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哲学、逻辑与科学方法系 王康予 | 来源：澎湃新闻
Rationality: What It Is, Why It Seems Scarce, Why It Matters, Steven Pinker, Allen Lane, 2021, 432pp
哈佛大学教授、心理学家、作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2021年的新书《理性》（Rationality: What It Is, Why It Seems Scarce, Why It Matters）又是一部字面意义上的左右开弓之作，他试图辩护的核心主旨听起来一如既往的伟大、直白、正确——“我们应当追随理性”（we should follow reason）。近年来，批评平克几乎已经比吹捧平克更显媚俗了。这些批评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批评他“过于理性”，另一类批评他不甚理性。如果一定要我在保卫平克和打倒平克之间选择，那当然是选前者，但是我必须得说，我属于他的后一类批评者——他所搭建的那个平行时空里充斥着北美风情的乐观主义味道，仿佛喷多了空气清新剂似的。不过，原因还不止于此。平克对理性的理解有着严重问题。
史蒂芬·平克
《理性》的结构是很清楚的。首先，平克发问，为什么人们明明可以理性却往往不理性呢？其次，他苦口婆心地试图解释，为什么理性好、不理性不好。接下来，他分层次地展开理性有哪些内涵、人们可能在哪些问题上犯错，再回过头来讨论当今的（美国）人究竟是出了什么毛病，最后以“理性就是好来就是好”收尾。而《理性》的缺陷也是很清楚的。首先，平克没讲清楚理性是什么。其次，他也没说明白理性为什么好。再次，平克对现实中的不理性的诊断，本身就是不理性的。至于具体论述的漏洞百出，都还只是小节。最关键的是，平克急切地想要解决一些问题，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提出了错误的问题。
尽管平克在《理性》中体现出的哲学和思想史修养比较贫乏，毕竟术业有专攻，文科知识分子对科学前沿又能了解多少？有对人文社科嗤之以鼻的费恩曼和霍金在前，平克竟然还愿意从哲学著作中摘录一些名人名言，姿态已经显得很开明了。然而，要求一位畅销书超人、理性旗手、我们时代的杰出思想家、久经考验的科学主义战士、大启蒙运动的庇护者具备一些基本的自我修养，总不算过分。我们不能苛责一个新闻系毕业生搞不清楚黄金水稻转了几个基因，但是可以合理批评一个多年反转基因却依然不去搞清楚的人张口就来。
有趣的是，平克似乎很喜欢展示自己的哲学功底，他特别援引了休谟的名言“理性是并且只应该是激情的奴隶”，并解释为：你既可以更喜欢这种甜点，又可以更喜欢那种甜点。但是坚决要“追随理性”的平克认为，“激情在很多时候必须是理性的奴隶”（that the passions must often be slaves to reason）——这是什么意思？奴隶没有自己的目的，只以主人的目的为目的。休谟认为，理性只关乎如何实现目的，而不关乎有什么目的、目的是怎么来的。平克在何种意义上说，激情并不以其本身为目的，而是为理性服务的？而理性的目的又是什么？如果理性有着自己的目的，而我们追随理性，我们是不是成了理性的奴隶？当然，这些话历史上都有人说过，问题不在于平克说得对不对，而在于他究竟在说什么。
不管怎样，平克主张他强调的理性本身的价值能够以某种方式与休谟的论断相协调，并给出了如下理由：首先，一个人追求的不同目的之间有可能相互冲突；其次，一个人有可能需要在当下和未来之间作出平衡；最后，不同人的追求之间可能会相互冲突。凡此种种，平克认为，需要“理性”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价值排序、时间贴现和人与人之间的权衡是可取的。他称前两种情况中的“理性”为“智慧”，称末一种情况中的“理性”为“道德”——“智慧”和“道德”到了平克这里，都被定义成了“理性”的子集。我不认为会有人这样使用这几个词，按照他这个讲法，《理性》可以直接改名为《说一切善》。
平克究竟是在讨论“理性的”价值排序和时间偏好，还是“好的”“正确的”“正常的”“普遍的”“直觉的”价值排序和时间偏好，且搁在一旁不表——能够区分这几个概念的心理学家实属罕见。也不必讨论，平克究竟为什么以为不论何种意义上理性的就是理性的。让我们聚焦于“道德”问题。平克声称“在理性之上建立道德的基础其实一点都不难”（it is not hard to ground morality in reason），他站在山巅上宣布：如果我主张你不能伤害我，我就不可能同时合乎理性地主张我可以伤害你——为什么？因为不平等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因为我不可能在理性讨论中坚持相反的断言！
平克宣称祆教和孔夫子共享的道德“黄金律”、斯宾诺莎《伦理学》中的理性、康德的实践理性、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理性都是一回事，统统可以佐证他的看法。撇开这种浙江高考作文式的写作技艺不谈，“非理性”的读者（譬如我）就要问了：如果现在的情况是我主张我可以伤害你，为什么我不先伤害你，再邀请你一起理性讨论？如果你不同意我可以伤害你，我就继续伤害你，直到你同意呢？难道站在我的立场上这不理性吗？显然，在哈佛的研讨课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那是理性人可以理性想象的唯一互动方式。多么纯真美好，只要有理性如平克这样的人不断从脑袋里拍出来道德信念，并且人类都生活在哈佛的研讨课上，所有伦理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薪水都可以省下来投入心理学实验了。
如果平克最近在钻研休谟之余多补习一下韦伯（实际上他提到了一次韦伯，引用了“世界的祛魅”这个概念，指出特朗普式“后真相”如何跟古代的“传说、经文和戏剧”是同一类东西），上述问题至少可以在字面上轻松解决，区分一下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就行了——正如前文所说，平克并不在意概念区分，这原本可以为他省却不少麻烦。但是韦伯是社会理论家，他只是告诉我们存在关于“追求什么样的价值合理”的理性，这种理性跟仅仅关于“使用什么样的工具合理”的理性不一样。韦伯没有说只存在唯一的价值理性，或者说哪一种特定的价值理性是正确的，他只是说价值理性的存在是一个事实，这个存在性命题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价值合理。韦伯无法帮助平克完成他想要的辩护，而且韦伯可能会奇怪：美国大学怎么反而成了“以政治为志业”的地方？
由于在“理性”概念这里出现的混乱，平克所说的“追随理性”的意义完全不可理解，它似乎同时意味着解逻辑练习题和做个好人——凡是理性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理性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最致命的是，平克没有解释“应当”是什么意思。“我们应当追随理性”，这是说追随理性是合乎理性的吗？姑且认为他就是在讲“理性是个好东西”吧——平克列举了一大堆物质进步、道德进步，将所有的好东西都囊括进来，试图证明这一点。而这个断语的问题在于，要么把“理性”的概念扩大到无所不包，以至于我们无法理解；要么在一种更加节制的“理性”概念下，这些好东西跟理性的关系会过于纤弱而单薄，无力支持他的论点。
平克宣称，理性的一个好处在于，理性可以作用于理性本身，而当理性被置于理性的审视之下的时候，简而言之，理性并不显得是不理性的。这里我刻意用了“废话文学”的方式重述他的观点，不过这种论断实在没有任何意义，至少平克没有找出来其意义。我们可以热爱热爱这种情感，而对热爱的热爱，或许可以鼓励人继续爱下去，这种二阶结构没什么神秘可言。将平克的论断与康德将批判理性用于其自身的方式做对比，我们会发现：康德让批判理性划定其自身的界限，给其他东西——比如信仰和审美——留出神圣不可侵犯的空间，在康德那里，理性是自我划界、自我限缩、自我批判的；而平克则亲口承认，他是想让理性自己支棱起来自己。之前的批评家说平克对理性的态度是前批判的、欠反思的，正是如此。
平克花了更大的篇幅来申述理性如何是有用的。当然我们不会说理性是没有用的，但是非理性同样是有用的。理性固然是我们从进化中获得的宝贵天赋，情绪、感受和冲动同样是自然选择中淘尽黄沙留下的金子，离开这些，我们不仅不可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甚至无法生活，或者无法作为一个物种延续下去。在进入工业文明之前，大部分时候客观的真理对生存和繁衍没有什么直接用途，反而我们可以想到很多恐惧、仇恨、求胜、从众、抱团、偏袒等等比较有利存活的情景。直到今天，恐怕繁衍机会也并不跟追求真理的执着成正相关。在平克对理性过分夸饰的声张中，我看不到对人类灵魂中其他部分应有的尊重。
实际上，平克十分喜欢用进化心理学的方法解释，为什么人们会有各种非理性的表现，比如用“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在进化中的意义来解释人们对阴谋论和“神话”的偏爱，然后坚持认为，由于非理性的倾向会带来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这些倾向是不好的。这就像是说，我们在进化中获得的对甜食的偏爱是不好的，因为在今天这种偏爱提高了我们得糖尿病的风险。所以呢，我们应该对味道不偏不倚吗？这将剥夺美食的意义，将其还原为营养成分表。这让人想起那个粗俗的苏联笑话——人家告诉伊万诺维奇同志应当不抽烟、不喝酒、不好色，伊万诺维奇表示愿意现在就奉献生命。知识分子（譬如我）按理说至少不能公开赞赏粗俗，不过，这个粗俗的笑话比平克的大声疾呼更有见地。
不知平克是被当今美国政治吓坏了，还是意在投身其中，他指控“对真理标准的腐蚀”在破坏民主。可是，民主从未建立在真理之上，民众只想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自伯里克利时代以降一直如此；况且即使所有人都知道所有真理，也至多能解决治理问题，不能解决政治问题。平克看不上当今美国政治，为此他计划从娃娃抓起，利用二把刀的逻辑、统计、概率论、因果推断和批判性思维的全套课程再加上推特的事实核查以及维基百科来重新发明人类，弥补无法在每个人的饮用水里直接下“理性药”的缺憾，仿佛这样一来，山巅之城就可以开启千年王国。当然，平克作为顽冥不化的“老白男”还是强过那些比他更“进步”的人的——那些人觉得自己已经是被重新发明出来的人类了。
更本质的层面上，平克没搞明白问题出在了哪里。正如平克自己举的例子，就运用理性这件事本身来说，前现代部落的人（他用的例子是桑人，the San people）不一定不如现代文明、高等教育孕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平克想问，连桑人都可以理性，为什么现代人反而时常不理性呢？但是这样一场天南地北的理性大比拼并没有什么意义。不论什么种族、什么文化、什么时间地点，人都在一些时候理性，在一些时候不理性；人的一些行为会符合某些理论，另一些行为会符合其他理论，还有一些行为依然不能用理论来把握。实际上，平克在书中所列举的这一切，从贝叶斯认识论到公共选择理论，都是人的理性能力的应用场景，试图用这些东西来定义理性本身就属于本末倒置了。如果这些适用于不同场景的理论仅仅是对人类理性行为的归纳和解释，那么在哈佛大学教授和桑人之间就一定有更本质的共通的东西还没被抓住；如果理性就是在上述场景中按照上述理论所要求的方式来行事，而这需要经过教育训练，那么平克宣称桑人有很好的理性又是在说什么？
通过教育培训能获得的是特定的知识、习惯和技能，这些并不直接跟个人运用理性必然相关，虽然可能是人类理性活动的产物。退一万步，也顶多是从行为上训练人显得在某种定义下更理性。正如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比其他人更有可能在设计好的实验环境中显得像是“经济理性人”，这不意味着他们比别人更理性，而更可能意味着他们被训练出来了一种行为模式、被塑造出来一种“应该如何表现”的观念——就其欠批判、欠反思而言，这恰恰是非理性的。
这个世界不是由一半理性人和一半其他人组成的，每一个人都有理性的时候和非理性的时候。我们正常来说应该非理性地恋爱，理性地结婚，现实中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恋爱时候的非理性，而在于有些人试图理性地恋爱，有些人偏偏非理性地结婚。就像世界上极少有永远大义凛然的人，也极少有永远精致利己的人，只不过是充满了在该挺身而出的时候选择利己、在不该插手的时候道德感泛滥的人；就像世界上极少有永远锱铢必较的人，也极少有永远视金钱如粪土的人，只不过是充满了在该勤俭持家的时候挥霍无度、在该慷慨解囊的时候一毛不拔的人。
平克对理性的非理性崇拜，使他始终看不见“缺乏理性”的本质并不是人们不会理性，而是人们经常无法在该放理性出马的时候唤起理性，有时却偏偏不让理性在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一旦我们意识到可以用“何时应当理性”取代“为何应当理性”，对理性的辩护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我们在应当理性的时候当然应当理性，这是无须解释的废话。而对“恰当”的理解、对分寸和场合的把握，却不可能靠理性来推演，只能从生活经验中习得。我们不需要给菜市场里的大妈任何关于买菜时要理性的论证，我们也给不出来，大妈比我们懂行。大妈天天都买，每天上午拎着篮子出门，她就是大卫·李嘉图附体，Homo Economicus道成肉身。但是同一位大妈在听说碘盐防辐射的时候可能就不知道要运用理性了，碘-131是一种超出她生活经验的东西，反过来说，一个核物理专家完全有可能不会买菜。
显然，我在暗示的是某种带有一定亚里士多德色彩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指出，青年人可能在数学上表现得出智力（νουs），但是我们却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实践智慧（φρονησι）。智力是关于推演的，是关于抽象事物的；与之相反，实践智慧是同具体事务相关的，因此离不开经验，而经验是需要日积月累的。实践智慧同样不处理目的，只关乎手段，比如医生不会用实践智慧判断是否要治疗患者，只会去用实践智慧判断如何医治，而目的则是由灵魂的其他部分设定的。所以为了通向真正“什么是好的”，还需要再凭借人的诸种德性。
这里，我们可以想到本文开头提到的休谟名言，以及《人性论》的“知性”“情感”“道德”的三卷本结构。当然，亚里士多德与休谟之间的差异到底有多大，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同样可以想到康德，他不仅区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还要区分理性的“公开运用”和“私下运用”。我并不是想说哪一套才是正确的，我想展示的是，对“理性”的任何火候到位的思考都会去审慎地辨析在“理性”这一词语背后有多少种不同的东西，去梳理每一种理性能力或者理性能力的每一种用法适用于什么样的问题和什么样的场景，去检视每一种滥用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
平克完全不理解，而且看上去并没有兴趣去理解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都说了什么，以及他们说的都是什么意思，然而他却颇为乐意在书中引用这些人的话。同样，他也不理解他所讨论的许多当代理论。比如说，平克用了整个第六章粗略介绍显示偏好理论诠释下的期望效用理论是如何定义“理性选择”的，然后立即宣称，背离理性选择理论的人将无法“保持我们的选择与我们的价值之间的融洽”。他并不理解，他所引用的这套理论的要义，就在于只关注行为与行为之间的融洽，而把行为背后的一切“价值”都放在一边。一边摆上挂着古往今来哲学家名牌的插花，一边挥洒一整章的篇幅来阐述当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仿佛既懂哲学又懂经济学的哈佛著名心理学家。相比于费恩曼和霍金那种对人文社科出奇倨傲的无知，平克展现的可以说是一种自以为满怀敬意的无知。如果任何一个经济学或哲学的本科生都能感觉到他的驴唇不对马嘴，这会增强还是削弱他的说服力呢？平克这种多层次、全方位的匮乏已经无法通过他试图跟大众对话并且做出“现实贡献”来辩护了，因为他跟格蕾塔·通贝里这样的环保人士不一样。任何一个其他的立场或者观点都可以用理性或者非理性的手段去伸张，唯独理性本身不可能通过非理性的方式来伸张。将休谟和康德作为武器投入一时一地的“文化战争”中，就好比卢浮宫失火了拿《蒙娜丽莎》去扑。在一个对立情绪失控的时代高喊“Rationality Matters”的口号，除了唤起更强烈的与反理性的激情对立的非理性的激情以外，还有任何别的作用吗？
临了还是要说句公道话，那些抨击平克“过分理性”的人实在是多虑了，除非他们指的是平克太擅长于卖畅销书。正如本文开头所说，保卫还是打倒平克之间二选一，我一定选择保卫平克。按常理讲，一个不够理性的人总归比那些以为这个人过于理性的人多一点理性。不过未来的一段时间里，“理性”一词怕是要跟这本《理性》绑在一起了。一个时代所选择的理性旗手的成色反映着理性在这个时代的地位——这难道也是一种“理性的狡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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