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蝶变上海》兼谈上海意识的本源

韩国强 | 来源：

王唯铭《蝶变上海》（文汇出版社）

一个作家与自己书写的城市，往往既有某种精神上的牵连，又或多或少带着一份疏离，比如菲茨杰拉德与纽约、海明威与巴黎、卡夫卡与布拉格，只不过他们笔下的城市就是时代里的场景，漂浮在故事人物的背后。而王唯铭先生无论小说还是纪实作品，上海才是永恒的主角。他对上海的执念，如同一个长情的恋人用书信拥抱自己不吝表达的美人。

如今，其新著《蝶变上海》又摆在了案头，我发现王唯铭已不在意对上海局部的探微知著了，他正雄心勃勃地在为上海这座城市立传。作者在书中以撰写编年史的精微度复刻了这座城市的成长史——即上海在历经天际线的巨大变化以及市民文化的多次跃迁之后，蝶变为一座国际大都市的故事。

我认为《蝶变上海》最有意思的部分，也是作者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为那些在上海蝶变的过程中，从这座城市穿梭而过的重要角色造像。这当然是一组群像，其中既有来自西方的帝国官员、洋行大班和传教士，也有来自本土的露天通事、秉笔华士和买办。西风东渐，这些人最早搭建起一座中西交流的桥梁。

作者为这六大类的数十名人物分别立了小传，其中又不惜笔墨对秉笔华士进行了精雕细刻。看得出唯铭兄对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注入了浓厚的情感，为了复现那个懵懂年代华洋杂处的奇异背景，文本中并不鲜见年鉴学派的手法，横向导入了当时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通过一个个经典场景清晰地勾画出来。

被费正清称作“口岸知识分子”的秉笔华士，其主要人物包括思想家王韬，数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化学家徐寿等。唯铭兄在为他们作传之余慨叹，秉笔华士作为思想启蒙者，“传播中西文化，堪称划时代人物”。

关于上海的叙事，起于1843年的口岸开放。在这之前，上海尚处于历史的荫影之中；在这之后，上海露出了时间汹涌的海面，从此“上海时间”开始了。

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新旧文明的大转换期。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帝国，作为海权国家需要不断拓展新的航线，同时寻找商品倾销地。

唯铭兄在书中这么自语：“中央集权的、农耕的、东方的中华文明，遭到了自由主义的、工业的、西方的欧洲文明的挑衅、压制甚至蹂躏。惊慌是必然的，痛苦也是一定的，还有文化撕裂时的那种孤立无助、暗无天日。”但他同时又是欣然的，他引用了当时几个最有权势的人物的话语，表达了自己同样的心情。比如1862年，还只是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致信两江总督沈葆桢：“新时代在中国已露曙光，因为中国已采用轮船和铁路。”郭嵩焘也睿智地指出：“新形势就象一把两刃刀，它可以加害于中国，也可以有利于中国。”才子王韬在1864年更是深刻地说明：“上天使西方诸国麇聚于中国，不是为了削弱中国，而是来磨砺中国，就像把刀放在磨刀石上磨快一样，使它也变成富强国家。”

对上海来说，开埠毫无疑问意味着一次千年不遇的凤凰涅槃——一座沉睡的小县城就这么骤然间苏醒了。但在另一层面，开埠也意味着化茧成蝶的煎熬，由不得你愿不愿意，一切都必须在被动中接受。从本质上说，这是一次海权文明对陆权文明的碾压。原因在于，陆权国家是基于一种静态模型，即：他们眼里的资源与财富都是恒定不变的，国与国之间是零和博弈，其财富扩张模式是土地占有。

从1843年上海开埠，到1943年租界收回，此间的百年跌宕，正是唯铭兄心心念念的“海派文化”从青萍之末到蔚为大观的一百年。也是《蝶变上海》这本书的脉胳之所在。在不同维度的跳跃式的叙事中，唯铭兄就像一个优雅的剑客，弥漫书中的章句就是他洒落的剑花，我们需要沉静下来，拨开他看似芜杂的章句，才能找寻到他对海派文化在三个层面上的认知与解构：

海派文化中的最上层是独特“上海意识”，包括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上海意识”首先是一种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首先是机智与精明，那是从露天通事到洋行买办一路沿袭下来的察言观色的能力；现实主义的另一层面是对财富的强烈渴望，好的说法是具有冒险精神，不好的说法是投机心过重；“上海意识”同时也体现着上海人的国际视野以及海纳百川的包容力。作为陆权帝国边缘的一处颇具海权色彩的区域，我们可以发现上海这座城市的性格，它的商业属性和契约精神，无不镌刻着海洋文明的基因。

海派文化的中间层是器物。

唯铭兄不厌其烦的介绍了电报、电灯、自来水、照相馆、汽车、电话、电影等等西方最新发明第一次登陆上海时的情景，这些事物在上海的出现，在当时几乎与世界同步；进入20世纪之后，现代城市设施与标志性建筑群的出现，又使上海早早挤入了世界一流都市的行列。所有这些器物，从里至外，深刻地改变了上海人的精神世界与物质生活。

海派文化的底层是生活方式。

书中借由对张叔和的张园和上海滩四大舞场的逐一介绍，把当年上海市民的时尚生活呈现在我们面前，活色生香，历历如昨。唯铭兄特别提及了1890年代至1910年代，此间20年的上海突然涌现了出一个50万人的新阶层，没有办法为这一群体立传成为这本书留给他的最大的遗憾。这50万人包括技术工人、小商贩、小业主、洋行职员，以及媒体出版等脑力劳动者，他们是新生活方式的核心人群。至此，上海才算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市民阶层，形成了真正意义的市民社会。

作者在书的最后提到了一种人生境界，也是很多上海绅士的作派，即彼时有大亨时常挂在嘴边的人生“三碗面”——体面、场面和情面。三碗面的原则就是让事情的所有参与方都身心舒适。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要让每个人都具备起码的尊严；要让每个人都具备起码的礼仪和教养；要让每个人都具备起码的同理心和同情心。这是一种可以让人得到安抚、得以安顿的气质，因为迷恋这种气质，曾有不少南来北往的朋友居留上海。无论多少风雨颠簸，上海就像一叶孤舟，给予那些渴望栖息之所的奔波者与思想者以长久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