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临 | 来源：澎湃新闻
《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李怀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444页，89.00元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中国朝向一个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李怀印看来，要确立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正当性”及其在“国际政治话语中的合法性”，就必须重新认识领土、人口、政府和主权这四个构成民族国家的基本因素，就无法回避对一系列问题的分析与回答：“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其疆域构成、族群组合和政权形态是否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她到底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现代民族国家，抑或一个在疆域整合和政治认同方面依然面临重重危机的非常态国家？”
在李怀印看来，从以西方历史为准绳认为古老中国在一次次“冲击-反应”下被迫走向现代化的欧洲中心论，到强调研究中国历史应从中国内部实际情况出发的中国中心观，从启蒙史观到革命史观，从“失败叙事”到“成功叙事”，都存在宏大历史叙事的窠臼或者“碎片化”的泥潭。
在新著《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中，李怀印将中国的国家转型视为近世以来全球范围的国家形成过程的一部分，打破了世界史与中国史之间的国别壁垒、通史与专门史之间的约束界限以及古代、近代与现代之间的分期樊篱，试图走出一条“宏观历史”或曰“大历史”的研究路径。可以说，这恰恰反映了他试图接续在前著《重构现代中国》中的努力，即：强调从事件正在发生的彼时彼刻观察问题的“在时性”（within-time），以及避免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叙事中所包含的目的论的“开放性”（open-ended）。
关键变量和“三重均衡陷阱”：地缘、财政与认同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曾说：“中国的治理史乃是皇权试图将其统辖势力不断扩展到域外地区的历史。”李怀印在书中的分析，也恰恰聚焦于地缘、财政与认同等三个因素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关键变量：国家在身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根据国内外各种竞争势力的消长，来制定相应的战略优先目标、决定对各种资源的需求程度；财政-军事构造取决于国家经济规模的大小、国家汲取经济资源的效率和强度，以及国家通过税收、借贷、征用、动员或其他手段将资源转化成真正的财政收入和军事实力的能力；政治认同则强调不同权力集团之间的互动，决定了国家对所掌握的资源进行再分配和加以使用的有效程度。
李怀印指出，三种变量的稳定和均衡态势既有利于支撑国家治理与维持社会稳定，又有可能阻碍国家竞争能力的提升和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潜能。换言之，三重均衡态从形成、消失、重建到最终失衡的反复交替与动态演进，“均衡”与“陷阱”的对立统一，背后恰恰反映了国家转型的动力、机制和路径。
例如，十八世纪时清朝完成了对边疆地区的整合，田赋构成国家主要收入、坚持刚性收支原则且常年保持收略大于支的“紧平衡”状态，满汉关系、中央-地方关系也得到调整与缓和；但从消极的方面看，“以中国为中心、周边缺少抗衡势力的国际秩序”使军事建制和军备水平鲜有提升，财政结构的汲取能力与扩张能力难有突破，体制惯性、路径依赖和统治集团的高度自信也阻碍了内部创新和制度变革。伴随着人口压力加大、两次鸦片战争带来的外部冲击和太平天国动荡，三重均衡态在十九世纪中叶彻底遭到挑战，地缘格局和财政状况明显失衡，而权力重心从中央向地方督抚转移，从满洲贵族向汉人官僚转移，原来政治生态中的权力均势也不复存在。
类似地，三重均衡态在同光年间得以重建：清廷最终决定海防与塞防并重、以塞防为急务、稳固边疆、提升军备，国家岁入倚赖关税、厘金等间接税并开始采用短期借款等近代融资手段，使税收来源多样化、财政收入规模稳步增长且有可观的收支盈余，满汉关系与央地关系再度缓和，“晚清国家之所以显示出异乎寻常的韧性，关键即在有条件的忠诚之下的地方化”。
不过，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等内忧外患再次彻底破坏地缘格局，赔偿外债和清末新政所需的巨额开销导致“量入计出”变为“量出计入”、财政赤字急剧增加，新政措施试图在财政、军事等领域推进集中化改革，“权力中心的排挤和不信任”损害了地方政治精英的认同、汉人疆吏的认同与各省督抚的核心利益，使其“有条件的忠诚”不断弱化，“清朝国家的集中主义基础，最终……在体制外革命党人的反叛和体制内汉人精英的压力面前，变得不堪一击”。
规模之“大”、结构之“强”：历史传统、演化路径与博弈结果
李怀印教授在书中写道：“既‘大’且‘强’，亦即超大规模的领土和人口，与一个高度强势的政府体制之间独一无二的结合，乃是今日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最大特征。”
可以说，现代中国之所以呈现出超大规模的疆域和多族群的人口构成，至少可以归因于“原初中国”的禀赋与基础、清朝前期边陲用兵对国家有效治理范围的进一步拓展、清朝对内地和边疆施行的一系列复杂却又精准有效的治理方式，以及晚清和民国政权在向近代主权国家转型过程中，大体上有能力捍卫领土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让“中国”“华夏”的定义不断拓宽、边界日趋清晰、疆域得以稳定。
特别地，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财政军事体制上形成的“地方化集中主义”（localized centralism）机制可以在短期内动员和抽取足够的财源来满足中央和地方急剧扩张的收支需求，清廷对边疆的有效治理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边疆长期稳定和巩固使得各族群（尤其是他们之中的精英阶层）对朝廷产生效忠和认同并转化为共同的民族主义理念。而“中国疆域之幅员辽阔，内地人口之高度同质，政府体制之高度整合”，又反过来使得任何列强在竞争均势的背景下“无法在华施展其在其他亚非殖民地屡试不爽的分而治之的策略”，“最终让中国能够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国家幸存于十九世纪帝国主义侵略危机之中”。
在规模“大”以外，现代中国还有权力高度集中、组织凝聚力出色等结构“强”的鲜明特征。而李怀印认为，在秦汉以后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分权、代议制政治，从来不是皇权时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并不存在有自治市镇、贵族和教会组成代议机构对“君主所代表的权力中心”起制约作用。于是，“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传统有一种示范效应”：旧秩序崩溃后试图建立新秩序的竞争者所追求的，“往往是建立另一个高度集权的统治，而不是心甘情愿地与他人分享权力，或者愿意使自己的权力受到有力的制衡”。
二十世纪中国的“强国家”（strong state）形态，追根溯源可至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鼎盛时期所形成的地缘格局和财政结构的“均衡陷阱”。而导致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反复中断、践行代议制民主机会昙花一现的最根本原因，是始于晚清、盛于民国的“制度化了的权力下移，致使各省或各区域的自主力量与中央政权争夺对财政、军事和行政资源的控制”。李怀印由此判断，“在消除地方离心势力、结束国内政治不稳定之前，民主政治在中国不具备最基本的实现条件”。
国家转型的最本质逻辑：更统一、更高效、更集中
李怀印认为，1600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史由四个阶段、三个环节衔接相续，嬗递而成：由明朝以汉族为主体的原初型的族群国家，扩展为清朝的多族群疆域国家；将居于周边国家之上的疆域国家，重构为与周边平等的近代主权国家；在二十世纪上半期，把中国逐步改造为高度统一集权的现代国家。无论从逻辑层面还是历史层面，这三个环节都紧密联系、不可或缺。
根据李怀印的分析，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结构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最终形成，正是中央与地方势力之间反复博弈的辩证过程与客观结果。而对此间“集中主义”的勾连、演进与发展的分析，构成了李怀印在书中分析与论断的重要内容之一，可以说关涉到他识别出的现实生活秩序与重大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历史谱系、历史轨迹与历史叙事。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出现的“地方化集中主义”，使清廷有可能平定大规模内乱、加强边防、致力洋务和全面建设新政。而民国肇建后，地方势力纷纷统一集权财政、军事和行政资源，这种“集中化地方主义”（centralized localism）既加剧了军阀派系之间的政治分裂和武力竞争，又为全国范围的政治统一和集权国家的建立打下基础。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怀印才认为，“晚清中国历史固然充满了挫折和屈辱，但放眼整个非西方世界，它更是一部国家转型非常成功的历史”。
中国国民党打造了更为统一集中的财政军事组织，故而在与各地方势力的激烈竞争中胜出，但南京国民政府未能成功整编地方势力、未能建立集权高效的全国性行政管理体系、未能有效地将国家权力推进到城乡社会底层，只能被称为“半集中主义”（semi-centralism）。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权力架构、组织结构、意识形态、政治认同和财政军事体制等各方面取得了“全方位集中主义”（total centralism）的优势，而其在1949年后建立的国家政权，更是“彻底扭转了晚清以来权力下移、头轻脚重的政治格局”，“就政治统一和权力集中程度而言，超过了此前任何一个政权，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清朝鼎盛时期的地缘优势和财政低度均衡，到后期的军备松弛、军事财政权力地方化，从二十世纪区域性财政军事政权的兴起，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次第建政，国家政权在国家转型过程中一步步克服非集中化并趋于集中化。“只有建造一个比对手或者现存政权更为统一集中的财政军事机器，并且在其内部塑造更高程度的政治认同，新的挑战者才会最终胜出”，李怀印认为，这正是中国国家转型的最本质的逻辑，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强国家”得以形成的最根本原因。
任重道远：塑造新型国民关系
在李怀印教授看来，虽然清朝时期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形成于西方的、由主权国家所构成的近代世界体系的一员，但无疑与早期近代欧洲的主权国家更为接近。而作为唯一一个建立在昔日帝国基础之上并且成功进行现代化转型的非西方国家，中国在二十世纪从区域到全国的国家重建路径，是“由挑战中央的地方势力，自下而上地完成国家权力的再集中和领土的整合”。
“正是这样一个以克服非集中化和追求政治统一为中心内容的过程及其历史遗产，造就了延续至今的现代中国国家的权力结构。”而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形成、构建和转型的历史，不能用“帝国-民族国家”的二元对立思维和线性演进模式来简要概括，更不能用种族决定论、制度决定论、文明决定论等种种名目包装下的欧洲中心主义等西方分析逻辑来轻率解释。
国家转型是一个连贯的、接续的、兼容的、环环相扣的历史过程。因此现代中国的国家转型过程也包含着在文化、疆域、族群、国家形态等方面的联系性、层次性和历时性。中国的国家转型与现代中国的形成，并没有经历多族群帝国的崩溃、分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系列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也并没有建立一个体现主权在民原则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因此“最好被视作不同的历史遗产叠层累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和治理、疆域和主权、族群和历史、传统和文化等各具特色的层次，“每增添一层，中国的国家形态即会有新的变化，并被赋予新的涵义”。
“中国的体量太大，历史惯性太强，使那些移植自国外的任何理念和模式，最终不得不让位于植根于中国自身传统和资源的内在动力和逻辑”，让位于“由中国的不断变化的地缘格局和自身的各种财政、军事和政治资源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原动力”；中国以最接近于近代主权国家的“早期近代疆域国家”为起点，依靠所积累的行政、财政和文化资源，“缓慢、艰难但是稳步地朝着近代主权国家的方向演进，并且最终在二十世纪中叶达到主权完整、政治统一、高度集权的阶段性目标”。简而言之，李怀印认为，这事实上体现了历史经验、历史选择、历史结论的高度统一，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的高度统一。
李怀印提醒读者，“中国的国家转型仍面临诸多挑战……只有在今后数十年内成功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历时数世纪的国家转型过程才得以完成”。只是，原本承诺在最后一章展开的分析与讨论却最终语焉不详、略去不表。但李怀印对未来中国现代性的独特性、有效性、正当性的阐述，可以从他发表于2017年的论文《中国是怎样成为现代国家的？——国家转型的宏观历史解读》中一窥端倪。
李怀印认为，如果要让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受世人景仰的现代国家和一个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全球性大国”，必须在内地与边疆、国家与人民、中国与他国等三方面，重新构造原先的一个中心的“国家历史书写”，重新塑造建国时代和国家工业化时期“以集中化权力结构为手段、以民族主权和国家安全为最高目标”的国家-人民关系，重新反思革命时代民族主义历史书写所塑就的“过分严重的受害者心态”。
具体地说，李怀印建议在相互尊重各自文化遗产和特性的基础上“培育共享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以人民的基本权利和福祉为立法和决策的优先考量”，“积极参与或主动建构区域整合和全球治理机制”，同时依靠自身的文化吸引力、知识创造力、政治活力和对全人类福祉的承诺来打造现代中国的软实力。在笔者看来，若能如此，则在为现代中国国家转型画上完美句号的同时，也有望在深研史料、深究史迹、论探史源中构建出“活的”历史、“过程性”的历史、“谱系化的”历史、“作为关系的”历史、承载着“意会型知识”和价值信仰体系的历史，更能从内在理路与外在语境等方面，为中西现代性的对话、交流和相互理解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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