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温的老生常谈与……“恐怖的遗产”

李公明 | 来源：澎湃新闻

《村子里的陌生人》，[美] 詹姆斯·鲍德温著，李小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雅众文化，2023年2月版，208页，58.00元

在读过美国黑人作家、社会活动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1924-1987）的书信体作品《下一次将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 1963；吴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之后，再来读他的文集《村子里的陌生人》（原书名Notes of A Native Son，1955；李小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2月），更有助于了解这位杰出作家、民权斗士的思想历程。这两本小书比较起来，《烈火》是《陌生人》的升级版，思想更成熟，从阅读的角度来看表述也更清晰；但是《陌生人》更能呈现出他在其自我反思历程中包含的复杂因素，在显得不无青涩的气质中的那种诚实与激情更有朴素的感染力。

爱德华·琼斯（Edward P.Jones）在2012年为该书写的“导言”中说，“隔了如此长时间重读《村子里的陌生人》一书，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鲍德温是多么‘新潮’。这或许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生活中的许多例子向我们表明，一些老生常谈是建立在坚实、熟悉和永恒的事物之上的。”在2020年的“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中，鲍德温不仅是“新潮”，更是新仇中的怒火；那些“老生常谈”中更多的是怒火中的旧恨，准确来说，鲍德温作为民权斗士的历史形象在美国街头怒火中不断刷新。

鲍德温为《村子里的陌生人》1984年版写的序言在这本文集中有重要的意义，在回顾中的反思呈现出历史的张力。在几十年过去之后，作者如何看待自己这些写于1940-1950年代的文章呢？他在这篇序言中写道：“在这本书出版三十多年后，我依然必须难过地承认，当初写作的动力或必要性仍然没有改变。诚然，有一些表面的变化，其结果往好里说是模糊的，往坏里说是灾难性的。但骨子里根本没有变化，只有骨子里的变化是唯一真正的变化。‘再多的变化’，愤懑的法国人会说（他们的感叹当然是发自内心的），‘也还是老样子’。”（15页）我们实在是太能理解鲍德温的承认与难过了：对于他来说，三十多年过去了，眼前的世界在“骨子里根本没有变化”，再多的变化也还是老样子，这真是情何以堪。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当初写作的动力或必要性仍然没有改变”，难道不会让人怀疑所有的写作与抗争还有什么意义吗？他还说，“在当下这种难以言表的危险乱局中，唯一明显可见的真正变化，是那些长期污蔑和压制他者的人害怕局面会反转”（同上）。我不知道在这里他说的“当下这种难以言表的危险乱局”具体指什么，但是可以想象他的忧虑与不安。在回忆的同时因当下的老样子而忧虑，这种心情真的很令人难受。无论如何，他没有后悔选择写作作为毕生的事业，因为从开始的时候他就知道，为了主张、索取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为了使自己不仅仅是时间、环境和历史的产物，必须写作。写作在鲍德温来说，就是人生斗争的唯一武器。

“我不是你的黑鬼”李公明 绘

我不知道在他说了上述这番话之后到1987年去世之前，还写了什么作品。但是在他去世多年之后，一部以他未完成作品《记住这房子》（Remember This House） 为基础的纪录片《我不是你的黑人》（I Am Not Your Negro）（2016）仍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或许也能说明不但鲍德温在1984年说美国在骨子里没有变化是对的，甚至到了放映这部记录片的2017年，他对美国的批判从实质上来说仍然没有过时。“我不是你的黑人”这个题目很有深意和力量感，在观念上直指种族问题中的权力与隶属关系，也正是要索取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同样重要的是在对象上直指“你”——白人（whiteness），这是鲍德温全部思想中的一个核心对象：黑人身份的一切都是被白人的权力制造出来的，原因是为了证明白人至上。

在这篇序言中，他一再提到的概念是“遗产”，但是没有给以很明确的阐释。从根本上说，所谓的“遗产”指的当然是种族问题，而且是恐怖的：“种族问题是所有美国人的遗产，无论他或她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是黑人还是白人。这是一份恐怖的遗产，无数的人早在很久以前就为了它出卖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直到今日，许多人还在继续出卖。这种恐怖的遗产，把过去和现在融合在一起。有人说，这种恐怖只是暂时的，但这种说法既不现实，也毫无意义。”（14-15页）在这里，“为了它出卖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似乎可以理解为因为这一无法摆脱的遗产而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所以在下面作者接着说“这份遗产曾粗暴而明确地剥夺了我与生俱来的权利”。假如从历史的遗产的角度来看，更能理解它的恐怖与延续，更能理解鲍德温为什么说他要“设法在某种特定的遗产中进行自我定位，准确地说，利用这份遗产索取我与生俱来的权利”。说是“利用”，其实也就是不得不利用。在我看来，鲍德温的写作意义已经超越了他和所有美国人不得不背负的种族问题遗产，只要仍然存在恐怖的、延续到今天的历史遗产并且继续造就着“一种未经承认的冰冷的恐慌”（16页），他的写作的价值就永远存在。

在鲍德温的思想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种族身份与文化遗产的关系，也就是他说的“西方世界的杂种”问题。作为一个黑人，他意识到自己成长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是发现自己只能以一种微妙的、深刻的方式和特殊的态度看待莎士比亚、巴赫和伦勃朗、巴黎石建筑、沙特尔大教堂和帝国大厦——“这些东西不是我创造的，不包含我的历史。我也许会永远徒劳无功地在它们之中寻找自身的影像。我是一个闯入者，它们不是我继承的遗产。”（23-24页）更令他深有感触的是，作为一个瑞士小村子里的“陌生人”，他不但无法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之中，而且发现这些村民尽管大部分人见到的欧洲只是山脚下的小镇，但是“他们中间最没有文化的人，也以一种我没有的方式，与但丁、莎士比亚、米开朗琪罗、埃斯库罗斯、达·芬奇、伦勃朗、拉辛有着某种联系；沙特尔大教堂会默默地对他们诉说的东西，不可能对我诉说，正如他们中间任何人要是到了纽约的帝国大厦，帝国大厦对他默默诉说的东西，不可能对我诉说”（185页）。这是在文化人类学中的遗产与人种研究的议题，但是更真实、更深刻的感受只能来自现实生活之中。读到这里，我想起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和同班同学林君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我看他整天捧着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于是问他假如看到一个越南人在读黑格尔、用越南话来讲精神现象学，会有什么感觉？他说会感到有点奇怪。然后我们马上想到的是，其实我们是否也是一样？没想到这个问题在一位美国青年作家身上同样存在，仅仅是因为肤色问题。其实，问题不在于对西方经典文化的了解和研究的深度，而是因为文化本身似乎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力，一种深深地镶嵌在“前世”中的“今生”，因此鲍德温虽然不是历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但是他的思想却是随时指向历史深处和人类文化的深处。

黑人的身份决定了很多与生俱来的、极为深刻的文化人类学悖论，它们都不是外在于个体生命感受的“社会现象”，而是一种复杂的个体心理感受。比如说，随时装出高兴的模样——“这是美国黑人自小接受的教育中重要的一部分，他必须讨人‘欢喜’。这种‘你微笑，世界就会与你一起微笑’的策略，用在这里与专门用在别的地方，收到的效果是同样的，也就是说，完全不起作用。毕竟，一个人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要是都难以让人接受，他怎能讨人欢喜。”（181-182页）又比如，“黑人作家的一大难处，是黑人问题被书写了太多。我们看到，黑人问题还没有摸到门儿。这个问题不仅写得太多，而且写得太差。可以说一个黑人为了言说而付出的代价，是最终无话可说”（22-23页）。为了言说而斗争的结局是发现自己竟然无话可说，这是比微笑无用更令人绝望的无用。

再进一步，比微笑无用、写出来也无用相比，更可怕的是作为黑人懂得必须把自己的恨与怕的情感隐藏起来，这是很困难的。鲍德温说，“最困难的是，我被迫承认过去我总要隐藏的某些东西，那是美国黑人不得不隐藏的东西，为的是换取在公共生活中的进步。那就是，我恨白人，怕白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爱黑人；相反，我鄙视黑人，或许是因为黑人中没有诞生一个伦勃朗。实际上，我是恨这个世界，怕这个世界。这不仅意味着我由此赋予这个世界完全戕害我的力量，还意味着在这样一个如同地狱边境般令人自毁的世界里，我无从寄望于写作。”（24页）以上这些讲来讲去，最后还是只能归结到那句话：“我想我生命中最困难（也是最让我获益）的还是这个事实：我生来是一个黑人……”（22页）“在我们出生时，现实就把笼子加于我们头上，在这个笼子内、在它的背景下，我们逐渐成型。”（37页）这不是一般的环境决定论，也不是一般的血统论，虽然肤色的问题也是来自血统。

爱德华·琼斯认为《亚特兰大之行》（发表于1948年）是一篇深刻的警示故事，“提醒防备黑人政客、白人激进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这些人用模棱两可的话来掩盖家长作风，他们把黑人当孩子看待。重读这篇文章时，我不断想起华盛顿地区的白人自由主义者”（导言）。他提到的鲍德温对读者的提醒真令人有五味杂陈之感，那是一个黑人作家在四十年代后期对政治承诺以及族裔代表的深刻洞察，也超越了单纯的黑人问题语境而具有普遍性思考意义。看看鲍德温在《亚特兰大之行》中是怎么说的：左翼的美国进步党在宣传中承诺得太多，因此不再可信；所有的美国人都不相信政客，而黑人是最不相信政客的，他们已经习惯不对政客有任何期望。尽管政客在竞选中的承诺总是会让人兴奋的，但最终还是使得黑人以冷漠的目光看待政客。“事实上，这种冷漠与其说是在政治上不负责任，不如说是经验的产物——无论受多少教育都不能抹杀的经验。”（95页）实际上，“在这个国家，大约一个世纪以来，‘我们黑人’成了政治武器，成为敌人手里的王牌；选举时期向黑人承诺的任何东西，也是瞄准敌对阵营的威胁；在权力的争夺战中，黑人是卒子。……没有人——更别说政客——真正想要改变黑人的地位”（同上）。因此鲍德温说不管有多少证据可以表明政客对黑人的关系和善意，但是“事实上就大多数黑人而言，地位并没有改变”。至于那些黑人政客，鲍德温认为他们只是利用其地位脱离他们表面上为之服务的黑人族裔（96页）。在这种语境中，普通黑人还能用手里的选票来做什么呢？还能责怪他们用选票来换取那些可能的目标吗——一片面包、一个新屋顶、五美元……？鲍德温在这篇文章中讲了一个黑人四重唱小组在进步党的忽悠和极为抠门的资助下去亚特兰大演唱的故事，最后这个小组中的戴维对鲍德温说，“他们都一个鸟样……没有一个人会为你做好事；如果你继续愚蠢到相信他们说的话，那是你自己活该”（106页）。

对于社会抗议文学，鲍德温的看法是极为尖锐的，认为其中的道德感伤不仅是没用的，而且是有害的。比如作为美国社会抗议小说基石的著名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他认为“是一部很烂的小说。它自以为是的道德感伤，堪与《小妇人》相提并论。感伤，或炫耀虚情假意，是不诚实的标志，是感受力的匮乏。感伤主义者的泪眼暴露了对经验的反感，暴露了对生活的惧怕，暴露了心灵的干涸；感伤从而是秘密而凶残的非人道的信号，是残酷的面具”（30页）。从这些抗议小说的社会意义来说，有点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认为“抗议小说非但没有令人不安，反而是美国社会中被人接受、令人欣慰的一个方面，它分化了我们以为很必要的框架。无论什么令人不安的问题被提出来，都是短暂的、刺激的。因为它与我们无关，离我们远远地，被安全地放置在社会舞台上；在那里，它事实上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最终，我们会因为阅读这样一本书而感动不已。……‘只要那样的书还在出版’，一个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曾经对我说，‘一切总会好的。’”（36页）又是一个“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的例证，只不过更像是对统治者说的肺腑之言：真的不用担心。“最终，抗议小说的目的变得非常类似于前往非洲的天真的传教士，他们热衷于遮蔽土著的裸体，将土著匆忙赶进基督苍白的怀抱，从此受尽奴役。”（38页）要走出这种感伤主义的无用言说，最重要的是“必须记住，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身处同一个社会，相互捆绑在一起。他们接受同样的标准，拥有共同的信仰，立足于相同的现实。……被压迫者战战兢兢地依赖的现实支柱，也是压迫者的现实支柱，这使得真正的‘新’社会难以想象。所谓的新社会，应是这样一个社会：不平等现象消失，伸冤必报。在‘新’社会里，要么根本没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分，要么二者易位。但最终，在我看来，被压迫者想要的是提升社会地位，在现有的共同体内被接纳”（38页）。但是在鲍德温看来这是不可能的，“黑人的命运如同卡夫卡笔下的城堡一样云遮雾罩，……逃还是不逃，动还是不动，全都是一样；黑人的命运写在额头，扛在心上”（39页）。只有这样才能理解理查德·赖特的小说《土生子》中的比格阳的咒骂：“‘他妈的’。他的痛苦像鲜血一样喷出，他想起数不清的歧视，想起寒酸的家里老鼠成灾，想起领取家庭救济的屈辱，想起无端的、丑陋的激烈争吵。他仇恨这样的人生。仇恨像硫黄火一样淤积在小说中。比格尔的人生被他的仇恨和恐惧所控制，所限定。后来，恐惧驱使他杀人，仇恨驱使他强奸。我们得知，借助暴力，他直到死才第一次过上真正的人生，第一次救赎他的人性。”（同上）

在《千千万万的逝者》这篇文章中，鲍德温继续讲述着文学中的黑人怒火故事。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远非用“怒火”这样的形象化语言所能表述。正如爱德华·琼斯在“导言”所讲的，有时候鲍德温的口吻似乎不是一个黑人，而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候他在文章中频繁使用的“我们”也会使我们容易忽视了某些话语中包含的真理和沉痛。尤其是对于我们来说，如何理解鲍德温懂得必须把白人当作真正的人来书写？如何理解他懂得“不用非得把白人非人化，才能刻画出一个完全人性化的黑人”？一方面由于生活语境的经验差异很大，我们必须承认理解的困难，即便是对于同为黑人的琼斯来说，也是要到有了足够的生活阅历之后才能真正读懂鲍德温。另一方面琼斯也提醒我们，鲍德温为我们“提供他对人生的固执己见。他对事物的看法。并不都是正确的。但若忽视他的的观点，我们就只能看见事物的局部，而这不会帮助我们找到长久有效的解决方案”（第7页）。

这种复杂性在鲍德温对小说《土生子》的真实意义及其巨大局限性的分析中就很能反映出来：一方面他认为这部重要的令人震惊的小说的出版只是证明了自由民主社会的进步与成功，证明美国人现在能够毫无畏惧地直面那些可怕的事实。但是，实际上这是“不幸的炼金术能力，将所有苦涩的真实加工成无害的开胃甜点”（49页）；另一方面，“《土生子》没有传递美国黑人处境中十分蒙昧的自相矛盾之处，我们满怀希望而浮光掠影地考察的社会现实，只是一个影子。这种社会现实不只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也不只是由仇恨引起，它还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上的血缘关系，或许是美国经验中最深刻的现实。只有承认它包含了许多爱的力量、痛苦和恐惧，我们才能表露这种现实”（60页）。很显然，重要的不是文学创作观念的区别，而是对黑人真实现实状况的认识在深度上的区别。在鲍德温极为敏感和复杂的感受、思想和表述中，我尤其有感触的是他极力反对那种观念：黑人要成为真正的人，要为人所接受，就必须“默许抹杀自己的人格，扭曲和贬抑自己的经验，屈从于将个人简化到无名状态的力量……。”（63页）因此，在他看来“美国黑人问题的根源是：美国白人要想保持人的尊严，必须找到与黑人共处的生活方式。……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中，白人的动机是保护自己的身份，黑人的动机是确立自己的身份；这场战斗远没有结束，今后许多代人仍会感受到它所带来的难料的影响”（193页）。

鲍德温在三十一岁的时候写《生平自述》说，“我认为，我有许多的责任，但最大的责任莫过于此：正如海明威所说，活下去，完成我的工作。”（26页）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想到要“活下去，完成我的工作”，似乎有点夸张，但我相信他说的是一种真实的责任感。写这篇序言的时候他快到六十岁了，他说“这是一个特殊的岁数，但我现在不会将之当作庆祝或感伤的契机。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抱怨。顺其自然吧，不管明天会如何。但是，我有理由反思；我们在被迫回首往昔时，总会反思。”我也相信这些话都会说得很多读者的心里去，尤其是他还说到在五十年代认识的一些他曾经全心全意相信的朋友，后来变成了“一群可怜可鄙的懦夫。”（18页）当然，“没有一个人不为自己做出的选择付出代价”（17页）。有报道说，在美国联邦调查局里有他的长达一千八百八十四页的档案，这当然就是代价的证据之一。鲍德温显然对要付出的代价也很清楚，因此他要强调的是“在我们的人生中，绝对不要把不义当作寻常之物来接受，而是必须全力与之做斗争。这场斗争始于内心，现在，它要由我来负责，让我自己的心灵摆脱仇恨和绝望”（134页）。既要全力与不义作斗争，同时也要让自己的心灵摆脱仇恨与绝望，这可以看作是鲍德温写给所有不甘在黑暗中沉沦的迷惘者的斗争箴言。

最后想起从伊朗移民美国的文学批评家阿扎尔·纳菲西（Azar Nafisi）在《想象共和国：三本书里读美国》（The Republic of Imagination，2015；杨晓琼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的“后记”中引述的鲍德温的这句话：“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国家就是美国”，“而恰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坚持要求终身享有批判它的权利。”（275 页）然后她反复读着写在纸条上的鲍德温的话：“没有什么别的故事可讲的，这是我们在所有黑暗中寻得的唯一光明。”（302页）真的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别的故事可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