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门：美国作家玛丽·宁德与她笔下的上海

肖峰 | 来源：澎湃新闻

自开埠到成为国际大都市，近代上海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发展，以上海为主题的游记、观光指南亦层出不穷、难以计数。然而时过境迁，浩如烟海的那些上海书籍大多已成为尘封的文献，只有少数“幸运者”可以被今天的读者看到。所谓温故而知新，这些“幸运者”依然提供了一扇回望的窗，能让人感受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国家的历史脉搏。美国作家玛丽·宁德·盖姆韦尔的《中国之门：上海图景》（The Gateway to China: Pictures of Shanghai，以下简称《中国之门》）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之门：上海图景》，[美]玛丽·宁德·盖姆韦尔著，孙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玛丽·宁德·盖姆韦尔与贾腓力

《中国之门》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近代来华传教士弗朗西斯·邓拉普·盖姆韦尔，也就是贾腓力（Francis Dunlap Gamewell，1857—1950）。贾腓力这个名字在中文文献内并不陌生，他是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1881年来华，在中国活动了数十年时间。他的代表性事迹首先在教育领域，曾在1882年担任汇文中学校长（1871年由美以美会创办，后来更名为汇文大学堂、汇文大学校等，是今天北京汇文中学的前身）。1888年该校校长改由传教士李安德担任，贾腓力继续在该校担任理化教授至1900年。1901—1908年他担任美以美会在华教育干事，1912—1930年担任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干事，其间还担任过《教务杂志》的主笔。除此之外，贾腓力还因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事迹而见诸史册，他本身是一名工程师，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利用工程学知识建造工事，保障使馆街的安全，此举令他在西方世界颇受赞誉（《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英译文卷（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页）。

义和团运动期间的贾腓力（站立者，左起第二人）

贾腓力的首任妻子为玛丽·Q.波特（Mary Q. Porter，1848—1906），她在中文文献中的名字是“博慕贞”，一开始也在北京传教，1882年嫁给贾腓力，改名“贾博慕贞”（黄光域：《基督教传行中国纪年（1807—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8页）。他们一起参与教会工作，曾经奉派前往重庆开拓传教事业。贾博慕贞于1906年去世。贾腓力在1909年娶了另一位“玛丽”——玛丽·路易斯·宁德（Mary Louise Ninde，1858—1947）。

玛丽·宁德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徒家庭，其父为威廉·沙维尔·宁德（William Xavier Ninde，1832—1901），其母为伊丽莎白·S.法利（Elizabeth S. Falley，？—1903）。威廉·沙维尔·宁德从事应用神学教育，1873—1876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加勒特圣经研究所工作，1879—1884年担任该所主席，并被选为主教。玛丽爱好写作，她在婚前已经有两本著作，一本是1886年出版的《欧洲双人行》（We Two Alone in Europe，Chicago: Jansen, McClurg, & Company），共32章，11幅插图，记录了玛丽·宁德与好友莉莉·波特（Lillie R. Potter）一起在欧洲的两年生活。另一本是1902年出版的《威廉·沙维尔·宁德回忆录》（William Xavier Ninde: A Memorial，New York: Eaton & Mains)，是她给父亲写的一本传记。

威廉·沙维尔·宁德

《欧洲双人行》1886年版封面

《欧洲双人行》1897年版封面

玛丽1909年嫁给贾腓力，随夫姓更名为玛丽·宁德·盖姆韦尔，跟随丈夫来到上海。她与中国的渊源从此开始，她在中文文献中被称作“贾腓力继配师母”（黄光域：《基督教传行中国纪年（1807—1949）》，第337页）。

玛丽·宁德·盖姆韦尔与贾腓力（Special Collections and Archives, Bridwell Library,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玛丽·宁德·盖姆韦尔在家中客厅（Special Collections and Archives, Bridwell Library,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正在伏案写作的玛丽（Special Collections and Archives, Bridwell Library,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玛丽与丈夫在上海的居所（Special Collections and Archives, Bridwell Library,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中国之门》：20世纪初的上海图景

形形色色的中外写作者，因各自知识结构、趣味视野的不同，描绘了五花八门的上海印象，有来自东瀛的“魔都”，有来自西方的“冒险家乐园”，有“东方巴黎”，亦有“西方纽约”，他们一边盛赞近代上海的繁荣，却免不了带有西方人的沾沾自喜，一边揭露上海的阴暗、落后一面，往往带有鄙夷和歧视。

相比之下，《中国之门》的色彩要更加明亮。《中国之门》是玛丽·宁德在中国写的第一本书，首次出版于1916年，由纽约的Fleming H. Revell Company出版，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了修订版（笔者在修订版图书中没有看到出版时间，但根据修订版前言“本书写于六七年前”，以及结合书中所述史实推断，修订版应该出版于1923年）。《中国之门》共16章，另附插图17幅，玛丽·宁德结合在上海居住多年的所见所闻，以进步的眼光，尽可能全面、通俗地描绘了20世纪初上海市政建设、交通、商业、教育、出版、习俗、社会民生等历史面貌。

《中国之门》的部分插图

《中国之门》的部分插图

《中国之门》的部分插图

首先，正如书名所示，玛丽·宁德把上海与中国紧密联系，强调上海是进入中国、了解中国的窗口。她在开篇即提出，“上海宛如一个小小的世界，在这里可以近距离地研究整个中国的缩影。”而写作本书，是“希望可以激发人们对中国的兴趣，并唤醒他们对中国及中国人全新的爱慕及倾慕之情”。她强调上海是中国的商业中心、进步的家园、传教工作的全国总部，简而言之就是中国的神经中枢。

其次，玛丽·宁德强调“新旧融合”是上海的魅力所在。她提到，“这座繁忙大都市的主要魅力在于新旧事物以及古今习俗奇特地融合在一起……上海比远东任何一座城市都更能凸显变革之中的东方特色。”她笔下的“新”，是指上海发生的各类“创举”，比如新的建筑和街道，新的交通工具，新的商业、教育、文化等机构，新的社会风尚等。“新”的表面之下是上海的“旧”，但玛丽笔下的“旧”不是落后、负面，而是作为上海底色的中国传统，她认为日新月异的上海并不会摒弃旧时礼仪，借用十分鲜活的场景论证这一点，比如用拨浪鼓吓跑小偷的警察，放在汽车顶上的红色婚礼轿子。

再次，玛丽没有只关注都市的繁华，还对底层人民的生活不惜笔墨。在“外国人慈善之举”“中国社会服务之成就”“工厂之传奇与悲悯”三章，她描写了贫苦大众的窘迫，比如民间的儿童贩卖，济良所里儿童的遭遇，10岁出头就开始学习为婴儿制作棺材的学徒，纺织厂里的童工与女工，为谋生计每天凌晨三点就要出门上班的工人，缫丝厂里艰苦的工作环境等。她的笔触里没有鄙夷或歧视，更多的是同情。

来自上海《民国日报》的一条史料佐证了玛丽对工人境遇的关注。该报1918年1月10日记载了“上海沪东公社”的历史概况（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一卷第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741—743页）：

上海杨树浦一带，工厂林立，工人数以万计。沪江大学葛学溥君等，为普及贫农教育起见，特于该校设沪东公社一所，以为实施教育之机关。盖公社赞成员为：唐绍仪君、聂其杰君、陈光甫君、朱葆三君、朱兆莘君、朱葆康君、邝富灼君、陈英梅女士、贾腓力夫人、梅华铨博士、梅华铨夫人、李铭君、穆湘玥君、杜女士等。开办以来，积极进行，不遗余力。

“上海沪东公社”也叫“杨树浦社会中心”，主要以该地区的工人群众为对象，开设运动场、游艺部、卫生部、教育、通俗演讲、男女两校、博物院、改良社会团等机构。上引材料介绍了该社的主要成员，“贾腓力夫人”名列其中。

《中国之门》并没有被国内学者所忽略。熊月之先生主编的《上海通史》介绍过这本书，认为民国时期中外学者用各种语言写了一批关于上海历史的书，既有通俗的介绍，也有深入的研究，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就包括《中国之门》（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后来熊月之、周武主编的《海外上海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王荣华主编的《上海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都沿用了这段介绍。建筑专家郑时龄先生在论述上海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时，也引用了《中国之门》来描述上海历史上的迅速发展（《郑时龄文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6页）。

玛丽的“中国三部曲”

需要指出，《中国之门》对上海的正面描写含有宣扬教会工作的动机。这与玛丽的传教士身份、这本书的教会读物性质是分不开的。比如，这本书关注上海的社会、教育、民生等事务，这些基本上是教会工作的对象范围；用了一章内容专门介绍上海的传教事业；扉页前是数名商务印书馆成员的合影，包含信教的鲍咸昌；在介绍上海的变化时，书中屡屡带出教会工作者所发挥的作用。

除了《中国之门》，玛丽还有两本与中国有关的著作《民国新生》《明光：晨光之城》，这几本书可称作她的“中国三部曲”，也都有教会读物的性质。1919年的《民国新生》(New Life Currents in China)，由纽约的美国和加拿大教育教育运动（Missionary Education Mov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出版。该书共8章，有插图17幅，地图和图表7幅。各章分别是：未来的中国、西方医学的成就、中国在医药方面的领导地位、预防胜于治疗、经济和工业变化、基督教教育的生命力、三种社会流动、中国的支配性教会。这本书创作于上海，介绍了教会在中国的工作情况，旨在动员美国人更加注意这一工作。

《民国新生》封面

1924年的《明光：晨光之城》（Ming-Kwong: “City of The Morning Light”），共6章，插图26幅。这本书应“外国传教联合研究中央委员会”（The Central Committee on the United Study of Foreign Missions）邀请而写，由该机构出版，是为了向美国教会女性提供一本简单易懂、更加写实的学习用书。玛丽在书中虚构了一座名叫“明光”的中国城市，从这座城市的角度记录教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她将中国各地的教会事迹杂糅进“明光”这座虚构之城，“明光”没有具体的位置，可能就在中国中部的某个地方，不过这本书的封面和正文使用了杭州的图片。

《明光：晨光之城》扉页

玛丽在这三本书里都表达了对中国的好感。在《中国之门》中，她写道：“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旧中国到底并未落后多少！”还特意引用了一句“明智之言”：“真正的中国头脑和体力完好无损，是在辛勤耕耘的。她所遭受的政治问题不过是一场皮肤病。”在《民国新生》，她写道：“中国是充满生机的力量，她发展的最大可能性在前方，而不是背后。”在《明光》，她写道：“没有人会怀疑我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国人的热爱和仰慕。他们的活力、耐心、忠诚，不计其数的其他良好特征，使我希望在他们当中生活得更久。”

相比《民国新生》和《明光》，《中国之门》的教会色彩并没有那么浓厚，城市历史介绍、城市导览的性质更强一些。玛丽没有把上海的发展视为西方人的“馈赠”，而是提到了上海崭新面貌下蕴藏的内在动力，对上海的未来寄予厚望。“上海将永远是旅行者心生向往的避风港和最终目标”，“上海尚未触及繁华之巅，一直没有停下脚步”，她在百年前的这般总结，同样也是今天上海的特质之所在。

《中国影像1909—1911》中的一些照片（Special Collections and Archives, Bridwell Library,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中国影像1909—1911》中的一些照片（Special Collections and Archives, Bridwell Library,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中国影像1909—1911》中的一些照片（Special Collections and Archives, Bridwell Library,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除了这几本书，玛丽·宁德还和贾腓力在中国拍摄了一些照片，照片被汇集成《中国影像1909—1911》（Views Taken in China 1909–1911），总共400多张，涉及北京、上海、天津、福州、成都、北戴河等多地。该相册（已经被数字化）与玛丽·宁德及其家族的档案史料，均藏于南卫理公会大学珀金斯神学院布里德韦尔图书馆（Bridwell Library, Perkins School of Theology），名为“F.D.利特所藏威廉·沙维尔·宁德家族档案1808—1955”（F.D. Leete Collection on William Xavier Ninde Family 1808-1955）。德克萨斯在线档案资源（Texas Archival Resources Online）有该档案的索引。对玛丽·宁德及其家族事迹的研究，或可进一步利用该批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