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曼诗歌中的……美国政治文化史

李公明 | 来源：澎湃新闻

《沃尔特·惠特曼的美国：一部文化传记》，[美]大卫·S.雷诺兹著，鲁跃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2023年1月版，1004页，198.00元

1979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我和同班同学林君跑到宿舍天台上，拿着惠特曼的《草叶集选》（楚图南译本） 激动地翻看、大声地读着，结果这个上午就翘课了。《为你，啊，民主哟！》《我在春天歌唱着这些》《我歌唱带电的肉体》《啊，船长，我的船长哟！》……光是这些题目就足以让我们激动得跺脚；第一首诗《给外邦》，只有三行：“我听说你们在寻找什么东西来打破新世界这个谜，/ 并为美国，为她的强有力的民主制度下个定义，/ 因此我把我的诗篇送给你们，使你们在其中看到你们所需要的东西。”对于这两个七七级历史系学生来说，这似乎是冲着我们说的。那是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一次小小的个人阅读事件，对以后的精神成长无疑有深远的影响。很多年以后，从一些人的回忆文章中也看到了当年我们阅读惠特曼诗歌的那种激动与影响。不过，自从那次楼顶阅读之后，惠特曼再也没有以那么震撼的方式进入我的阅读记忆，虽然《草叶集》仍时有翻看。直到2019年5月，我和妻子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看了惠特曼诞辰两百周年纪念特展，惠特曼再次以触目的方式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个展览一方面以极为丰富的图文史料把我们引向惠特曼生活于其中的历史语境，尤其是在纽约看这些资料更有感觉；另一面是展览的导向，“他的名字几乎成为包容、平等、感性和个体价值等观念的代名词”，这与当年读《草叶集选》已经不是同一个层面了。

纽约公共图书馆同时举行的两个展览，2019年5月

本文作者在惠特曼纪念展入口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在我们对惠特曼诗歌的激动中也有某种朦胧的不安，虽然在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想到会与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的关联，那种不安来自诗歌中对奴隶主同样有所赞美，这对于正在学习世界史的我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如果在那时就读到这本传记，我不知道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种极为单纯的激动更难维持下去。所以当前几天“文学纪念碑”的策划者魏东问我阅读这部惠特曼传记的感受的时候，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它仿佛是对40几年前我们的狂热阅读的回应。

美国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大卫·S·雷诺兹（David S.Reynolds）的《沃尔特·惠特曼的美国：一部文化传记》（Walt Whitman's America:A Cultural Biography，1995；鲁跃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是一部气势恢宏、视角全面和论证详实深入的“厚重之书”，正如纽约大学的肯尼斯·西尔弗曼所言：“雷诺兹将惠特曼的内心景观和它所反映的消失的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将这位诗人的生活重塑成一部关于他的心灵和时代的信息量巨大的百科全书。”爱荷华大学的爱德·弗尔萨姆认为：“事实上，书中的每一页都提供了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十九世纪的语境，以一种新鲜而惊喜的方式阐释了惠特曼的生活和工作……对惠特曼学术研究和美国文化研究的重大贡献。”读完这部近千页的传记之后，我认为上述两位学者的评价是很准确的。

事实上，沃尔特·惠特曼对于当时的批评家——实际上也是对后来的文学史研究者——如何研究他的诗歌早已提出了很好的忠告：从作家自己的立场去判断他，关注他的诗歌的历史渊源，首先必须深刻地评估当时世界的时代特性、各种现象以及它们的精神；如果没有注意到一个作家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和历史的全面性的种种细节，没有注意到某些文本的特殊反响和艺术性，那他一定会失败。雷诺兹也的确接受了这些忠告，“试图通过重建美国最具代表性的诗人的生活和时代，来对文学史上零敲碎打的研究方法进行拨乱反正”，“在他的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再现他的生活和艺术……”（导言）

在惠特曼一生的历史语境中，对他影响最大的问题就是有关奴隶制的政治争端和经济转型带来的困惑与探索。前者使他卷入政治，成为新闻记者、时评作家、党派活动分子，也使他赋予诗歌以匡正现实、拯救美国的重任；后者使他在诗歌中表达乡愁、历史追忆与文化情怀。这两个问题在惠特曼身上是紧密关联的。虽然惠特曼曾经有过一些激进的反奴隶制言行，但是他始终对南方保持着一种潜在的同情。“这种同情的原因之一是，南方的农业经济比北方要久远得多，而在北方，工业化和城市化在战前时期增长太迅速了。再则，在他心目中，南方早已与其祖先的生活方式融为一体。这些生活方式就包括奴隶制。也许这就是南方特有的奴隶制度在他的诗歌中有时会呈现出一种近乎田园牧歌的乡间生活性质的原因。”（25页）雷诺兹关于“同情的原因”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在惠特曼心目中，北方的经济转型就这样与南方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更可以说，惠特曼其实是以他的诗人气质接触和表述了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社会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分裂与摇摆。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奴隶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体制，远非南部种植园的白人奴隶主对黑人劳动力进行剥削这么简单，而是美国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苏珊-玛丽·格兰特《剑桥美国史》，董晨宇、成思译，新星出版社，2017年，180页）。由此产生对于奴隶制问题的争论、分裂，以及更多人采取的摇摆态度。后来当选美国总统的亚伯拉罕·林肯在1858年指出，“一幢从中间裂开的房子是站立不住的”，说得很形象；他认为美国“政府不能永远维持半奴隶和半自由的状态”，这是很清醒的政治家态度。在1858年之前，美国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恰恰就是维持着这种状态。（同上，183页）一个关键问题是，当时大多数美国人没有把奴隶制与极其严重的道德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和斯坦利·L· 恩格尔曼（Stanley L. Engerman）合著的《苦难的时代：美国奴隶制经济学》（原书名为“Time on the Cross：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颜色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作为计量史学的代表作而引起巨大争议，其核心结论包括：由于规模经济、有效的管理以及对劳动与资本的密集使用，使南方奴隶制农业比北方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高百分之三十五；奴隶的物质生活水平优于产业部门的自由工人；对奴隶的剥削率比通常认为的要低得多；南北战争前的南方经济增长迅速，成为高收入地区……。这些力图以证据说话的结论都是对主流历史叙事的颠覆性“重要修正”，难怪引起巨大争议，在自由与奴役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作者始终无法“修正”对奴隶制的道德谴责。但还有一个问题是，他们认为传统史学正是因为坚持文化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于是表现为对奴隶制下的黑人素质、生存状况等缺乏真实依据的负面认识。把奴隶制与种族主义联系起来，的确也是美国在内战结束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要面对的残酷现实。这些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从多种角度加深对惠特曼所处历史语境的理解。在1847年的那本笔记上出现了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惠特曼式诗歌，就是从奴隶制这个话题开始：“我写诗歌唱奴隶，也写诗歌唱奴隶主，我是人世间奴隶的朋友，也同样是他们主人的朋友，我会站在主人和奴隶之间，进入他们两者之内，这样他们两边儿都能同样理解我的诉求。”（171页）这正是当年令我们感到困惑的问题。

惠特曼把诗人的责任首先看作是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他在1855年的《草叶集》的序言中说：“证明一个人成为诗人的方法，就是他的祖国对他的吸纳和他对祖国的吸纳一样深情。”在他的言论中，“吸纳”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概念，实际上指的是诗人和社会之间有一种重要的共生关系，要实现诗歌成功地改造现实、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惠特曼在诗歌上的成就无庸置疑，雷诺兹对此的概括很准确：“可以肯定的是，他确实改变了文学领域。文体上，他打破了传统音步和韵律模式，将诗行解放出来，使之自由地遵循感觉和声音的有机节奏。主题上，他引入了一种新的民主性的兼容并包，几乎从社会到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吸纳了各种意象。”（第4页）但是，“他的浩瀚和包容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实践。他宣称：‘我认为艺术是为人民、为大众服务的。做不到这一点，就是没能完成自己的使命。’”（第4页）听起来这是多么熟悉的语言，至少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文学的人民性问题有着多么不同的历史语境，看起来相同的所谓“文艺思想”其实可能有着多么深刻的差异。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精英开始欣赏他，但正如他的一位同时代人所说，惠特曼的《草叶集》‘对大众来说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鱼子酱’”。（同上）

我们还是要回到惠特曼的成长环境中认识他的思想形成。1819年的经济恐慌引发对政府和特权精英的广泛不满，工人阶级的怨恨和梦想催生了新的民粹主义政治家，惠特曼的家庭通过订阅激进改革派的报刊而接触到当时最激进的思想，那些劳工激进分子引入了阶级斗争的新鲜辞藻，捍卫“有生产力、有美德”的工人，呼吁制定法律来帮助穷人。这样的思想成长氛围对于惠特曼的影响非常深远，“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智力上，敏感冲动的沃尔特当时都沉浸在阶级意识的氛围中，这最终使他对所有形式的工人阶级文化产生共鸣”。（32-33页）惠特曼于1830年6月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先后从事过的职业五花八门，其中对他日后影响最大的是印刷工、报纸编辑、记者、办报人。这些工作经历无疑使他深深地卷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尤其是他生长于其中的布鲁克林既是宗教事业繁盛的地区，同时也在美国政治史上有过影响，如在妇女运动史和非裔美国人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雷诺兹指出，惠特曼在《草叶集》中那些对黑人充满同情的诗句，其实来自当时布鲁克林非裔美国人对他的影响。他童年时期与被解放的奴隶摩西的友谊体现了当时布鲁克林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友爱精神。（65页）

惠特曼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受到了“青年美国”运动和爱默生的直接影响，但是后者只是惠特曼的诗意想象的催化剂，更重要的是他对大众文化的全身心投入和对各种流行体裁的探索。“四十年代他在曼哈顿的经历表明，他当时正在审视美国社会，正在了解、探索美国社会的前途及其缺陷，他要让自己做好充分准备，想要创作出完全代表时代的诗歌。如果像他曾经说过的那样，他的诗歌是社会的“一面伟大的镜子或反射镜”，那么它就是一面美国能在其中看到自身在艺术上的巨大进步的镜子。（115-116页）他频繁发表作品，写作速度飞快，在1855年之前他写了二十四篇小说、十九首诗和无数的新闻作品。这些早期写作往往被研究者忽视，实际上这些写作表明他尝试了各种流行的体裁，为他后来风格多样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因此，可以说《草叶集》是一个全身心投入当代文化和社会场景的头脑的产物。他的新闻写作表现了强烈的美国精神和真诚的国际主义的奇妙结合，而这两者都是他诗歌的核心；另外新闻写作还赋予他的诗歌以一种独立精神和好斗的言辞，因为新闻界的人就是这样。（137-138页）

惠特曼在竞争激烈的大众新闻业中与刻薄谩骂大师迈克·沃尔什关系密切，但是在惠特曼研究中一直被忽视了。雷诺兹说傲慢、蔑视权威是迈克·沃尔什身上最重要的特征，而他最喜欢的妙语是“任何死鱼都能随波逐流，但只有活鱼才能逆流而上”。由此人们会禁不住联想到惠特曼在诗歌中的那种诗意的夸张。（141页）从沃尔什还要谈到他的粉丝团体，一个称作“鲍厄里男孩“的街头帮派，他们大部分是消防队员、机械师、商人和屠夫，工作时遵纪守法，下班以后放荡不羁，在政治上属于反叛的街角激进者，希望引起政府对贫困的工人阶级的注意。惠特曼与鲍厄里男孩相处甚欢，在他的诗歌中就有他们的活力和反抗，那形象就是：有点邪门的善良、自由不羁、聪明敏捷、喜欢俚语、精力充沛、容易激动。但是同时他的诗歌也呈现出对那类混迹于街头的人群的改良愿望，不赞成暴力行为和粗俗举止。

第五章“‘美利坚合众国最需要诗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是这部“文化传记”中的政治学分析，也是理解惠特曼诗歌的伟大意义的关键层面。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美国政治呈现出政党制度的崩溃，政党的危机激起惠特曼对政府权威人物的愤怒，他称林肯之前的三任总统是“我们最大的前车之鉴、最深重的耻辱”。五十年代也是史无前例的政治腐败的十年，各级官员为所欲为，大肆贿选、普遍幕后操纵、疯狂贪污、处处任人唯亲。这场政治和社会危机激起了一些改革者的愤怒，惠特曼从他们身上汲取了一种颠覆性的精神和修辞，为他的诗歌增添了令人振奋的反叛火花。正是这些驱使他走向绝望的社会力量，同时也为自我赋权开辟了新的前景。随着权威人物的垮台，个体的自我——至高无上的、丰富的、复杂的——突然在各个政党的废墟中凸显出来。他对权威人物的信任逐渐幻灭，也激发了他对平民百姓和民粹主义诗歌力量的深切信念。（161页）就在这个时期，惠特曼的主要身份从新闻界人士变为逐步具有影响力的重要诗人，这时的诗歌对于他来说不是会歌唱的缪斯，而是疗伤的希望与方式。“他开始相信，美国迫切需要一位诗人来维系一个濒临崩溃的社会。诗歌成为他可以同时治愈自己和治愈国家的方式。”（162页）

乔治·利帕德的《贵格城》（1845）是继《汤姆叔叔的小屋》之后美国最畅销的小说，描绘了精英阶层的各种放荡生活和剥削行为，它的风格融合了黑色幽默、强烈的平等主义和纯粹的轰动效应。这对惠特曼五十年代的政治诗歌有重要影响。在他1850年组诗中，《复活》表达了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兴奋和沮丧，想要传达的是虽然革命暂时被镇压，但反抗的精神在人民心中依然活跃，总有一天，他们会再次愤怒地挺身反抗。雷诺兹认为这首诗的风格与政治性很有可能来源于利帕德。“然而，与利帕德不同的是，惠特曼超越了哥特式的抗议活动，树立了一种积极的、充满希望的复兴形象：这些被屠杀的人的坟头，并没能葬掉自由，反而生长出了种子，传承自由……”（187页）“在他的想象中，自由的种子被风吹向远方，受雨露滋润着，他开始在自己破碎的政治信仰废墟上，重新建造一种人文的、艺术的诗歌大厦。……《草叶集》的种子是在1850年的政治危机中播下的。”（188页）

1854年初，在弗吉尼亚州发生了奴隶安东尼·伯恩斯逃亡事件，他被联邦法警逮捕并在波士顿法院被审讯，最后裁定将他押回弗吉尼亚。大多数波士顿人强烈反对这项裁决，于是联邦军队出动多达一千多名带着鼓笛的士兵，用铁链把伯恩斯绑起来，送到押送船上。当押送队伍在缓缓行进的时候，路边挤满嘲笑的人群，两旁的建筑物都被蒙上了黑布。在一座建筑物上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倒挂着，另一幅画上悬挂着一副黑色棺材，上面刻着“自由”。这是多么悲怆而感人的一幕，我们今天读起来如在眼前。惠特曼对伯恩斯的案件极为震惊，写了《一首波士顿歌谣》提出讽刺性的抗议。诗歌的重点是联邦政府对自由思想的残暴侵犯，描绘了政府授权的军队在波士顿街头押送伯恩斯的场景，它传达的信息是，美国的政治权力已经变得如此腐败，以至于只能用野蛮的颠覆性语言来描述它。这时的惠特曼把诗歌的责任看作是政治鼓动，他在1856年的笔记本里写道：“鼓动是对所有政治、法律和制度的德行和稳固的考验。如果它们不能忍受，它们就没有真正的生命，就会死去。”他说：“我认为鼓动是所有一切中最重要的因素，具有最深刻的重要性。去鼓动，去盘问，去怀疑，去考察，去揭发！”在1855年版《草叶集》的序言中，他宣称，在一个道德懈怠无力的时代，诗人最擅长“让他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激发情绪……他从未停滞不前”。（196页）

在他未出版的散文《第十八任总统！》（1856）中，他以一些可怕的绰号表达他对权力的极度厌恶。他把政治领袖比作虱子、身体、蛆、性病，写到皮尔斯政府则是：“总统每天都吃泥土和粪便，他喜欢它们，并试图把它们强加给各州。总统的靠垫只有污秽和鲜血。国会的道路也血腥无比。”在1855年版的《草叶集》序言中，他指责政府官员是一群“成群结队的卑躬屈膝的人，笨蛋，面团脸一样的容易被操纵的人，政治上的虱子，使用狡诈手段为自己谋取市政、州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国会或总统职位而搞阴谋诡计的人”。雷诺兹认为，惠特曼有关政府腐败的这些看起来野蛮的言论有其正当理由，是历史的真实反映。（197-199页）但是，虽然惠特曼与当时激进的鼓动者有着共同的担忧和语言，但在推翻或取代美国体制这个问题上，他并没有走得那么远。他喜欢说：“要激进，要激进，要激进——不要太激进。”尽管他与各种各样的改革者交往，吸收了他们的颠覆精神，但他没有采纳他们的任何社会变革计划。（203页）惠特曼担心的是任何形式的极端社会激进主义可能会撕裂社会，攻击和颠覆美国核心文件《宪法》、《独立宣言》。因此他要通过”诗的法令”来达到平衡和均衡，治愈国家。随着五十年代的腐败和政治崩溃，他把希望更多寄托在普通民众的身上，因此在1855年版的序言中说总统应该向人民脱帽致敬。

但是，雷诺兹认为，“惠特曼和杰克逊一样，也会表现出一种相反的倾向，即专制主义。拉丁美洲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称惠特曼为‘第一位极权主义诗人’。事实上，在惠特曼的诗歌理论和实践中，确实存在着一种专制的力量……”（67页）关于惠特曼的专制主义倾向，这恐怕是很会令我们困惑的问题。雷诺兹的解释提供了一种参考：“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政治紧张局势——各州的权利与国家主义孰轻孰重之争——也将对诗人产生同样深远的影响。惠特曼向来被这个美国民主的核心问题困扰着：个人的权利如何与社会的权利相平衡？‘简单、独立的人’如何融入‘整体’民主？在国家层面上，这个问题在战前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今天，只是版本有所不同。”（68页）“三十年代初的那一系列政治事件开启了一个时代，最终美国也因此陷入冲突，成就了惠特曼在《草叶集》与《民主远景》中关于个人与社会的深刻思考。”（69页）

惠特曼的最后的岁月，是这部传记中很令我感到难受的部分。雷诺兹没有为诗人护短，而是揭示了残酷的真相：“以前的传记作者没有注意到，惠特曼生命的最后几年在经济事务上和意识形态上与资本家和统治阶级纠缠颇深。他们也没有充分讨论在权力和金钱这些问题上，惠特曼和他的核心追随者之间的张力，而这些人对惠特曼通常表现得近乎谄媚和崇拜。……这种张力很大程度上源自其内心。一个以工人阶级的粗犷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诗人，怎么能想象自己与金钱和权力结盟呢？但他经受不住诱惑，很想享受名声日增带来的甜蜜果实。”（803页）惠特曼在晚年甚至写了赞美君主的诗，被他那些激进的朋友批评他背叛了他的民主原则，“简直就像个君主主义者”。对此雷诺兹认为，“某种程度上，惠特曼对君主和商人的捍卫反映了他对现代环境下中央集权权力结构的必然性的认识。那个时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捍卫者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曾在一八九四年宣称，既然企业和官僚机构的崛起势不可挡，反对它们是没有用的；相反，它们应该被用于良好的目的。”同时，惠特曼对当时的激进活动分子的反应却很复杂：“我不会忘记，在激进分子中，就像在其他人中一样，存在着贪婪、狭隘、不人道的行为，这些行为有时会让我对未来感到恐惧。”（819页）

但是无论如何，在我们心目中的那个惠特曼仍然是不可磨灭的：“他的诗歌中那种激进的平等主义的本质，尤其是他在五十年代叛逆时期所写的那些作品，一直激励着各种类型的进步主义者。他作品中那种无穷无尽的爱和包罗万象的语言，体现了他与当时文化的非凡的契合性，吸引了几乎所有的读者并使其为之兴奋不已。”（8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