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河流中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官员

李公明 | 来源：澎湃新闻

薛暮桥年谱（1904-1952），范世涛、薛小和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5月，158.00元

正如《薛暮桥年谱：1904-1952》的“序言”所说，薛暮桥有三种基本身份：革命者、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可以设想，如果薛暮桥是其他政治身份或同时代在欧美接受系统专业训练但未参加革命的经济学家，他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和经济学发展方面也就难以发挥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第3页）这一设想当然符合事实，反映了在特定政治权力结构中的技术官员层面的身份来源与角色合法性。从年谱撰写的角度来说，这三重身份特征使谱主叙事在三种视角中相继展开，但在我看来最终的重点还是落脚在“经济工作领导人”上面。作者接着说：“薛暮桥是大革命时代投身工人运动的资深中共党员。这一身份的意义在以往是人人知道的常识，随着革命者陆续谢幕，革命者身份的社会含义变得模糊不清了。如果不充分重视革命者身份的意义，就很容易产生对中国改革开放史的误解。”（第3-4页）要重视“革命者身份”与“中国改革开放史”的联系，这是没有疑问的；关于容易产生的“误解”，则是一个有讨论意义的问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作者在此当然无法展开论述，也许在后面写到改革开放时期会回应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问题不仅有意义，而且不是谱主所独有的，而是折射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革命者身份”的重要性，所带出的是“老账”与“新问题”如何纠缠在一起以及如何在论争中解决的问题。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如果是对薛暮桥在改革开放史中所起的作用更感兴趣的话，那么阅读这部止于1952年的年谱也是有必要的：这是在历史的河流中溯源追踪，探寻一个左翼经济学家与经济官员群体是怎样炼成的。

作为经济学家，薛暮桥不仅从未在大学经济系就读，甚至连大学也没有读过，的确是自学成才。他在小学毕业后考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预科，两年后因家境困难而从该校肄业。然后就考上火车站练习生，开始了从火车站代理会计到工会领导人的职业生涯。从他的自学来看，主要有两个阶段：一是1927年至1930年在监狱中的自学，二是在农村社会调查与工作实践中学习。关于前者，《年谱》在“1929年”下记载：“移送普通反省院。在普通反省院每周上课数小时，‘他们要我们上课洗脑筋’。课程包括三民主义、会计、音乐、世界史等，上课之外，每天读书五六个小时。薛暮桥晚年回忆：普通反省院三民主义教员是不错的，有学者风度，还允许我们辩论。在那里还教会计，让大家出去有谋生手段。会计教员教得很好，过去做会计不懂原理，在那里学了原理。……教音乐的教昆曲，要共产党员陶冶情操，所以我现在还会唱几句昆曲。”（30页）这是他在监狱自学成才的客观环境。在此之前他读过被列为禁书的《三民主义》《共产主义ABC》以及上海大学油印的波格达诺夫著《经济科学大纲》，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曾经对中国老一辈革命者有过很大影响。监狱生活的前期在浙江省“特别反省院”，学习世界语，参加上海世界语函授学校，担任学习小组长。此期他还认真阅读了一项社科著作，包括孙中山《中山全集》、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大纲》、河上肇《资本主义经济学之史的发展》、韦尔斯《世界史纲》、王世杰《比较宪法》、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摩尔根《古代社会》和达尔文《物种原始》等。毫无疑问，这时他对经济学发生了兴趣，但是也不应忽视了他对宪法学的学习。我注意到年谱中“1931年”下的这一条：“5月21日 《民国日报》报道，江苏省高等检定考试卷业经评阅完毕，全部及格者3人，薛與龄列于‘一科及格通告’中的‘国文及格者’和‘比较宪法及格者’名单。”（37页）薛與龄就是薛暮桥，能通过比较宪法的考试，无疑与阅读了王世杰的《比较宪法》有关。钱端升在1927年曾撰文介绍并高度评价王世杰的这部宪法学著作，尤其指出书中关于主权、个人权利、联邦制度的论述以及“中国制宪问题的经过”一章是最有价值的部分。他还特别提到王世杰对“联邦制度”有很中肯的论述，“可惜在四五年前联省自治的呼声很高时这本书还没有出版，不然便可以祛除不少的肤浅的议论”。（钱端升《王世杰氏的比较宪法》，《现代评论》第七卷第一五七期，民国十六年十二月十日，页十八）这既说明了薛暮桥的自学能力较强，同时可以说明他在接受政治经济学启蒙的同时，也开始学习了有关法律的知识，关于法治的观念进入了他的思想世界。可惜的是《年谱》中没有记叙薛暮桥参加这次考试的有关情况，或许是因缺乏相关材料所致。

对于后来的那个集革命者、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于一身的薛氏来说，在早年的自学中所接受的思想观念有些可能在经过漫长的岁月磨洗后仍然会表露出来，在历史的河流中仍然会闪烁出几点星光。在《年谱》中的“1952年”下，“1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文件指出：……。此后，‘五反’运动迅速开展起来。”作者接着大段引述了薛暮桥本人写于1991年的回忆录手稿中的论述，这时的他认为当年的种种“违法行为确实是相当多的，但这需要通过法律手段来进行，不应当用群众运动来代替法律手段。在劳动人民已经夺取政权以后，应当建立法制，运用法律手段来打击一切违法行为。运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打击违法行为，势必带来不少消极作用，也有伤法律的尊严，为建立法治制造障碍。‘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正是忽视民主、忽视法治，滥用群众运动所产生的恶果。我在过去同苏星、林子力同志合著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中，仍然完全肯定‘三反’、‘五反’运动，直到1989年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和《求是》杂志发表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才提出上述见解”。（698-699页）虽然很难说这种见解与早年阅读过王世杰《比较宪法》有什么关联，因为对“文革”悲剧的反思肯定是最首要的因素，但是在关于“初心”的研究中也不应忽视革命者早年所受教育中所接受的各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作者继续引述了薛氏对当年“三反五反”运动的描述，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关于“三反”“五反”运动的发动、过程及其后果，薛氏的认识转变是在改革开放的思想氛围中形成的，类似的思想转变也是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毫无疑问，《年谱》作者对此显然有明确的意识：“薛暮桥作为成熟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对自己的工作和思想都有较强的自觉性，擅长在总结和反思中推进工作和研究。因而薛暮桥往往在跨度很大的时期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在这本《薛暮桥年谱：1904一1952》中尽力反映这种反思特点。在具体条目中选取薛暮桥在不同时期有关同一事件的不同文献，反映其角度和看法的多样性。事实方面优先引用更为细节的文献，薛暮桥晚年的看法则作为薛暮桥的代表性意见。”（序言，12页）这种撰写方法当然是很有价值的。

有点遗憾的是，《年谱》中的1951年底和1952年头几个月里关于薛暮桥在运动过程中的记录似乎太简略了，只有某日出席什么会议寥寥几字，没有记录具体言行。顺带想说的是，年谱撰写中所依赖的“未刊资料”对于一般难以接触原始资料的读者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谱主的生平会大有帮助；尤其是一位经济工作领导人在经济领域重大运动的过程中的言行表现，或许应该尽可能提供稍为详细一点的资料。

关于谱主在社会调查与工作实践中的自学，首先是受到陈翰笙的影响。正如作者所说，薛暮桥成为经济学家带有偶然性质，即1932年1月他进入国立中央研究院跟从陈翰笙参加无锡和保定地区的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整理工作，从而有机会在陈翰笙指引下走上经济研究的道路。陈翰笙早年在欧美几间著名大学学习西洋史，1924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并参加共产国际秘密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流亡莫斯科。在苏联期间开始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问题，因此回国后主持了农村经济实地调查的工作。薛暮桥在农村调查、撰写文章、参加社会活动的过程中培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实践中也对于教条主义和盲动激进主义也有了分辨能力。1932年2月，薛暮桥去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活动，联盟一位领导人居然认为他们做农村经济调查、以实际材料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是“学院主义”思想，而他命令他们进行的实际革命斗争就是每星期到街上去，至少写三条标语，内容是“武装保卫苏维埃”“保卫苏联”“参加红军”。薛说被弄糊涂了，但又不敢多说，所以既没有写标语，也就不敢再去参加他们的活动。（68页）薛暮桥不但是从农村调查、实践工作中学习，而且在新四军从事干部教育工作时也非常重视教导学员要理论联系实际。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1942年延安党务广播在介绍华中整风学习情况时说：“在那些理论水平较高干部中，同志中有些从大后方来的文化人，以前锋芒毕露，好说大话，好写大计划、大文章和引经据典，现在也变得很虚心，不敢多说了（如党校、抗大那些理论水平较高的干部，薛暮桥等同志，都诚恳热烈地向党要求到下层实际工作中去学习一下)。”（413页）

薛暮桥在年轻时就比较善于在现实生活中观察、思考，并且敢于大胆发表看法。1931年12月他在一篇文章中对当时学生抗日救国运动中的一些现象提出激烈批评，认为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看起来慷慨激昂、有声有色，实际上在这假面具背后的本来面目真是人哭笑不得！（62页）再看另一个例子。1943年他在关于解决农村“留雇复雇就雇”问题的一封公开信中谈到雇工的时候指出：为了提高战时生产并顾及雇主的困难，雇工不应要求过高地增加工资，否则将使雇主难以维持，形成解雇少雇，甚至不雇。这不仅是雇主的损失，雇工也必因此失业；雇工要遵守劳动纪律，发扬劳动热情，不必要的会不开或少开，不要因开会而耽误工作，特别是在农忙的时候。更不要凭恃工会盛气凌人。（424页）应该说这是建立在对现实生活有深刻观察的基础上的大胆建言。多年前有研究者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所做的研究就是充分引用了薛暮桥当年的调查结果，其中也谈到了“雇工组织起来后，因会议频繁，活动太多，大部分参加游击队、破路、缉私、防匪，相当影响了生产”的情况。（王友明《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154页）类似的例子在《年谱》还有一些，它们提示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作者在书中是在讲到1945年罗荣桓离开山东去东北时提出来的：对于在罗荣桓领导下山东根据地的经济工作，薛暮桥、谷牧等在新中国成立后常表怀念。据谷牧回忆：“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调到国务院工作以后，和薛暮桥、杨波同志的接触比较多，大家常常谈起抗战时期在罗荣桓同志领导下山东经济工作的经验，对党内后来一些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行为感到非常不理解，后来我们这几位经过山东根据地锻炼的经济战线的领导干部也都为改革开放事业贡献了力量。”（485-486页）谷牧的这段话值得改革开放史的研究者思考，有助于从历史河流中追溯积极倡言改革的经济官员的历史脉络与彼此间的思想认同。

在年谱撰写中的资料收集、整理和核实是相当困难的工作，作者在书后的“跋”中必须详细地谈了遇到的困难和解决的原则与办法。首先是薛暮桥本人作品和经历的复杂性导致查找、识别和确立薛暮桥作品本身就是繁难的工作，在撰写过程中新发现薛暮桥1952年以前的作品有两百三十多篇，较《薛暮桥文集》收录的篇目多出一倍半，而薛暮桥使用过的笔名近四十个。在《年谱》的“注释”中有大量关于笔名、文章作者和发表时间的考证论述，可证作者的严谨、细致的考证工作。另外还有版本的复杂性，除了公开发表的版本还有在内部刊物和政府公文中的版本，折射出身份及其与相关机构关系的复杂性。其次是年谱体例要求应有尽有，“我们必须将自己的主观性降至最低，充分发掘和利用薛暮桥的全部著作和活动记录。即使我们觉得微不足道的细小问题，也要用各种办法努力解决”。（717页）最后是年谱要求以日为基本的记录单元，就必须对相关文献和活动进行时间确认和精确化处理，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对人事的具体考证。例如对于美联社和《大美晚报》（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记者罗尔波（Edward Rohrrough）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访问山东解放区并且高度赞扬“山东根据地的经济学家对日货币战，甚至比战场上的战争更为成功”的考证，对于中美关系研究也是有价值的。顺带要提的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时代政治情境中，许多历史人物的史料是以非正常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年谱》的作者也是竭尽所能收集资料。

最后应该说，我作为非专业研究者而对阅读《年谱》产生兴趣，主要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阅读卢跃刚的系列文章而受到的启发。在一篇文章中，他指出现有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一个本来是很重要的因素：参与社会变革关系中的人。他与很多亲历者交谈过，从对方叙述时的眼神中发现他参与到社会变革中的关系不是文件所描述的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内在的、非常强有力的、与人性相关的、经验和心理的发酵的过程”。斯言至矣。要深入研究人物，读其年谱是重要路径之一。另外，他在去年的一篇长文中谈到了薛暮桥署名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认为“新时期市场经济启蒙之最，当推《研究》”。当时我在整理旧书时发现找不到这部书，赶紧重新买了一本。《年谱》作者在“序言”中也谈到《研究》有“中国经济改革启蒙教科书”之誉，认为薛暮桥在该书序言中强调理论工作者“必须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大胆创新”，其中也包含他的个人经验和自我期许。（第3页）还提到了1978年10月薛暮桥在中央党校作的报告《关于1958——1966年国民经济建设的情况和经验》和1991年初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在后来又谈到“他在担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期间，主持起草第一个市场化改革纲领文件……”（第10页）这份简称为《意见》的文件起草于1980年，卢跃刚称为“第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年谱》作者在全书最后的“跋”中说薛暮桥“通过坚韧持久的努力，建立了自己的时间纪念碑”（720页），我更期待在《年谱》的后续部分中能看到史料更丰富、视角更全面、更真实的时代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