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曹寅 | 来源：澎湃新闻
Lucia Michelutti, Ashraf Hoque, Nicolas Martin, David Picherit, Paul Rollier, Arild Ruud, Clarinda Still, Mafia Raj: The Rule of Bosses in South As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374pp
《黑帮国度：南亚的帮派统治》是由七位作者根据他们于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在南亚（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的田野访谈和调查联合完成的项目。201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议会中有大概三分之一的议员有着有组织犯罪记录。很多政客的罪行不仅限于指使帮派成员进行敲诈勒索和受贿，更存在严重的暴力犯罪（包括绑架和谋杀）。南亚其他国家也存在着相似的问题。这些罪行背后所展现的则是南亚政治与帮派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互动。本书的研究对象就是那些政治与犯罪组织（帮派）的结合体，作者们将这一结合体称为“帮派国度”（Mafia Raj）。实际上，“帮派国度”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1993年印度政府发布的一个报告。该报告形容当时印度的政客、官僚体系、帮派正形成一个紧密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正在行使政府的许多权力，并将政府机构边缘化了。在之后的二十几年中，各种形式的帮派在南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迅速扩张，并对该地区的基层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书中，作者们认为帮派于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在南亚的崛起是与土地私有化、商品全球化、无序的选举政治、紧张的族群关系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宏大历史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帮派的话事人则通过暴力、恐吓、渲染、夸张、结盟、贿赂等方式（书中将这些方式统称为“艺术”）尝试在其所在的地区完成某些政治和商业领域的垄断。除了第一章的背景介绍之外，本书共用七章的内容讲述了七位南亚不同地区的话事人的生活史。在文本和田野研究中，作者们使用了孟加拉语、印地语、旁遮普语、泰卢古语、乌尔都语等语言进行访谈，亦使用了那些话事人的个人文件（信件、账簿、自传、日记）、媒体报道、官方出版物、警察和法庭文件、政党宣传品、博客、个人社交媒体中的文字、视频以及电影等材料。以往有关南亚地区的暴力犯罪研究，大多集中讨论集体暴力和族群冲突等群体性行为，而对于经济领域的个人化的暴力则着墨甚少。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主要关注殖民地时期的“犯罪团伙”和“流氓”研究，而对现当代南亚的帮派及其日常运作和管理却极少关注。通过本书中的高度个人化的故事与深描，作者们尝试对现当代南亚的暴力行为研究做出补充。最终，本书想要说明晚期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为政治的犯罪化和罪犯的政治化提供了温床。
本书第一章介绍了帮派话事人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南亚逐渐崛起的历史背景。在1980年代之后的数十年时间中，南亚中小城市和乡村的经济开始受到全球化的影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基建使得这些地区更紧密地与该区域的国际都市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相连接，资本也在这些地区开始无序发展和扩张。同时，国家机器在这些地区并未相应地发展，反而被愈加边缘化。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私有化助长了帮派的发展。土地、矿产以及其他自然资源产业的私有化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这些产业所创造出的大量财富被用来支持政党活动从而确保其保护者继续执政，在政府保护下形成行业垄断。土地开发和房地产生意是绝大多数帮派敛财的来源。同时，由于帮派不需要政党拨款，且可以通过威胁和暴力的方式拉票，因此众多政党都选择与帮派结盟。在政党的庇护下，帮派无视法律，且普通人亦对法律失去信心，因此法庭外解决争端的现象盛行。而话事人则在体制外又充当了审判者的角色。
印度两个犯罪团伙火拼后的现场
第二章的标题为《菜鸟》，讲述了初出茅庐的帮派话事人Jamal的故事。1991年孟加拉国恢复民主制度之后，各地帮派开始涌现。在孟加拉国，话事人（孟加拉语中称为Mastan）常常是底层出身、对于物质和权力有着极大的野心、年轻而又不惧诉诸暴力、并被身边无处不在的不公不义所困的年轻男性。这些对国家感到失望的年轻人想将法律握在自己手中，并以此来实现他们的抱负，其中最为常用的方法便是成为帮派政客。
帮派政客在孟加拉国的出现要追溯到该国二十世纪的学生动员和街头抗争运动。正是这些学生运动推进了孟加拉国1971年的独立以及之后军事独裁的结束。学生组织也因此在该国获得了普遍的尊敬和爱戴。1991年孟加拉国民主化以来，该国的不同政党认为学生组织的影响力有助于扩大其政治影响力并实现基层动员，因此纷纷在大学资助和设立附属于各自党派的学生组织。进入二十一世纪，孟加拉国的学生组织已经不再以争取独立、民主、自由等抽象理念为宗旨，而是高度职业化，从属于各政党。通过向政党效忠并执行其派发的任务，学生组织中的年轻人期望能够借此获得从政的机会。
第二章的主角Jamal就是一位希望通过组织学生运动成为话事人并最终获得政治地位的青年。Jamal于1980年代出生在孟加拉国东北部Mauvi Bazzar的一个富裕且宗教保守的家族。由于Jamal有着较好的学习成绩，并在写作、表演、音乐方面都显示出了才能，因此当他进入大学之后，孟加拉民族党（Bangladesh Nationalist Party）的学生组织JCD（Jatiotabadi Chatra Dal）邀请其加入。Jamal认为自己优越的家庭背景以及表演才能能够帮助他最终加入孟加拉民族党，并成为一名政治家，因此决定加入JCD。随后的几年中，Jamal参加了JCD在Mauvi Bazzar组织的各类活动，包括暴力袭击竞争对手以争夺地盘和选票，向当地商户收取保护费、贿赂执法官员、走私毒品、洗钱等等。Jamal在这些活动中显示出的凶猛、智慧和领导力很快使他获得了重视，被提拔为JCD在Mauvi Bazzar的话事人。同时，Jamal也在贩毒过程中沾染上了毒瘾，并不得不更加频繁地从事非法活动以获取毒资。正当Jamal认为自己即将进入政界时，2005年他的组织却与另一个帮派发生了严重的暴力冲突，导致数人伤亡。该事件使得Jamal被警察逮捕并被囚禁了六个月之久。尽管Jamal的家人通过贿赂当地执法机关使其免遭审判，但他们也无法再接受Jamal的所作所为。Jamal被其家人安排与一位女子结婚，并迁居至距离Mauvi Bazzar六十英里的Sylhet居住。但由于毒瘾严重，Jamal的妻子很快就离开了他。Jamal之后在Sylhet建立了一个新的帮派，主要从事贩毒。尽管Jamal的新帮派与政治没有了直接联系，但他仍然想要成为一名政客，因为他深信在孟加拉国只有政客才能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与社会影响力。
第三章围绕着一位名叫Sukhbir Singh的骗子展开。2005年印度政府下令实施《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Mahatma Gandhi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Act）。该法案规定地方政府需要为农村每户家庭的成年人提供每年至少一百天的工作机会。这些工作应当是非技术性的简单劳动（例如参加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薪酬则由政府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在印度旁遮普邦，有大量贫穷的达利特（即Scheduled Castes表列种性人口）农民符合《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的申请标准。然而由于法律条文和申请程序极为繁琐，以及旁遮普地区占统治地位的贾特农民（Jats）对该法案的反对（他们认为《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案》将会间接抬高达利特人的工资，从而增加他们雇用达利特人的成本），绝大多数达利特农民不是完全不知道这个法案的存在就是不知道如何去申请政府提供的工作机会。Sukhbir Singh声称自己能够帮助这些旁遮普的达利特农民获得他们应得的工作和报酬，并以此口号来争取达利特农民的支持，从而积攒政治资本和谋取经济利益。
Sukhbir Singh出生于1970年代的旁遮普。他在成年后加入了当地的警察部队，但由于经常旷工和酗酒，Sukhbir从未获得升迁，并终于在二十一世纪初被辞退了。之后，Sukhbir参与成立了旁遮普国家农业就业保障法案工会（the Punjab MNREGA Union），宣称要与邪恶和腐败的当地官僚体系做斗争。Sukhbir对当地村民声称他自己本可以在大城市过着富足的生活，但是因为对腐败官员和贪婪富人的厌恶，以及对穷苦农民的同情，所以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和财富，来为这些农民争取《国家农业就业保障法案》所赋予他们的工作和报酬。Sukhbir信誓旦旦地向达利特农民宣称他已经成功在某些地区迫使政府将就业保障法规定的最低工资从每日一百五十卢比提升至一百八十四卢比。而他最终的目标则是在将旁遮普农民的最低日工资提高至一千卢比。他声称自己与新德里某些大人物的亲密关系（包括印度国大党的甘地家族甚至是当时的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将会使这些承诺很快兑现。Sukhbir还在旁遮普各个乡村散播消息，称其工会的注册会员已经达到了五万人，而只要加入其工会并缴纳几百卢比的会员费，他们就会得到政府分配的工作。尽管Sukhbir的几乎所有宣传都被证实是在撒谎或虚张声势，他仍然获得了大概五百名追随者。通过组织这些追随者堵塞高速公路，在政府建筑前示威，到新德里请愿等活动，Sukhbir成功引起了当地主要政党的注意。Sukhbir暗中接触各派政党，为他们购买选票并从中赚取佣金。旁遮普国大党甚至许诺如果Sukhbir能够成功为其争取到某村庄数千名村民的选票，那么他将获得六十万卢比的酬劳。
本章作者尼古拉斯·马丁（Nicolas Martin）发现旁遮普当地的政客与政府官员将Sukhbir视为一个不具威胁的小丑。这种认知给予了Sukhbir很大的活动空间，使其能够在不被各派政治势力打击的情况下进行群众动员。一方面，他通过吹嘘和编造故事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劫富济贫的豪侠形象争取底层群众的支持；另一方面，他又尝试在当地政客面前吹嘘自己在基层群众中的威信从而获得他们的重视。在马丁看来，Sukhbir代表了当下印度普遍存在的底层出身的野心家形象——他们不愿改变体系，但却不断尝试在民主体制下批判体系而捞取政治和经济资本从而变成体系的一部分。
在第四章中，大卫·皮舍里（David Picherit）讲述了印度南部安得拉邦Rayalaseema地区一位名叫Kondappa的话事人心腹的故事。印度独立之后Rayalaseema地区的政治经济资源长期由Reddy和Kamma两大种姓所掌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政府的私有化改革给Rayalaseema地区带来了新的经济发展机遇。在这些机会的诱使下，一些底层达利特人开始建立起他们自己的非政府组织（NGO），以暴力或选举的方式挑战两大统治种姓，为达利特人谋取利益。然而这些达利特非政府组织因为内斗和缺乏经验而逐渐式微。到了二十一世纪初，一些达利特人决定加入上层种姓控制的帮派并为这些帮派的话事人效命。对于Reddy和Kamma种姓帮派的话事人们来说，培养达利特心腹则有助于他们榨取该区域达利特人口的选票和经济价值。
Kondappa出生于1960年代。他的父母是达利特人基督徒，在Rayalaseema当地的一家Reddy种姓富有人家做帮工。Kondappa因为成绩优异在当地的天主教学校接受了教育，并获得了大学本科学位。Kondappa的这些背景条件引起Reddy种姓帮派话事人Ganga Mohan Reddy（GMR）的注意，并将其培养为了心腹。在GMR的支持下，Kondappa建立了一个达利特非政府组织，并通过这个组织为GMR争取达利特人的选票，与其他帮派斗殴，收取保护费，强行征地拆迁，以及制造假公文等等。实际上，GMR依靠遍布Rayalaseema地区的心腹网络（Kondappa只是其中之一）来攫取政治和经济资源。他指使这些心腹为其强征土地，承包工程，走私檀香木从而获得巨额财富。他再将这些财富投入到地方选举之中以获取政治权力。在当地具有了政治影响力之后，GMR则可以进一步制订有利于自己的政策以方便从房地产开发工程中继续获利。Kondappa认为他自己个人的成功是与GMR的事业深度绑定的。只要GMR当选为邦议会议员，Kondappa相信他也会在政府中获得一份肥差，并从此成为当地达利特人的领袖。
皮舍里发现GMR从未兑现过自己的诺言，Kondappa也未能在政府中获得一官半职。然而，Kondappa仍然表现出对GMR极大的忠诚和信任。以往研究旨在强调话事人和其心腹的关系并非只是单向性的顺从和忠诚，而更多表现为互相依存。心腹会依据权力、利益、机会等因素不断评估自己效忠的对象。皮舍里借助Kondappa的案例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忠诚”在现当代南亚政治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五章则由保罗·罗利埃（Paul Rolier）讲了一群在巴基斯坦拉合尔承担了仲裁者角色的话事人的故事。罗利埃发现在拉合尔，黑帮话事人树立和巩固自己在其所在社区的权威的主要方法就是处理居民之间以及居民和警察之间的纠纷。在拉合尔，大多数居民都认为当地政府和警察是腐败无能的，因此不仅无法给他们带来正义，反而是正义的破坏者。另一方面，由于黑帮话事人都或多或少地犯过法，因此也就成为了那套非正义制度的挑战者。居民们由此相信只有通过这些话事人才能获得公正的对待。有趣的是，黑帮话事人也在尽力塑造着自己公平仲裁者的形象以响应居民对他们的期待。在对拉合尔几个话事人的采访中，罗利埃发现他们都会强调自己是被“逼上梁山”的，是被迫使用武力和犯罪的。他们也会宣称自己对老弱病残抱有慈善和爱心，而当面对敌人时则勇猛无情。通过这样的一套话语叙述，话事人成功地被包装成为了社区公平的提供者和大小事务的仲裁者，并因此巩固了自己在所在地获取经济利益的合法性。
在罗利埃的田野访谈中，有一位叫做Yasser的话事人颇有代表性。Yasser曾是拉合尔电影娱乐圈小有名气的演员，但是在二十一世纪初，Yasser的演艺事业因其家族被卷入了一场仇杀而被迫终止了。之后Yasser和亲戚组成了一个帮派，专门负责在拉合尔的一个社区收取保护费、催债，以及协调各方冲突。1997年巴基斯坦政府将受害者补偿金制度（blood money）法律化，杀人者可以通过私下和解并付给被害人家属一笔补偿金而免于被法庭起诉。仇杀事件的频发也让Yasser仲裁者的身份变得愈加重要，他不仅需要调解杀人者和被害者家族之间的关系，还要判断罪行的轻重以及赔偿金的数额。这些工作极大提升了Yasser在当地社区的权威和地位，使政府、警察和商人都愿意与其合作。
印度孟买
在2010年代，拉合尔的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因为大量农民工的涌入而一举成为了当地利润率最高的行业。Yasser也因此经常与房地产开发商、房产中介、政府官员、警察合作获取廉价土地和住房，再将其高价租售。在这一过程中，Yasser主要负责派遣帮派成员去威胁或殴打居民，以迫使他们向开发商就范，而政府和警察则对这些暴力事件默不作声。Yasser的另一个重要经济来源则是协调房产纠纷。他的帮派会通过胁迫甚至暴力的方式帮助其客户获得有争议的房产。
罗利埃发现拉合尔黑帮与印度各大城市黑帮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帮派成员和话事人对于参与选举政治没有兴趣。他们会去与当地政府和警察保持较好的关系，但他们自己并不愿意成为政府的一员。这主要是因为拉合尔的帮派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国家功能，他们自己就可以制订法条、执法并进行裁决，而国家机器则虚弱到无法加以干预。在这种情况下，从政与否就显得不再重要了。
露西亚·米切卢迪（Lucia Michelutti）在第六章讲述了一个印度北方邦女话事人的故事。Lady Dabang来自于印度中央邦的一个低种姓贫困家庭。Lady Dabang从小就遭受生父的虐待，之后随母亲逃往北方邦。十四岁时Lady Dabang就被迫嫁给了一个年长她三十八岁的男人。之后她成为了当地一个警察的情妇，并在这个警察的安排下到一家医院做护士。通过向黑帮大佬和警察倒卖情报，Lady Dabang逐渐成长为北方邦西部有影响力的掮客。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Lady Dabang开始自己组织帮会并参与北方邦的房地产开发和投资。利用在房地产行业获得的巨额收入，Lady Dabang进入政坛，并数次支持其家族成员参加邦议会的选举。2010年Lady Dabang绑架了区选举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威胁他们投票给自己的小儿子，由此让其当选为北方邦某个城市的首席部长。家族成员在政府中的任职为Lady Dabang的房地产生意提供了方便，使其成为北方邦西部首屈一指的富豪。
Lady Dabang的故事背后展现出二十一世纪初印度北方邦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剧变。由于靠近Noida和Faridabad等工业园区，北方邦西部的土地被认为具有很高的投资价值。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来自印度各地的投资者纷纷在此处收购农业用地并兴建房地产项目。二十一世纪初开始建设的Yamuna高速公路方便了首都新德里与北方邦的交通，因此进一步提升了该地区的土地和房产价格，并带动了当地水泥、建筑、装修、运输、旅馆、餐饮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这些行业所产生的巨大利润吸引了北方邦当地各个派别势力的争夺。各派势力又争相试图通过进入政界来为其利益攫取铺平道路。
在二十一世纪初，北方邦主要由两个主要政党控制。一个是Yadav种姓主导的Samajwadi Party，另一个是达利特人主导的Bahujan Samaj Party。由于北方邦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族群和种姓冲突，因此两大政党的支持者都倾向于选择强硬的领袖以抗衡彼此。被大众普遍认为是凶狠残暴且不择手段的帮派大佬因此受到了政党的青睐。Lady Dabang凭借其残忍和暴力的名声而被各个政党所重视。通过在政党之间周旋，并选择与得势的政党结盟，Lady Dabang成功地成为当地政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通过Lady Dabang的故事，米切卢迪不仅展现了女性在当代南亚帮派政治生态中的微妙角色，而且还将帮派之间的竞争与地方种姓族群冲突、行业竞争以及政党选举联系了起来。得到了土地和房地产资源加持的帮派在动员能力和暴力程度上大大加强，并进一步激化了地方族群冲突和政党争端。
第七章聚焦孟加拉国达卡附近Nawabganj地区一位黑帮政客Fakhrul Khan的故事。Fakhrul Khan出生在Nawabganj地区的一个政治世家，其家族世代支持当地的Awami League政党。Khan在1970年代后期进入当地的Fulbari College学习。进入大学不久，Khan就决定竞选学生会副主席。当时Khan身边有一群校外流氓党羽，这些流氓用暴力威胁的方式迫使其他竞选者退出选举，帮助Khan成为学校的学生领袖。以学生会为平台，Khan开始在大学中建立Awami League的附属组织并在学生中发展成员。扩大了的帮派则通过向商户收取保护费来维持运作。
Khan的帮派也积极投入到政治运动中。1982年孟加拉国发生军事政变，Hussain Eershad推翻民选政府建立了军事独裁。随后，孟加拉国发生了持续的学生抗议运动。Khan也组织他的帮派参与了Nawabganj的街头游行、罢课、堵路等行动。在这些行动中，Khan表现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领袖魅力，很快成长为当地学生运动的领袖，这也为他之后从政积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1996年Khan成功率领Awami League赢得了Nawabganj地区的选举，他也成了国会议员。
Khan在成为议员之后仍然维持着自己的帮派。在政治与经济手段都无法奏效的时候，他会指使帮派成员动用威胁和暴力的方式清除竞争对手。为了维持帮派运作以及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提供资金，Khan打造了一个巨大的走私网络，从印度和缅甸走私毒品（主要是上瘾的止咳药水和兴奋剂）以及汽油在Nawabganj销售。
阿里尔·鲁德（Arild Ruud）试图通过Fakhrul Khan的故事展现一个不同于之前几章中出现的黑帮话事人的形象。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绝大多数话事人都是从基层的帮派起家，在积累了一定资源之后才开始逐渐投身政界。然而在孟加拉国，很多话事人出生于政治世家，以政治活动为主要事业。他们培养帮派势力则是为达到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手段。
在本书的第八章，克拉琳达·斯蒂尔（Clarinda Still）还原了印度南部安德拉邦传奇大佬Paritala Ravi的一生。通过这个故事，斯蒂尔不仅试图帮助我们了解帮派话事人转变为政治明星的过程，还展示了各方势力在话事人死后是如何将其塑造为一个人民英雄，以服务于各自利益的。Paritala Ravi于1957年出生于安德拉邦Rayalaseema的一个Kamma种姓首陀罗农民家庭。Ravi的父亲信奉共产主义，并在年轻时就参与领导了当地的毛主义游击队。在游击队没收当地地主土地的过程中爆发了激烈的冲突，Reddy种姓的地主雇用杀手和买通警察分别在1975年和1982年暗杀了Ravi的父亲和弟弟。Ravi在1980年代也加入了毛主义游击队，并参与谋划了一系列的暗杀破坏活动。1992年，Ravi带领一部分游击队员加入了活跃于安得拉邦的Telugu Desam Party（TDP党）。1993年，Ravi使用遥控炸弹炸死了杀害他父亲和弟弟的Suri Reddy家的五口人（Suri Reddy因当时不在家而得以幸免）。尽管Ravi多次逃过了Suri Reddy的报复，但2005年1月，他还是在一场TDP党的集会上被杀手射杀。
在Ravi被刺杀之前，他仅仅是TDP党的一个有帮派背景且行为残暴的小话事人。在他被暗杀身亡之后，TDP党发现了Ravi身上所具有的政治动员价值：Ravi的残忍杀戮被描述为复仇与伸张正义的英雄行为；Ravi所主持举办的众多集体婚礼则被认为是他为Rayalaseema地区的平民百姓做出的社会贡献；Ravi对其他帮派和政党的攻击则被当作是罗宾汉式的劫富济贫。通过这样的形象建构，Ravi迅速成为当地百姓心中的草莽英雄，并获得了极大的尊敬。TDP党也借此将Ravi树立为了该党的标志性人物和偶像，并以Ravi的名义举办了众多活动：譬如TDP党以Ravi的名字设立了信托基金（Paritala Ravi Memorial Trust）并用筹措来的经费为穷人分发食物；他的陵墓被修建成了一个公园以方便公众参拜和纪念；Ravi的雕像则被TDP党树立在安得拉邦各地。这些活动不仅强化了普通民众心中Ravi的正面形象，更为其背后的TDP党不断积累着政治资本。
通过以上八章的讲述，本书为现当代南亚的“话事人的艺术”（the Art of Bossing）做了全面的概括。我们发现这种艺术是威胁、勒索、保护、合法或非法的生意、选举政治、有关荣誉的传统文化、男子气概等行为和观念的一种混合，这种混合则是话事人们进行统治的核心。这些故事进一步为我们解答了话事人们如何统治，到底做了什么，帮会运作背后的脉络等问题。本书的另一大贡献则在于绝大多数的故事背景并非德里、孟买、达卡等中心城市，而是在中小城市的帮会政治。通过这种研究视角的下移，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现当代南亚基层社会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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