师信札

丰子恺致广洽法师信札

丰子恺致广洽法师信札

当然,丰子恺自年轻时就受到弘一大师的教诲,信仰佛教,至老不变。对于这种局面,他当然惭愧不安,每次收到法师的寄款,他回信总是说:“屡次承汇,受之有愧”、“所惠太厚,使弟受之有愧”、“如此惠爱,令人歉愧,领谢领谢”。这一类语言,布满了整本书信集。

丰子恺致广洽法师信札

丰子恺致广洽法师信札

丰子恺居士觉得愧疚,但同时他也主动开口索要一些当时在中国难以购买的东西,譬如打火机的“电石”(米粒般大小)、胡椒粉等等。他信中索要五六粒电石,法师豪迈,寄了千粒,丰子恺算了算,够用五十年。丰先生信中还写道:“所惜国内香烟好者极少,不能常得。有之,亦不甚美味。此可憾也。”(见1960年3月20日信)很快,法师就给他寄了三五牌香烟来了。他回信说:“三五牌十余年不吸矣,今日试吸,觉香味倍佳。”

我们不能离开特定的时空来谈这个问题,若当时国内物资供应充足,丰子恺自然不会这样做的。人,总有物欲之追求,越是缺乏越是渴望,丰子恺也不能免俗。再说,丰子恺和洽师的关系非比寻常,广洽法师曾说“子恺居士对衲情同手足”,正是因为这层僧俗之间的深厚友情,才使他放下顾忌,敢于开口索赠。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对于法师的不断惠赐,丰子恺也不是“白拿”,他也不断的寄画回赠给法师,尽他所能供养三宝。在1959年2月4日的信中,丰子恺写道:“一月廿六日寄上(航空挂号)佛像四帧,想可收到。弟多年不作佛像,然近来承嘱,并不技术荒疏。盖昔年为纪念弘师涅槃,曾在重庆画佛像千尊,分送信善,每尊一百零八笔,每笔念佛号一声。十余年不作,此技法并不生疏。”这段话,透露出1949年之后,新中国不鼓励画佛,丰子恺基本上不绘制佛教题材作品了,同时也告诉我们,他画佛像的基本功非常扎实,即使十多年不碰,一上手仍旧熟练。丰子恺所绘佛像,常有题识“百零八笔成佛”之语。

丰子恺为广洽法师贺寿画作

丰子恺为广洽法师贺寿画作

1960年8月19日信函中,丰子恺告诉洽师:“前日由邮(非航空)寄上屏一堂(四条),写清朝爱国诗人黄遵宪诗,想在此信到后可以寄达。黄曾为新加坡领事,此屏可装裱悬挂弥陀学校,藉以鼓励学生爱国。”黄遵宪在新加坡任职总领事三年(1891-1894),至今海南会馆还保存一对黄遵宪书写的楹联。丰先生书写黄遵宪的诗,赠与法师创办的弥陀学校,倒也恰到好处。

丰子恺绘广洽法师画像

丰子恺绘广洽法师画像

书札中丰子恺提及多位南洋高僧及社会各界名流,如:妙灯长老、广净法师、宏船法师、竺摩法师、黄曼士、高文显、郑子瑜、黄奕欢、连士升、潘慧安、陈光别……他们多是托广洽法师向丰子恺购画或托法师代为求画。举一例来说,黄曼士是大收藏家,他和徐悲鸿的友情广为流传,在此不赘。黄曼士喜欢收藏扇子,室名百扇斋,号百扇老人。他托法师代购丰子恺的扇面一帧。

书信中,涉及陈光别居士的不少。陈光别信佛甚虔,1977至1999年担任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林长达22年,对居士林的稳步发展,贡献巨大。他是广洽法师的至交,经洽师引介,结识了丰子恺。1966年5月,陈光别抵上海,丰在功德林备素筵招待,丰告诉法师“虽相见只二三次,深知其人温良和蔼,可谓益友”。1971年10月,陈光别探访中国,本打算来上海看望丰子恺,后行程有变。丰给洽师写信汇报:“昨得陈光别先生由广州寄下包裹一个,内有法师所惠西洋参一包,又承光别先生惠赐燕窝一匣。……弟未得谋面,至深遗憾也。”他同时给儿子新枚去信道:“此人(陈光别)乃厦门大富人,在新加坡开‘陈光别百货公司’。昔年来沪,我在功德林设宴招待他。今则已无全席,我亦病中不招待了。我已写好一联送他:光天化日龙吟细,别院微风鹤梦长。此联当胜于饮食招待。”他把光别嵌入上下联首字,倒也用心了,丰子恺后来将此联寄给洽师,托法师转交陈居士。

在丰子恺的书信中,可以感受到他的小心翼翼,像他这样的旧式文人,在新时代的政治气候下,必须站稳立场,紧跟时代,歌功颂德,尤其和海外亲友通信,需正面宣传祖国建设。在1958年即中国大跃进年代丰子恺写的一封信里,道:“国内劳动热情甚高(儿童少年壮年皆参加,惟老者不预焉),粮食钢铁产量大增,富足可喜。”1964年10月23日信,又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成功,此后世界和平大有保障,此亦一大‘护生’功德,至可欣慰也。”

丰子恺 《捷报》

丰子恺 《捷报》

1965年秋天,广洽法师终于去上海和丰子恺居士会晤。1948年底,他俩在厦门见过,“相别十六七年矣,能在沪再晤,幸何如之!”丰子恺还陪同洽师去杭州虎跑祭拜弘一法师塔墓;又去西湖蒋庄拜访马一浮老居士,三人合影纪念。这张照片至今还挂在薝蔔院里。之前,通过丰子恺的介绍,法师也和马一浮结交。这次三人得以相聚,因缘圆满。广洽法师回国的时机真是好,若迟一年回来,大概情况就不同了。

丰子恺画《弘一法师像》

丰子恺画《弘一法师像》

这次洽师返国,还将印光大师的雕像带去。这尊印祖雕像,说来话长,1939年,新加坡来了一位奥地利雕刻家和画家卡尔·杜迪希。杜迪希在新加坡逗留的时间只有一年多,结交了郁达夫、广洽法师、胡文虎胡文豹兄弟,也完成了不少艺术品。郁达夫有两篇文章《介绍雕刻家杜迪希(Karl Duldig)》和《印光法师塑像小记》写到这位雕塑家。从郁达夫后一篇文章可知,广洽法师请杜迪希塑了一尊印光法师雕像,雕像完成后,先送至郁达夫处,郁达夫又送到了广洽法师那里。看了郁的文章,我一直惦记着这尊雕像的下落,读了丰信,才知洽师在1965年就将此宝物携带回故国,信中丰子恺建议“印光大师雕像供养在苏州灵岩山最妥”。最后印祖雕像是否安置在灵岩山,“文革”中是否保留下来,均不得知,不过,至少有了一个线索可寻。

随着1966年的到来,丰子恺行事愈加谨慎,他曾翻译日本人汤次了荣的《大乘起信论新释》,译稿寄给洽师,1973在星洲出版。他给法师的信里说:“此稿系弟廿余年前旧译,今法师在海外出版,望不署我姓名,而写‘无名氏’。发行范围亦请局限于宗教界,并勿在报刊上宣传。再者:国内不需要此种宣传唯心之书,故出版后请勿寄来。专此奉告。”请勿寄来四字下面还加了点,以示着重。信里丰子恺说《大乘起信论新释》是他二十多年前旧译,这是打了个“方便妄语”,因为“文革”期间,不少寺庙被毁,佛教也成了封建迷信,不准宣传。说是旧译,免得惹上政治麻烦。实际上是他新近翻译的。1971年6月27日给幼子新枚去信曰“昨日我忽然想起一件工作,是极有意义的,佛教中有一部重要著作,叫《大乘起信论》,是马鸣(印度人)菩萨所著。日本人详加注解,使人便于理解。我当年读此书受感动,因而信奉佛教。……今拟每日早晨译若干。全用繁体字。将来交广洽法师用匿名出版,对佛法实有极大的功德。”接下来在给新枚的信中多次提到翻译此书的情况,而且总是叫儿子“此信看后毁弃”,可见译大乘一事,他是偷偷做的,不让外人知道。1971年7月22日在给新枚的家书里又说:“早上研习哲学(已成五分之一,已给朱幼兰拿去看),真能自得其乐。”这里的哲学,就是指《大乘起信论新释》,后来丰子恺不写书名,就用“哲学”暗指《大乘起信论新释》,也是家书里的隐语。朱幼兰是丰子恺的佛友、书法家,两人私交甚笃。

还有一件事,更能反映出丰子恺的紧张心态。护生画第五集1966年在新加坡出版,其中有一张,编辑错把一幅1946年的旧画《月子弯弯……》收进来,丰子恺看到画册后,很是恐慌,连忙写信告诉法师:“不料尊处编刊人不小心,误将此旧画配在跋诗上,实甚不妥(弟将犯诋毁新中国之罪)。”丰子恺建议将此画切去,或在此画上加盖一枚1946印章。大家都知道1966年意味着什么,在这个特殊的年份,丰子恺能不提心吊胆,所以信中用了“弟将犯诋毁新中国之罪”这样的词句。1960年,在老市长陈毅的指定下,丰子恺担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文革”发生,他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遭批挨斗,抄家抄走了很多东西(包括6000元人民币存款),房屋也被占。不过,在给洽师的信里,丰先生只字不提所受之苦之冤,顶多说说“革命运动大约夏季以前总可以结束。结束以后,弟决心辞职,或受撤职处分。”他就这样天天盼望着有个结果,盼望着退还钱物。一直到1972年底才结案,1972年12月30日他在给新枚的信中写道:“今日(十二月卅日)画院工宣队来人,告知我,我已于上周五解放,作为自由职业者,内部矛盾。”

丰子恺《豁然开朗》

丰子恺《豁然开朗》

丰子恺是我最敬佩的散文家之一,他的随笔有一种朴素的情韵与格调,这与他“内心有佛”不无关系。他翻译的《源氏物语》也是我喜爱的一本书,先生的译笔自成一家,为后人树立了典范。他风格独特的“丰家样”漫画,既在美学上、艺术上,也在道德上教育了我们。

《子恺书信》(中) 海豚出版社 2013年

《子恺书信》(中) 海豚出版社 2013年

从他给广洽法师的200通书信,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知识分子的方方面面,丰子恺的一生,勤勤恳恳,端端正正,念佛护生,功德无量。他多才多艺,可敬可佩,但也可叹可悯,令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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