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之后，她耗费十年再写末世预言

Dzolan | 来源：澎湃新闻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这世上笔耕不辍的作家，如果要认真罗列一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恐怕是逃不出榜单的。这位出生于1939年，到今天已经82岁的加拿大老太太依旧勤奋得像个刚入行的年轻人，且保持一贯的高水准。2019年，她的新作《证言》续写前作《使女的故事》，第二次帮她捧回布克奖。说句玩笑话，倘如她多写一天，文坛里等着崭露头角的年轻人就得多承担一份压力。

自然，对于她的读者——无论是从处女作《可以吃的女人》开始追随她的，还是因热播剧集《使女的故事》认识她的，老太太能一直写下去是再好不过的事。当她笔下的反乌托邦作品一次次逼近、超越现实到来的趋势，她的读者震惊又好奇：这位仿佛有超能力的文学女巫还能替我们预言未来多久？

《使女的故事》剧照

1985年，也就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没能应验，世界没被三个超级大国瓜分的第二年，阿特伍德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男性统治的极权主义国家里，被冠名“使女”的女性沦为生育工具。从80年代至今，关于女性生存境遇的讨论和争取女性地位的呼声渐多，同名剧集掀起热潮，这部小说的分量也在加重。小说里的话被当作宣言处处引用，使女的红披风出现在街头。文学不只是针对现实的隔靴搔痒，文学可以是修正现实的武器——熟悉“使女的故事”的故事的人，大概都会同意为这句老话加上着重号。

“疯癫亚当三部曲”套装

作为一名全方位、无死角的阿特伍德迷，这个时候总要站出来说句打抱不平的话。那就是《使女的故事》过于耀眼，似乎让阿特伍德的其他小说“饱受其害”，不被看到。比如她早年那些古灵精怪、细腻又锐利的短篇小说，《道德困境》《荒野指南》……再比如她之后的另一套反乌托邦小说：《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疯癫亚当》——阿特伍德从2003年写到2013年，整整十年。无论是体量还是水准，还是所谓的“预言能力”，这套被称为“疯癫亚当三部曲”的小说都有资格堂堂正正站上台，跟《使女的故事》平分秋色。

简单来说，三部曲大概讲述了由技术寡头统治的未来，世界分裂。掌控技术的人享有无上的金钱和权利，生活在由公司警保护的“大院”里。大部分人成为被控制和压榨的对象，生活在危险的“废市”。直到一场瘟疫爆发，绝大多数人死去，仅存的人类和被发明的基因改造人“秧鸡”遭遇，共同面临如何在这个荒废的世界活下去的问题。

因此，这是一个关于世界如何毁灭又如何重生的故事。宏大、悲剧之类的词可以尽情拿来形容它，压抑、恐慌的阅读感受它照单全收。只有吸收足够多的定义和感受，才能凸显它的复杂和难以定义。这听上去好像阿特伍德为读者布下的一个陷阱，掉下去就很难走出来。一旦走出来，会发现所处的现实与陷阱的距离也不远，文学女巫的预言又应验了几分。

那么从头说起吧。2001年初，阿特伍德开始写第一部《羚羊与秧鸡》，小说的灵感来自她在食火鸟保护区观鸟。这种外表奇特的生物在作家脑中引发的风暴从生物系统席吹到遗传工程和基因技术，落笔后变成名为“雪人”的灾难幸存者需要处理的现实和过去。

“雪人”一边充当一群幸存下来的基因改造人的先知，一边追溯过去，回想灾难发生前他与代号“秧鸡”的好友和代号“羚羊”的恋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灾难的爆发，正是因为好友“秧鸡”与恋人“羚羊”合谋，将某种致命的超级病毒植入到春药里。人类没有限制的欲望成为灾难的温床，这个设定可以说是百分百纯正的阿特伍德式反讽。制定人类灭绝计划的“秧鸡”，也担当起造物主的角色。“秧鸡”重组了人类基因，开发出对疾病免疫、没有欲望以及道德感良好的改造人，一如当代科幻小说里承载人类美好想象的人工智能，麦克尤恩在《我这样的机器》里创造的亚当，石黑一雄新作里的克拉拉。这些改造人同时继承了他们造物主的名字——秧鸡。

秧鸡们喜欢像鸟儿一样歌唱，用猫一样的呼噜声疗伤。当他们需要繁衍时，身体的某些部位会变蓝。改造人的动物属性似乎暗含了作者本人的自然主义倾向。但也不用为此感到意外，在目睹小说里人类滥用基因改造技术，制造出种种违背人道主义、满足技术寡头利益需要的人造生物，资本迅速向上积累造成人类社会分裂，每位读者恐怕都迫切要借一片未被沾染的林地洗洗自己的眼睛，忘掉小说里长着多个器官的猪，黑帮，一手遮天的公司警，踏出屋门随时会消失的街道。

武断一点说，科幻或者说反乌托邦小说都是面向未来的现实主义。随着时间推移，这部小说才爆发出后劲，读者们惶惶又兴奋，文学女巫的预言应验了。如今，我们已经见识过人造器官和人造肉类，掌控技术和网络的跨国巨头们正在瓜分这个世界。新冠疫情对整个人类社会停摆式的打击也让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人类真的会因为某种超级病毒灭绝吗？

以上这些，都在这部将近二十年前的小说里发生过，被讨论过。

2009年，三部曲的第二部《洪水之年》出版。阿特伍德找回自己熟悉的叙事声音，通过托比和瑞恩这两名女性角色的视角，讲述瘟疫爆发前后她们的遭遇。

托比，出身底层，父母在与公司警的对抗中先后死去，被迫流落“废市”的她在饱受折磨后加入了一个狂热的环保组织，认识了从“大院”逃出的瑞恩。无论她们曾经身处怎样不同、甚至对立的阶级，这个环保组织都成为两人共同的容身处。在这里，她们过上了清教徒式的生活，远离城市，自食其力，参加布道。组织的领袖亚当预言，人类对自然犯下的恶行即将被一场“无水的洪水”清洗。自然，所谓“无水的洪水”便是随后爆发的瘟疫。

每个作家在创造故事时，选择怎样的笔和纸，跟选择哪个声音，塑造怎样的人物大概是一个道理：要么图新鲜用没用过的，要么挑骨子里顺手的。当阿特伍德塑造同为女性的托比和瑞恩时，笔下这个乱糟糟的虚构世界沉静下来，似乎在某些时刻进入真空，从角色周围抽离开，只留下情绪和细节在角色周围悬浮、放大，变得具体可感。于是，托比在“废市”被虐待时，你我就好像站在一旁目睹层层叠叠的恐惧跟随她的哭喊释放。类似的场景在小说里屡见不鲜，不止发生在托比身上。要说第二部是恐怖小说也不为过，“洪水之年”到来的前后，读者的感官也得受到环环考验。

这样来说，“无水的洪水”反倒是救赎。“废市”里蝼蚁般的人类和“大院”里高高在上的人类在洪水“面前都是公平的，谁能幸存全靠运气。托比活下来了，瑞恩也活下来。所有幸存者，都将在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里遭遇。

2013年，《疯癫亚当》面世，世界实实在在地毁灭了，等待新纪元的开始。幸存下来的人类动动指头都数得过来，第一部里的“雪人”，第二部里的环保组织、改造人“秧鸡”，还有几名彩弹手——某种罗马斗兽场式的游戏形式培育出的杀手，残忍，没有人性。人类之外，则游荡着从瘟疫中幸免的各种改造生物。

如果说三部曲的前两部像一个圆球被切割出的两部分，在第三部里，它们重新扣在一起，将用滚动的方式选择未来的方向：人类将与改造人争夺新世界的归属？还是信任彼此，手拉手一起走？

目睹阿特伍德在前两部里构造如此黑暗、绝望的反乌托邦世界，在你以为她要将“黑暗”书写到底时，老太太却心软了，随手丢给你一盏路灯。顺着眼前的光看，便是一个新的乌托邦国度正从反乌托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改造人、环保组织，甚至还有器官猪联合起来，将彩弹手这一人类“恶”的象征从地球上剔除。

回想阿特伍德在那本《在其他的世界》里写，“纵观古今，乌托邦和反乌托邦都未有过快乐的故事。美好的企盼总是一次次被击得粉碎。最好的意愿常常踏上通往地狱的道路。”至少这次，三部曲的故事讲到头时，世界和平，没有争端和杀戮，还实现了梦寐以求的跨物种大团结。它会是一个伊甸园被入侵的开始吗？我们不得而知，只想为此刻这灾难后的一点光明隔空碰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