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闻 | 来源：澎湃新闻
王献唐（1896—1960）是国内知名考古学家、图书馆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他精于文字、音韵、金石、目录、版本，又通典籍，兼长诗文、书画和印章，被称为“山左三百年罕有之大贤”。
近日，由张书学、李勇慧整理的《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一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知名书法篆刻家、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刘一闻从《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说到王献唐的书画题跋、鉴定收藏与文章。在他看来，广袤齐鲁大地传统文化的一砖一石一瓦一木，想来都与王献唐这个名字息息相关。
王献唐先生（1896—1960）
这是一部堪称厚重的文献性著作，之所以说其厚重，当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这部书分上下两册，开本阔大，字数逾70万近800页次。又朱墨灿然，版式雅致，印刷精美甚是可观。另一方面，此部大书为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文字的首次汇集，主事者“搜集整理了王献唐先生所藏所见历代金石文物、书法绘画以及相关著述等所作题跋精品500余篇1000余则，按钟鼎彝器、古代货币、印玺封泥、刻石碑版、砖瓦陶器、书法绘画、其他等七大类汇编成册”。如此大体量的内容萃结，旨在通过题跋这一特殊文字形式，来集中展现王献唐学术生涯中的不同寻常之处。客观说来，此书只是“王献唐专题研究”的一个部分，是整理者张书学、李勇慧为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王献唐全集》，而先行推出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 作者:王献唐 著/张书学李勇慧 整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王献唐旧藏毛公鼎全形拓
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代学人王献唐的生平业迹人们多已熟悉，然而对于他的毕生历史性贡献，我依然觉得有必要再做一个概要阐述。在此，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肤浅认识。
中年时期的王献唐先生
首先，在王献唐的一生之中，他对于搜集、保护、整理山左乡邦文献和各类文化遗存可谓竭尽全力事必躬亲，换言之，在王献唐灿烂人生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但凡所见，他皆深入生活悉心勘察，甚至不顾体弱年迈时时出入田野考古现场以获取第一手资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广袤齐鲁大地传统文化的一砖一石一瓦一木，想来都与王献唐这个名字息息相关。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任重修山东通志筹备委员会主任状（1930年）
其次，是对我国文字学、文献学、历史学等系列学科的深入研究，且多有创见每有著述，其涉及内容之广和文字总量之大，信为同时同类学者间所罕见。这一现象，尤其对于当代学术研究领域富有前瞻性借鉴意义。
青岛出版社《王献唐文集》（2004-2010年出版）
第三，是对近代图书馆学、博物馆学以及考古学建设的开拓之功。作为山东地域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王献唐可称鞠躬尽瘁居功至伟。作为山东文博事业的奠基者，王献唐一生为邑地场馆的可行性发展更是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客观上为山图、山博日后走向科学性系统性管理，倾尽了心血。这一切，人们都能够从已经面世的信札和大量留存资料中得到详实印证。
山东省立图书馆（山东金石保存所）遐园正门（1930年代）
山东大学教授聘书（1938年）
山东省立图书馆“奎虚书藏”（1936年）
与山东省立图书馆（山东金石保存所）同仁合影（前排右二为王献唐，1933年）
最后一点，是王献唐表现在金石篆刻和书法绘画领域的不凡艺术造诣。他能书能画能刻，这是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完全归属于学人一脉的难能实践方式，此般由丰沛学养而至的别样风采，与以此为活的寻常书画家在表现手法上自是大相径庭，在思想境界精神内涵上，更是不啻天壤。尽管王献唐在创作上起步很早，但因为终身耽湎于学术之道，而作为消遣方式的他的传世作品自然有限，正出于这个原因，他的片纸只印往往被人们视为世间瑰宝，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当然，对于王献唐来说，上述这几个话题都是紧密相连的，也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放眼百年长河，能在近代学术史范畴内形成自己独特学术体系的，真可说是凤毛麟角。
就王献唐已呈系统化的学术研究而言，或可以用一个“博”字来概括——博览群书而博学不倦，博通文史而博闻强记，博采众家之长而博识历代菁华，博富担当之心而博爱家国情怀。在此基础之上，王献唐还能够做到一个“深”字。丰碑大碣向来是世人争相研究的，王献唐在关注这些传世名品的同时，也将视角转移到不为人所重视的领域，虽然是残砖断瓦，竹头木屑，皆或发微阐幽，征引文献，或参考侪辈成说，继而形成自己的考释结论，言他人所未言之处，考前人所未考之物，摩挲研究，乐此不疲。此即王献唐数十年如一日的由扎实学术里程而至的博大精深之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南方藏家马国权为《近代印人传》稿件，专程到济南大明湖拜谒王献唐。当时王献唐虽已抱病休养，但依然坚持为马氏所携铜器拓片题跋留念。马国权写道：“先生为余扶病作长跋，记此簋出土时地甚详，皆并世学人所未及者，博识至足令人佩仰。治印特其余事耳。”今天，人们在《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上卷中，有幸可以目睹这一题跋件的全貌，并知其时为1959年。与王献唐同时完成题记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考古学家郭宝钧，并有于省吾、唐兰、胡厚宣、徐中舒、张政烺、徐森玉、王福庵、黄葆戉、张鲁盦、沈尹默、谢稚柳等一流古文字学家和书法篆刻家。此件题跋大幅可谓“群贤毕至”，此中，以王献唐的题跋文字篇幅最长，考证也最为确切详尽，难怪马国权会发出“并世学人所未及”由衷之叹。
明湖雅集（1937年6月28日摄于济南市大明湖南岸山东省立图书馆遐园）
与山东省立图书馆（山东金石保存所）同仁合影（前排右二为王献唐，1933年）
通过以上实例，使人们除了能够进一步看到王献唐在学识上的广度和深度之外，更加体会他的一丝不苟的学者风范。
王献唐对近现代印学的贡献
世人对于王献唐相关印章专学的全面了解，大都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首次见到的《五镫精舍印话》一书。
“五镫精舍”是王献唐的斋馆之名，《五镫精舍印话》是他的一部印学专著，作于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之间，其时王献唐适四十岁上下。全书涉及印史、印谱、印章形制、印文考释及印章鉴赏与辨伪等印学等话题，计179篇245千字。文篇中所展现的对各类印章源流梳理、古文字个案研究和古代典章制度的探讨，皆具很高的学术价值。作为由齐鲁书社编辑的“王献唐遗书”系列之一，此书于1985年上半年出版之后，即在域内生发热烈反响，如今更成了印学研究的必读文本。
齐鲁书社《王献唐遗书》（1979-1986年出版）
《五镫精舍印话》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书中所讨论的不仅仅只是单一玺印问题，而是把玺印作为核心议题，旁征博引，广为涉猎，同时将古玺印文字及其特殊形制与历史文献互为印证，在识真的同时也提出辨伪话题，在审美的同时也牵带考辨之说。所以说，此书虽然涉及我国传统印章的方方面面，但绝非一般印章启蒙的通俗读物，作者正是站在考古专学的历史维度，运用实物参证之法，系统地阐述了与古代印学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譬如书中所列举的“汉魏六朝印章字数例证”“鉨印款式之演变”“摹印与繆篆”“封泥”“异国文字印”“汉官印体制之异”“顾氏集古印谱”“十钟山房印举”“簠斋精鉴”“齐鲁各家藏印”以及“印谱著录之编选”“高南阜六印山房记”等典型文篇，不论章节之短长，皆引经据典每出新见，可谓见微知著不一而足。
从王献唐所有的著作及其各类序跋题记看，所涉稽古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这一些，人们可以从《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得窥全豹。在此需要提出的是，著作中所展现的能够充分关联并辨析时代性文字特征的文篇，多有可读之处。
在王献唐一生之中，经他寓目的古玺印数量之巨，手拓历朝历代印章之多，个人收藏玺印之精，鉴别水准之高，在民国时期的齐鲁地区公推无出其右。正是因为眼界既宽眼光独到故而独具慧眼，以致在赏鉴活动之中往往能一语中的，立断真伪优劣。许久以来，王献唐每每遵循从形制、材质、文字以及出土地点和收藏过程等诸多视角，来审度印章的特性所在，问源头活水，求木之本末，有感而发地留下了大量的序跋题记文字，或长篇大论，或惜墨如金，如今读来倍感亲切良多受益。古代印章的品类之多面貌之广本不难想象，由此，人们自可领略作者在这一领域的由熟稔鉨印文字而至的专擅之优，同时更显现出王献唐本谙于完整古文字系统的难能之能。可以说，王献唐对古玺印的研究与认知，已至犹入千军万马阵中而纵横捭阖有游刃有余的自由王国。
纵观王献唐印学研究特征，他的以文物实体为经，以源流并举为纬的历史唯物主义治学观，正是支撑自己完整学术精神之所在。和《五镫精舍印话》一样，这些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和日积月累自成语汇的印学文论，除了泽被后学，也从另一个角度映照出这位旷世人物的非凡学养和思想光芒。
王献唐的艺术理念及其篆刻
从青年时代起，我便一直在关注王献唐的篆刻、书法和绘画艺术。这既是王献唐学术构成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容易被世人忽视的部分。
篆刻一门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却能体现作者的综合修养和审美高度。此一表现在印材上的运用镌刻手段所完成的图文形式，时而被调侃为“雕虫小技”，而实际上，却是一门专技抑或专学。
在《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中，与书法、篆刻、绘画有着具体关联的章节有两部分，分别是“印玺封泥”“书法绘画”。实则，此中题记文字除考证内容和同时展现的书法之美外，如果细心观察，在部分题跋附录图片中，每可见得王献唐所使用的印章，这些常用印章，堪称近年有关王献唐专题研究出版物中著录最多的一种，此中大部分为王献唐友辈董井、寿石工、马少维、丁希农和李伯鹏、董作宾等刻赠，其余为王献唐亲手所制。
王献唐自幼天性聪颖能写能画，出于好奇，不久便尝试刻印。确切地说，他的日后渐呈面目的篆刻之作，最初却是从喜印藏印开始的。我曾见得他的为数不多的成年以后的印章之作。总体地说，这些印章大抵以秦汉一路古典鉨印为基本风调，沉静雅致、古意充盈且不失矩度。
海嶽樓藏鈢印原拓
张书学在《王献唐先生藏书印鉴辑考》一文中，所涉王献唐自刻自用印章若干。譬如他于1933年8月间分别四刻的“西海”“柱下史”“长物”朱文、“献唐”白文、“献”“唐”朱白连珠印，以及“琅琊王献唐印”“平乐印庐”白文和“凤笙南游所得”“寒金冷石文字”朱文、“抱残守阙”“心澄”等白文诸印，可谓形状各异风貌迭出。结合他的日记，可知此中不少印章为有感而发的兴来之作。
在浏览王献唐信札时，我也曾留意到他给往昔同窗李伯鹏的一封与印章内容相关的书信：“百朋学兄左右，手示敬悉，尊印何其佳耶，数年不见乃精进如此，真出意外。印文清劲无尘俗气无时下恶派，吾邑印人似无出兄右者。弟意最好买一部《十钟山房印举》，日与秦汉印为邻，所语皖浙诸家之印谱一概不看，自然神与古会。近来吾邑治印多流入浙派，浙派能迎俗，秦汉相隔甚远，望力避之。”从王献唐的这段文字里，人们自可直接读到他对摹习古印的明确立场和方法指南，以及对于印章一域雅俗之分的明确表述。此中难能可贵的，正在于他所提出的远避流派积习、接获秦汉气息的真知灼见和坚定不移。自然是，他的此番切中时弊的由衷话语，所针对的或是那些已经跨越技法层面、而在风格认知上尚处彷徨踟蹰的刻印者。
在对待我国传统文字的认识上，王献唐对印面文字的或鋳或刻，每有独到见解，他认为“古人刀笔，以刀为笔，习之日久，用刀犹用笔也，宛转生意，不修不饰，清刚直下，出乎天然”。又云“以刀刻金，一刀一画，刀镌金内，握刃立下，自然直起直落。起处不能逆入，落处不能回收，非特无须事此，且若逆入回收，反多繁累，此又自然之势，自然之理，不得不如此也”。——这是《顾黄书寮日记》中的一则，其内容是论述印面形成的刀笔特点。在这两段文字中，王献唐认为刀笔合一之后所呈现出的不加修饰，以至自然天成的状态是审美的至高境界。而线条准确流畅毫不做作，最终呈现的画面势必亦清朗醇厚刚柔并济且丰富多姿。王献唐的这番论述，使人们得到很多启发，那就是无论书法创作，还是篆刻实践，他一直秉持“使刀如笔，运笔如指”的执念和“布算子不难，难在朴茂”以及“因事制宜，万难拘一”的审美标准。
王献唐的这一观念所在，我们还可从他为董井篆刻的序跋中得到印证。作为同馆好友，平生为王献唐治印最多的董井及其印作，一向夸赞有加。在《勉行堂印存》中王献唐题道：“坚叔治印，独得古人法乳，刀发于石，犹笔著于纸，刃过成划，不修不饰，神理所会，笔不能至，而刀能达之。”王献唐的题识文字多具考证属性，通常囿于古代玺印一域。而为当时代印人作序题跋向来稀有，眼下所见仅此一二之例，由此可见王献唐对这位廿年前已蜚声印坛的同道挚友的高度评价，同时也集中反映了他素来主张的行刀如笔刀笔从容的印章创作方式。
王献唐检鉴印记
说起来，董井的刻印之道，事实上也经过了漫长历程。明清交替之际，随着晚明以文彭、何震为代表，清代中期以邓石如为盟主的印坛风云人物的先后出现和不断影响，致使诸多印章艺术流派及各类创作样式风靡一时。几乎同时的浙派印章和继之而起集于大成的晚清诸家，自然也成了众多印人的追摹对象。入道未久锐意思变的董井，想来也身逢其时。从他先后为王献唐所刻数十方印章看，表现于董井前期的由流派印章而至的创作路径已清晰可见。他曾经模拟过不少有如邓石如传人、清代名家吴熙载的印风，印例中的“凤生审定”白文、“庚午年得汉画十七石”“岫云书窠”“长乐未央”朱文等，堪称典型。此间，以作于1929年的“献唐”白文印最为突出，但见其边款所刻“坚叔学让之”赫然在目。除此之外，从董井所作的若干前期作品里，还可得见时有清末名家赵之谦（例“双行精舍善本图书记”朱文、介于吴、赵之间（例“寒金冷石文字”）及黄牧甫印风（例“献唐劫后所得”）的面目留痕。
令人注意的是，董井印作中前后显现的以北魏书体入印的如“双行精舍校藏经籍印”（董自谓“仿始平公造像”）及钤盖于《两汉印帚》界页上的“附周秦汉印五十紐”两印，让人顿有耳目一新之感。当时，北魏新体虽初见于书法作品，但印章运用几乎不见，由此，自可窥得他的创作胆魄所在。董井此般充满锐意然不悖遗制恪守格辙的戛戛独造手法，看来恰恰是王献唐反复推誉的最为主要的方面。
所以说，表现在书刻之域的美学界定想来是同一的，如果从审美角度和美学特质看，王献唐的这一段话语，既是篆刻的，也是书法的。
《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还收录了《王筱舫<篆隐斋印存>》一文，其中有“尝谓世间万汇，惟书画、篆刻不能欺饰，一举手间，学识之力，悉跃然纸上。吾于先生印集，谂其功力醇深，学识迈时史远矣”之语，在此，王献唐借用题赞王筱舫之语来表达自己对书画篆刻的卓识。在王献唐看来，纸上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表象，无论风格如何，或者表现形式如何，这些只是最终呈现出来的给众人品判的一件件作品而已，当透过表面意象，进一步溯源作品其后的表达意图之时，王献唐连续两次提出了“学识”这一概念，认为学识所在，其深度和高度便会决定作品的格调。在此，人们或可将之理解为作品中所蕴藏的生命状态和心性表达。这样的话，便可理解学识学养和创作之间的必然关系了。
若从深处讲，自然也需积累丰厚的学识之力方可表达。如是，我们仍可从本题中王献唐所说的“世人治白文印竞言秦汉，秦汉其名不必能为真秦汉，秦与汉不同，西汉与东汉又不同”“会于心而略于迹，欲为秦汉必先为秦汉之人……惟其如此，始可与言真秦汉，亦唯如此，始能为真秦汉”和“始能晤言握手于一堂，游刃无间”等语句中取得求证，以进一步理解王献唐的刀笔自信并非只是形式上的追秦摹汉，而是往还于精神层面——亲睹秦汉玺印之岁月留痕，联想秦汉社会之风貌态状，进而对秦汉之季人文审美迹象展开由表及里的本质性认识。故而，我们可以将王献唐的篆刻及其书法创作，完整地视作为由集古而考古，由考古而传古，由传古而复古的演进过程，以最终呈现出由学人本色所致的自家艺术样式。
统观王献唐的印章创作实例，人们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一条贯穿始终的主脉络，这就是以齐鲁地区出土古玺印和两汉魏晋印章为载体的互为借鉴之途。然而，人们同时也看到，王献唐并非泥古不化，在自己各个阶段的篆刻实践中，他不忘请教前贤转益多师，不时明晰并汲取有如海曲许氏、丁氏和潍县陈氏等乡邦先辈的审美法则及雅正理念，自始至终以秦汉风度为视野标榜，不断拓宽创作路数，进而形成个己篆刻面目。
总的说来，在王献唐的印章作品中，人们既可读到由其自身艺术格调而至的尚古意趣，更能见得表现在他刀笔之下的融汇两周金文、齐鲁陶文、秦汉玺印、魏晋印章以及刀布、封泥和砖瓦文字的入印手段。——揆其风神为己所用，这也许正是王献唐篆刻由时空而至的与众不同的方面罢。
王献唐的书法
书印同宗和书画同源，这不仅是人们的习惯认识，也是行道中人的共同体验。和传统印章艺术一样，与之相关的王献唐书法创作，同样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
紫杆颖毫对于王献唐来说，既是须臾不离的书写用具，更是抒发睿思寄托怀抱的亲密伴侣。
王献唐能书且久有书名。对于书法一道，王献唐诸体皆善，举凡甲骨、大小篆及汉隶书和行楷书，可称得心应手。如今，人们所能见到的他的书法作品，在形式上多数以楹联为主，其次是堂幅，再就是扇面、册页或者题匾、题耑一类。视其内容，则大都以古人佳句和自撰诗词为习常。
留存于世的王献唐最多的书法作品是金文大篆一路，这些浇铸在青铜礼器上的各种文字样式笔体优美意态丰富，十分接近书写原意。金文书法的兴起，跟20世纪古器物的大量出土有关，尤其是内中各式古代文字，竟引来书界好古模古之风的一时骤起。需要说明的是，与那些不辨时代、不论地区、不分书体的通常写家所不同的是，身具学问家之身的王献唐，恰是由大量深研古器物和不断熟识古文字之基而登堂入室的，正因为此，在他的笔下才会重现出三代吉金或峻拔有致或整饬华丽或清迈安雅的无尽风采来。
为维周书金文联（1933年）
从广义上说，因为篆籀文字本具一定的视觉之美，故而，王献唐的此类书法之作，时而出现在他所擅长的楹联作品上。譬如《王献唐年谱长编》前页有载的先后作于1933年和1937年，分别为著名剧作家老舍及孔夫子七十六代嫡孙孔德成所书的金文八言，便是他的典型手笔。从中可以看出王献唐于金文之精熟，可说已经到了随手拈来的程度。
为老舍书金文联（1933年）
孔圣王人大篆七言联
相比之下，王献唐可称书法之作的汉隶一体，从总量上讲并不算多，多散见于大字匾额、书名题耑以及扇叶小件。
王献唐此路书风的出现时间未必晚于他的篆书书体，这一情形的发生，看来跟彼时碑学书法的蓬勃发展态势有直接关联。另者，《年谱》也记录了王献唐青年时代已有临摹多种汉碑的具体信息。记忆中，我曾见他的一件早期小幅绘画上的自题隶书，书风既近古雅秀美的《曹全碑》，亦似委婉浑朴的《华山庙碑》，间而还可循迹《熹平石经》的法则韵度。细察之下，唯见笔性沉稳结体安妥，并能体味到他的由功力积淀而致的笔体特征。
如今，人们在赏读王献唐的隶书作品时，仍不可避免地会感受到有如翁方纲、桂馥等清代书家对他的影响。翁、桂两家皆为碑学时代的重要人物，他们集创作与研究于一生，可谓风格分明著述累累，在碑学一域尤声名显赫。在此，且不论当时是否受到“人人言碑”的习尚影响，然从王献唐的书学一径看，他的始于汉碑文字的研习热情和日后实践之途，大体可称异曲同工，由此看，表现在彼此作品间的理气互衔和体貌相接便也自在想象中。
王献唐的这一类最能全面反映汉碑根底的书风，分别出现在他的各个历史时期。如1932年为齐鲁大学《国学汇编》的题扉、1937年为孔莲舫作隶书轴、1939年为朱镜宙绘《维摩室图卷》隶书题诗刻本，以及1954年所题“蒲松龄先生故居”门匾等。
为齐鲁大学《国学汇编》题签（1932年）
为孔莲舫书隶书轴（1937年）
自然是，从《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中，人们同时还可了解到他在汉碑一域的相辅相成的理论叙述实况。
在王献唐的一生之中，由于运用广泛，行书一体是人们见到最多的种类，也是最能够体现为书者真实性情的书体。他的这一类早在青壮年时代已经形成的楷中带行、行里见草的独到笔体意态，人们可以从他的大量题跋文字中进一步读到。
从风格上说，王献唐早期行书在笔体上具有峻峭险绝、锋棱毕现的特性，这一情状的产生，看来与他年少之时对“二欧”父子书法的钟爱有关。在我国历史上，欧阳询书法享有隆誉，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号称“唐代初四大家”，所作劲险刻厉、端严自许。其子欧阳通继承家法，然兼有别调。若追索源流，“二欧”之上，便是“二王”楷帖法则，由此可见“二欧”父子的风规接壤。
对于用笔方法的讲究，王献唐在为颜真卿书《东方朔画像赞》的题跋中说“作书用笔，分方圆二种。方出于隶而宜于隶，圆出于篆而宜于篆，皆书体使然。惜抱先生分文章为阳刚、阴柔二美，书道亦然。方笔者，阳刚之美也，过刚则失之悍；圆笔者，阴柔之美也，过柔则失之弱。方圆并施，斯为合作，惟楷书能兼之”。从王献唐的这一段表述中，人们自可明晰他对传统用笔特性的一语道破而通衢豁开。结合王献唐的行书作品，人们除了感受他的神接山阴的书写状态外，更能体会作者胎息于“二王”“二欧”的笔体之长。
王献唐的绘画
与书法创作一样，王献唐在绘画上也擅长于各种形式，在题材表现方面，花卉、山水最为常见。此中，花卉一般以小写意为主，浅色相辅，逸笔疏疏；山水则以水墨为多，工、放互寓，略施色彩，风格简括近乎新安画派。很少见到的减笔写意人物，偶尔会出现在作为补景一类的山水画幅之中。
木芙蓉图（1921年）
王献唐辛酉年所绘并有隶书题款的家藏《设色木芙蓉图》，为时下所见最早的一件绘画作品。但见图中花蕊双勾填色，花叶没骨挑筋，构图饱满设色雅致，又款识妥帖小中见大，全无稚嫩之态。此后多年，无论是1930年为丁惟汾所作《菊花图》、1938年为屈万里所绘《山居图》、1943年为李炳南所作《雪庐图》，还是1944年身居四川时所作的《粟峰读书图》和1948年所作《风荷图》，皆从各个方面映现出王献唐在绘画一域的客观水准。特别是大幅中堂《风荷图》，通篇几乎全以水墨构成，真可谓偃扬向背疏密得宜，枯湿浓淡之下，偶见点染恰到好处。难怪书画鉴定大家谢稚柳先生在展观《风荷图》后，当众兴致勃勃地欣然提笔——“山东高凤翰写荷极有妙致，此图足以继之。谢稚柳观因记。”
《风荷图》（1948年）
当代山水巨匠陆俨少与王献唐也有一段往日翰墨之情。他在亲睹《风荷图》时犹见故人一般，击节称赏之下，兴味盎然地在画幅右下端题道：“丁丑（1937）之变，予避地入蜀，寓居重庆之大江南岸，闲近笔砚，取法汉隶稍近金冬心漆书。不知何以传至胶东王献唐先生，独称誉之，以为近古。实则予与献唐先生初未识面，神交而已。回首往事遂五十年，近因事识一闻兄话起此事，承告献唐先生为其外祖，因予旧有此一段因缘。兹出示风荷一幅，一一翻举，如坐西泠桥下，令人顿忆杭州时也。壬申十月，八四叟陆俨少并记。”
为张海清绘巴蜀山水扇面（1948年）
为赵俪生画梅并题（1949年）
始自少年时代的王献唐绘画，从数量上看，或许略少于他的书法之作。然而无论从形式抑或内容看，此道多面作手确为同时代少有。对于王献唐而言，印章一门和书画之道，虽说都是聊以自遣的砚边余事，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既是他的完整治学生涯的一个部分，也可看作当时匮乏物质生活的精神犒劳。随着时间推演，所有这一切，皆已汇成了唯王献唐独有的天地人寰的人生大文章。
早在1938年，时为著名教育家和学术领导人的傅斯年，在“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专函中说：“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著作精富，名闻海内，乃考古及史学之长才也。”1984年，时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的张政烺和国家文物委员会主任的夏鼐，联名致函文化部：“王献唐先生系山东省近几百年来罕见的学者，著述遗稿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至1994年，孔德成先生在《王献唐先生墓表》中写道：“盖先生一生学术，及目录、版本、校雠、训诂名家于一身，融文字、声韵、器物、古史之学为一炉。” 以上所列，已足以让人们通过我国现时代的各个领域，来充分地认识王献唐其人其学其事了。
跋张政烺赠《曾七如画册》1952年
总之，外祖公王献唐的一生，是为佑护华夏民族文化而不惜奋斗的一生，他历尽劫波洗尽铅华，其坚贞之心从未丝毫改变。历史地看，王献唐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他的爱国行为及道德文章，更是后世景仰的丰碑。
面对着厚厚两大册《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犹如面对无际大海一般唯望洋兴叹，一时竟不能寻思其深远广大。我在捧读此书之余，也只能从我的浅薄所知，尝试着对王献唐相关专题做一些唯恐贻笑大方的简单诠释。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献公将自拓及友朋相赠金石文字拓片分类装贴成册，署名《寒金冷石文字》。我由此联想，从字面上看，所谓“寒金”“冷石”似乎是寒凉冰冷的，不过我分明觉得，献公耗费平生精力来收藏保护、进而无私弘扬的这些文化瑰宝，正象征着连绵不断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他，始终以一颗无比炽烈的赤子之心和报国热情，给那些世间冷寂文字带来了生命暖意。同样，张书学、李勇慧伉俪费心整理的《王献唐金石书画题跋辑存》何尝不也都是温暖人心的文字呢。作为王献唐的后人，透过这些文篇的字里行间，我分外感受整理者的温馨情怀。
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和祖国文化事业的日益昌盛，在当下，人们对于传统历史的认知和渴求，已是势在必行。在此，让我们共同期待本书的二位整理者万般辛苦的广撷博搜，继而发现更多的相关文献信息，以使王献唐专学尽善尽美。
注：本书的整理者张书学、李勇慧夫妇均为历史学博士。张书学是山东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李勇慧是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二级研究员。多年以来，两人坚持从事王献唐专项学术研究，可谓成果斐然。先后出版有《王献唐年谱长编》《王献唐往来书信集》《一代传人王献唐》《王献唐著述考》等一系列的学术专著几乎都是大部头之作，尤其是2017年问世的具有140万文字之多的《王献唐年谱长编》，曾在业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王献唐年谱长编》
《王献唐往来书信集》
注：本文转载自《中国文物报·文博中国》，编者有编辑，小标题为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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