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逻辑：陶真人与近代湖南》：另一个湖南故事

郑西迅 | 来源：澎湃新闻

在近代史的政治脉络中，湖南是一难以绕过的区域。自太平天国时代湘军骤兴，历戊戌维新、庚子事变、辛亥革命等“大事因缘”，直至民国肇造，湖南与晚清政治演化的轨迹，一直关联紧密。且这种关联并非惟有一面，如果说变法或革命中的湘人群体，还较偏向于清廷的“对手方”；那么新近研究揭出两江总督“非湘人不可”这一政治格局的存在与延续（韩策《清季“湘人江督格局”的终结与“北洋下南洋”的形成》，《史学月刊》2021年第8期），充分证明在清廷内部很长一段时间内，湘人亦具有不容小觑的势力，不止限于湘军时期。民国以降，时局板荡，政治形势变动剧烈乃至时有翻转，湖南地位相对下移。不过，民初湖南自治风潮、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等史事，仍是学界讨论甚多的课题。近代湖南的特殊地位令人着迷，不少学者因此入手研究，产出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如刘泱泱主编《湖南通史·近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周秋光等主编《湖南社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彭先国《湖南近代秘密社会研究》，岳麓书社，2001；王继平《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许顺富《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阳信生《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研究》，岳麓书社，2010；丁德昌《民初湖南省宪自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张晶萍《近代“湘学观”的形成与嬗变研究》；裴士锋《湖南人与现代中国》，黄中宪译，谭伯牛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藤谷浩悦《湖南省近代政治史研究》、汲古書院、2013，以及黄彰健、罗志田、杨念群、应星等学者的专题论文）。可以说，目前论著大致已描摹出近代湖南地方政治、社会的历史痕迹。在此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深入地方内部，书写更具细节性、整体感的历史并解释其脉络演变，在前人基础上真正有所推进，无疑是相关研究者难以回避的问题。庞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推出的新著《地方的逻辑：陶真人与近代湖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即可视作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值得一提的是，著者切入讨论的引子，仅仅是长沙榔梨地方神祇“陶真人”，与此前同类研究相较，着眼点可谓极其细微。这就不由得让人感到兴味：从陶真人入手，究竟能讲出怎样的湖南故事？

核心概念与学术史定位

陶真人，是长沙榔梨有名的地方神，因肉身不腐受到当地人崇拜。自咸、同年间多次得到清廷加封并列入祀典，直至1958年肉身被毁，陶真人信仰兴衰始终与区域社会变动相始终。庞著以陶真人为研究对象，即“试图在地方社会的脉络中，探究陶真人与湖南地方社会的发展与演变，呈现地方社会结构的内在机制与动力”。透过陶真人的“生命史”，发现“湖南的地方自主性在近代的生长、发展与演变。”（第1页）

长沙榔梨地区的卫星地图

“地方自主性”是全书多次出现的关键概念，著者对此有一解说，意为：“地方在参与公共事务或公共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自主程度”。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内涵：（1）“地方”更多应作为社会性概念而非地理概念来把握，其主体是地方上的人；（2）地方意识、地方认同和地方自治程度，是衡量地方自主性大小的主要指标；（3）地方是一开放性的概念，其边界必须在特定的语境中加以理解，而与作为主体的“地方”相对，其客体可以看作是以国家之名义行使权力的王朝或中央政府。简言之，“地方自主性的研究，即从地方社会自身的发展脉络出发，用地方内部的眼光揭示地方自身的发展逻辑，进而探究地方社会空间的大小，重构地方历史”，这也是庞著标题“地方的逻辑”之意旨所在。

不难发现，这一概念实际依托于“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社会（地方）的自主性，必须相对于国家干预而言，否则没有意义；而社会空间的扩充或收缩与国家干预的强弱变化，不说此消彼长，大致上也呈现负相关的交互。著者于此有清晰认知，其正是在梳理“国家控制论”“地方精英论”“第三领域”“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概念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更具地方主体性与涵括感，能将地方精英之外的多元群体纳入考察范围的概念。

正因为此，该著的学术史定位，与以往近代湖南相关的社会史研究，很不相同。其先行研究述评，循三条学术进路展开。一是“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方面，总结此前就我国华南、台湾、江南等地区展开的研究，主要有三种取向：

第一种是从民间信仰进入地方社会，发现国家在地方的历史；第二种是把关注点放在神明信仰的发展之上，聚焦地方社会的发展变迁如何影响神明的变化；第三种是透过民间信仰观察地方社会的结构、组成、运行机制和发展情况。（第11页）著者以为，这些取向无所谓高低优劣，均可成为汲引的思想资源，而在地域与时段上，还可拓展相关研究的边界。

二是“近代中国的民间信仰研究”方面，认为学界关于“反迷信”问题的讨论，多在“国家”层面展开，尤其侧重国家主导的“反迷信”运动，深入的在地化研究亟待进行。

三是“湖南地方史”方面，此部分尤见著者之运思。其敏锐察觉到，革命史与现代化作为近代湖南地方史书写的两大经典范式，虽然“各有侧重，但都是以建设一个新中国/现代国家为旨归。国家的历史成为湖南地方史书写的主要出发点”，以国家为中心的叙述主导了地方史的书写。受国家话语干扰较小的地方文化或思想史论著，则多未能深入地方脉络之中，如下一段评论尤具针对性：

关于湖南地方性的研究，多从“湖湘文化”的精髓或者湖南人的性格来展开讨论。这类论著与其说是湖南历史的研究，不如说是当下对湖南文化的一种建构。（第23页）

而晚近出现的政治史路径下的“地方主义”研究与思想文化史路径下的“地方意识（认同）”研究，前者在“中央—地方”框架下展开，更注重省级政府与中央的关系；后者则着力讨论“认识”层面的塑造与建构。其实，基于“地方自主性”观察，在地方社会的“实践”层面，还存在广阔的研究空间。

可以说，著者关于前两种学术进路的讨论，更多还是理论与方法层面的观摩、对话，而后一种讨论，则真正触及当前湖南地方史研究的痛点，也使得其著具有深一层的学术史意义。

内容概要

本书凡4章，另有1篇附录。现有文献一般认为，陶真人的原型是东晋陶淡及其侄儿陶烜，距今1000多年。陶真人所在的庙宇被称为陶公庙，坐落于浏阳河畔临湘山上，亦被认为是“六朝古迹”。陶公庙地处长沙城东30里的榔梨市境内，陶公庙与榔梨市的关系，被形容为“因庙成集，因集成市”，即榔梨市的产生，得益于陶公庙的繁盛。第一章《解构与重构：陶真人及其与榔梨地方社会的关系》，基于历史文献、神话传说和田野调查等资料解构陈说，并重构陶真人与榔梨地方社会的历史脉络：榔梨市陶真人的兴起是因为其有肉身遗存，原型不能确指为谁。但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经士人构建，逐渐附会为东晋陶淡。榔梨市作为市镇出现于宋元之际，远早于陶公庙的出现时间。陶公庙会的形成，是当地商人为推动榔梨经济发展进行的创造。在地方宗族、商人和行会的共同经营下，陶公庙方成为榔梨市和长沙东乡地方社会的中心。

第二章《从“民祀”进入“祀典”：陶真人的发展与湖南地方力量的崛起（1852-1911）》论证陶真人由并无清朝法统承认的“民祀”进入国家祀典，实质象征着晚清湖南地方力量的崛起。爬梳文献，可知为陶真人（及与之相类的李真人）请封背后的推动力量，主要为湘军集团。通过在榔梨设局征收厘金、挪用陶李真人庙产等方式，湘军集团的筹饷人员介入榔梨地方内部，与陶李真人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很大一部分，不仅是陶李真人的信奉者，而且积极参与庙务。更关键的是，陶李真人还被视作湘军水师的保护神。由于这些因素叠加，陶李真人才能在湖南地方诸神中脱颖而出。与此同时，塑造地方神也成为湖南建构地方传统、寻求湖南认同的标志之一。

第三章《繁荣如何可能：陶真人与民国初年湖南的政治与社会（1912-1926）》通过报刊、方志和民间文献，勾勒出民初陶真人信仰更趋繁盛的景象，不过相伴随而来的，还有科学主义兴起后陶真人面临的“迷信”批判及庙产危机。通过一系列灵应故事的再创造与传播、庙产的再分配，这些危机得以一一化解。陶真人信仰之所以能迎来繁荣，除民众和社区支持外，还与陶真人的地方宗教化这一特殊情形有关。陶真人被吸纳入紫霞教的信仰体系之中，而紫霞教与湖南诸多军政要员，有着密切往来。更为重要的是，民国初年，地方政府严重依赖于地方社会力量，支持与推动陶真人信仰传播，实是统合社会、维护政权稳定的必要选择。在湖南地方自治的背景下，陶真人也被打造成为湖南省的保护神。

陶公庙，庞毅拍摄，2014年7月2日

陶公庙戏台，庞毅拍摄，2014年7月2日

第四章《由“盛”而“衰”：陶真人与湖南地方社会空间的嬗变（1926-1958）》，将研究时段继续后推，强调在国家管控加强之时，地方社会并非被动接受；相反，地方社会通过各种组织纽带来强化自身结构，并利用国家政策和时局等因素，寻求生存与发展的空间。1934年陶真人再次进城救灾，便是地方社会在多种合力下对国家控制的一次反弹。陶真人通过从“神”到“人”的身份转换，凭借船山学社和孔道学校等力量的支持，推出新编《临湘山志》，不仅重新找到合法性，还获得一定发展。1945年后，尽管国民党基层统治趋严，但因地方社会的应对与配合，陶真人仍有较大活动空间。新中国成立后，在一系列政治运动推动下，榔梨地方社会原有组织形态瓦解。“大跃进”期间，陶真人肉身被毁，标志着陶真人为中心的榔梨地方社会结构最终解体。

附录《城隍如何守城：善城隍与晚清湖南地方政治》由正文衍生，讨论的问题仍在全书脉络之内。该著第二章述及，湘军集团为陶真人请封，理由之一即为“咸丰二年，保护危城”。实际上，陶真人与护城无关，倒是善化城隍确因护城有功而被褒奖。在考察善城隍守城及敕封的来龙去脉后，著者发现，敕封的真正原因是安抚在战争中做出贡献的商民，以达到联合地方力量维护稳定之目的；而敕封行为的发生，缘于长沙民众的请求。地方神明能够成为地方政府解决地方问题的原因，与清王朝统治能力日渐式微有关，还依托于地方神明的内在发展以及社会力量的增强。

地方文献的着力发掘

早先的湖南地方史论著，习惯从人物、集团、阶层、思潮等角度处理问题。在草创阶段，从此入手勾勒脉络、描摹轮廓，为后续研究铺垫基石，当然是必要步骤，具有不容磨灭的学术贡献。实际上，这也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即早年相关史料的整理刊印，远不如今日之丰富齐备，尤其是地方史研究，相关史料不易支撑起较深入的细部讨论。

平心而论，就近年史料出版、信息交流的情况看，研究者搜集史料的难度较老辈已大大降低（特殊情况如档案保密等另当别论）。史料收集是否“竭泽而渔”，基本取决于研究者所下的功夫。庞著在这一方面用力特深。以口述史料为例，书中共征引26人的口述记录，受访者年龄均在63-93岁之间，可见著者是真正走进榔梨社会内部，与地方耆老深入交流。如果没有丰富的口述资料，仅凭地方档案，书中关于陶真人与1950年代地方社会结构变迁情形的论述，恐怕无法达到现有水准。

读者读毕全书，除陶真人之外，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并非历史人物，反而是当代榔梨的地方文史研究者柳克文。著者在书中多次征引其《梨江旧事》《晚晴斋主自编年谱》《榔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料》等论著手稿，在“后记”中，更细致交代了寻找柳克文的历程，内容稍长，但值得照录：

柳是一位非常熟悉榔梨的地方文史专家，在关于榔梨的文史资料中，他的文章出现最多。因此，拜会柳克文成为我的一大心愿。遗憾的是，在实地走访的过程中，没有发现柳的更多消息，一般得到的答复是柳已去世，或不知去向。在一次访谈中，一位老人告诉我柳克文的哥哥柳克武还在世。当我到了柳克武的住处时，得知柳克武已经去世，家也搬走了，但又知道了柳克武之女的下落。8月的长沙，骄阳似火，冒着炎炎烈日，我一路问一路找，终于见到了柳克武之女。当我把此行的目的告诉她时，才知柳克文确已去世，家也搬到了长沙市区。尽管不熟悉，但她还是把柳克文儿子柳若夫的电话告诉了我。几经联系，我终于见到了柳若夫，并与他一道到了柳克文去世前的住所，找到了柳克文遗留的手稿《梨江旧事》。（第323页）

其间甘苦，有过类似经历的研究者应深有体会。

还具启发意义的是，著者从《中华山水志丛刊》中发现了《临湘山志》《龙潭山志》等材料。就其引用情况看，此类文献中其实收录不少社会史史料。如陈达勋编《临湘山志》中就留有民国时期陶公庙庙产归属问题的判决书、批牍等公文，对深化讨论相当重要，提示学者在搜集史料时拓展思路、放宽视野。

《陶真人救劫经》书影，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关系视角：史料解读的方法自觉

当然，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是一永无止境的过程。历史学者的本分，一方面是尽可能多地发掘史料；另一方面，则是在目前史料掌握情况下，努力推动研究趋向深入。在理论层面，庞著提出“地方自主性”这一概念以进一步探讨中国的“国家与社会”，这是其得意之笔。我不懂理论，也无意介入“国家与社会”问题的相关讨论，对概念本身的学理价值无力评说。不过，这一概念强调地方史研究应从地方内部入手，努力把握“地方的逻辑”，不仅将地方官员、巨绅之外的历史群体带回历史，对研究风气的由“虚”入“实”也不无裨益。无论如何，从实处着手，把握历史主体的行动并加以阐释，逐步逼近历史本相，应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工作。

在史料解读层面，庞著也不乏精彩之处。比如，在探讨同治年间陶李真人何以得到清廷敕封时，著者引用了一份公呈名单，其中罗列了参与请封者姓名，共33人。一一考证，发现这些人主要是“湘军的后勤人员和幕僚”，换句话说，湘军集团推动了陶李真人的敕封。不止如此，著者仔细爬梳公呈人员间的人际网络，发现大致存在同僚、同年与联姻三种关系，如“徐棻、舒勋、黄瑜、张自牧和康阜等人，同属湖南东征局，有为湘军筹饷而获得保奖之事”，“徐棻、易卓、彭申甫均是道光十五年（1835）中举，有同年之谊”，“彭申甫的父亲彭永思是嘉庆十四年（1809）进士，与陶澍是儿女亲家，彭申甫娶了陶澍的三女儿，与贺熙龄之子贺珏、胡林翼是连襟”（第105、114页）。凡此种种，小处说是明晰公呈人员的人际关系，大处说，则对认识湘军集团的地方脉络，亦有助益。

何以湘军集团乐于抬高陶李真人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因为陶李真人为湘军水师的保护神。这一结论的得出，依赖于著者对两份李真人庙捐款单的留意。据捐款名录，相关人员均为湘军水师出身，而在榔梨的信仰体系中，陶李真人是高于周边龙王的“大神”，具有掌控风雨的神力。两相印证，这一问题基本解决。值得称道的是，著者的思考并未停留于此。其据《清史稿》《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统计，发现自道光朝至同治朝，得到官方承认的湖南地方神祇数量一直呈递增态势，这一现象与湘军崛起、湖南地方力量的增强息息相关。陶李真人的崇拜故事，也应放在这条历史脉络中加以理解。如此一来，研究的深度与关联性，便大大拓展了。这或是全书用力最深的部分。类似的解读在书中还有几处，像分析国民政府统治后期陶真人由“神”到“人”的形象重塑，著者仍细致考察了《临湘山志》主要撰者的身份，发现他们几乎皆为湖南船山学社的成员，由此入手解释相关问题。

在我看来，全书实际存在着一个方法论上的自觉，即关系视角。绪论结尾提到：“从根本上言，与其说陶真人是本书的研究对象，毋宁说其背后的‘人’才是真正的研究对象。具体而言，就是从陶真人背后的‘人’出发，从他们的行为和交往关系入手，把碎片化的材料拼接成一幅完整的历史地图。”近有学者亦强调：从另一个角度看，仅仅限于“实体思维”，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还不够，还需要补充“关系思维”，将对象放到语境中、放到关系网络中、放到结构中去认识。追求的是“关系中的实体”“实体上的关系”，以关系思维统摄实体思维。（侯旭东：《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第323页）

的确，独立的个人不足以成为历史行动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历史真正的主题。在传统王朝政治史领域，关系视角的取径得到较好贯彻；但在地方政治史、社会史领域，仍嫌不足。事实上，对于地方史来说，关系视角的引入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里存在着史料上的结构性困境。只要时段稍早，现存史料便不足以还原一个地方性人物的基本面貌，遑论把握其思想与行动。这是地方史研究无法克服的先天难题，而关系取径为破局提供了思路：我们虽然无法还原人物本身，但凭借关系视角，大致可以重构当时的社会网络，进而将面目模糊的个人置放到大概合适的位置，以此逼近地方社会的实况。

社会史与政治史的交界

虽然著者自认本书为一本地方社会史专著，但其中亦有相当篇幅涉及地方政治。或者说，地方政治与地方社会，本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没有面貌完全单纯的政治史或社会史。而政治史与社会史的交界地带，或许是最值得着力之处。

第三章讨论说，1925年湖南水灾，省政府在迎请陶李真人、周公真人、它龙将军、湘乡易孝子等地方神祇进城救灾后，又非常怪异地从北京请来一位铁板将军。著者给出的解释是，“结合当时湖南省政局的变动，邀请北京的铁板将军来湘求雨，实际上是承认北京政府的一种宣言”（第198页）。这一思路，就将地方的社会与政治，乃至中央政局变化相勾连，也具备足够的解释力。

一些社会史进路的思索，对政治史研究也有启发。同章追寻民初陶真人信仰繁盛的因缘，注意到其时流行于湖南的民间教派紫霞教，进而发现，“紫霞教在当时不仅吸引了普通民众，而且时任军政要员也多参与其中。据《长沙市志》记载，湖南省政府委员毛炳文、专员张元富、军长贺耀祖、省会警察督察长杨重九等均参加了同心小补堂，并任堂内教长”（第192页）。而民国年间湖南的权势人物如省长赵恒惕、督军张敬尧、教育厅长曹典球，与紫霞教皆有密切往来。这样的历史因素，恰恰是地方政治史研究需要注意而常常忽视的。

赵恒惕，1880-1971

不过，政治史与社会史的相互解释，有时亦存危险。与北洋政府时期陶李真人经常进城救灾形成对比，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七年间，湖南政府一直未请陶李真人入城。直至1934年全国性旱灾发生，何键政府方迎请陶李真人入城祈雨。对这一异常现象，著者以何键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加以解释，即何键大致有一与中央政府离心倾向加剧的过程，这一趋势至1934年达到顶峰，因此有当年的迎神祈雨发生。但当蒋介石着手消除西南割据状态时，何键又逐渐倒向妥协，在祈雨结束两个月后发表了“力辟迷信”的演讲以迎合中央。这样的论证稍嫌简略，其间存在若干逻辑缺环。首先，七年未迎请陶李真人，似应确定这七年间湖南是否有过旱灾，旱灾是否严重，尤其需要与存在迎神祈雨现象的年份进行比对。其次，承认何键有离心倾向，且这一倾向在1934年达到顶峰，那么，何以确知迎神祈雨这一行为，就一定存在与中央抗衡的意味，而不是顺应灾情及地方绅民之吁求？第三，如何判断何键批评迷信之演讲是其妥协态度的表达，而非与其个人思想或加强省政府统治权威等因素相关？总之，研究者需要警惕政治史逻辑对地方社会运作讨论的过度侵占，在论证过程中，注意因果关系构建的限度。

余论

全书以“地方自主性”串联，通过陶真人切入讨论湖南社会的地方生存空间，线索明确、眉目清楚，很有整体感。且著者视野广阔，行文中随时与既有研究对话，问题关怀并不限于湖南。在陶公庙庙产兴学危机中，即注意到地方庙董与学董实则意见一致，不能依据逻辑推理判断二者尽处于对立状态，很好诠释了历史的复杂性。但不可避免的，书中亦微有小疵。

前已述及，著者在史料搜集上下了相当功夫。或是受此影响，某些论述在史料使用上稍嫌芜杂。如第一章介绍“榔梨的市场”，所用史料上至1879年，下至当代口述访谈，这里或许仍有史料不足的限制，但至少应随文交代以晚出史料论证较早问题的可行性。

再是，就个人感受而言，著者行文干脆简洁，惟表述有时略显跳脱。其解释1934年迎神祈雨成为省政府选择原因，以“地方社会力量的强大”“地方社会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密切的合作机制”“地方士绅与政府官员间有着良好的沟通管道”（第213页）作为每段开头，似加数字以示顺序为宜。再如介绍《临湘山志》作者群体，涉及王寿慈的部分，径以“王寿慈的护教救世”（第233页）作为起首句，读者大概明白其意在概括全段，凸显内容。但如此一来，前后文气割裂，较影响阅读体验。此外，还有一些校对上的枝节问题，如170页脚注4《光绪朝东华录》编者朱寿朋误作“朱寿鹏”。

任何历史书写都是一种遮蔽。著者将过往未及注意的相关群体纳入考察范围，从独特的问题点切入，为我们讲述了另一个精彩的湖南故事。但不得不说，故事的舞台是以长沙为基础搭建的，“国家与社会”的构架之下，如何彰显地方与地方的联系，似乎又成了问题。不过，本书的完成，也只是著者湖南研究的第一步。

附记：本篇承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老师、曾煜同学指正，又劳庞毅老师审阅，谨致谢意。黄兆楠在写作过程中时时鼓励，尤为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