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与大夏大学（1949-1951）

江明明 | 来源：

著名作家姚雪垠曾于1949年8月至1951年8月在大夏大学任教。这一段时间，既是姚雪垠最后一段大学正式任教生涯，也是院系调整前的大夏大学的最后一段历史。此后姚雪垠下定决心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大夏大学则与其他大学合并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姚雪垠在大夏大学期间先后担任文学院教授、代理院长、副教务长、社会教育系主任等职务，切实参与大夏大学的教学行政工作。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此并无专题研究，不论是姚雪垠自己的回忆，还是他人为姚雪垠所作传记，对姚雪垠在大夏的这段生活，叙述重点皆是突出他于此时下决心告别教学生涯，专心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而于姚雪垠在大夏大学的具体史实则一笔带过。笔者拟通过检阅史料，描绘出姚雪垠在大夏大学任教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经过。

姚雪垠何以进入大夏大学？

抗战胜利后，姚雪垠于1947年1月抵达上海，1949年8月进入大夏大学担任兼职教授。1947年姚雪垠来到上海后，认识了“怀正文化社”的老板刘以鬯。刘氏对姚雪垠的文才和作品极为佩服，拟为其出版《雪垠创作集》。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姚雪垠一直住在怀正文化社，为出版《雪垠创作集》工作。“怀正文化社”一名中的“怀正”二字，原是刘以鬯兄弟为纪念其父而命名的。但由于当时姚雪垠已经与“胡风派”结怨，“胡风派”的阿垅便发表文章暗示“怀正”乃是怀念蒋中正（即蒋介石），姚雪垠住在这种地方进行创作，身份可疑。再加上此前就有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的流言，他的处境一下子尴尬起来。

很快怀正文化社因经济困难而陷入停顿，姚雪垠只能离开，于1948年迁居浦东。经人介绍，姚雪垠进入位于浦东高行镇的市立农业职业学校任教。而正是在高行农校任教期间，姚雪垠因急于洗刷所谓国民党特务的流言，证明自己的革命与进步，遂热切参加了张松和、石小平等人领导的地下活动，积极为接收上海做暗中准备工作。但等到上海解放，姚雪垠才得知他参加的这个地下组织乃是革命青年的自发行动，并未真正受到中共上级组织领导。尽管事后党组织进行审查时判定他们的地下活动是革命行为，承认姚雪垠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应予肯定”。但由于他们在地下活动时滥用党的名义，再加上姚雪垠的特务流言，一时之间难以审查清楚，因此他的相关问题被暂时“挂起来”。也正是因为这个“挂起来”，使得相关党组织一时间无法为姚雪垠安排合适的工作。姚雪垠一方面通过夏衍向党组织请求安排工作，一方面也自己努力寻找工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进入大夏大学的契机。

刘以鬯抗战时期曾在重庆办过一份《幸福》杂志，作家沈寂复员后在上海也创办了一份《幸福》杂志。二人因为杂志重名差点打官司，却也因此结交为好友。沈寂去怀正文化社拜访刘以鬯时，结识了正住在此处的姚雪垠。后来姚雪垠便和沈寂等人一起创办《报告》周刊，作者中就有大夏大学的教授吴泽。不仅如此，在沈寂和刘以鬯负责的《春秋》杂志上，姚雪垠和吴泽也曾在同一期发表文章。正是因为和沈寂、刘以鬯的关系，姚雪垠得以认识在大夏大学任教的吴泽。

吴泽是中共地下党员，于1945年8月入职尚在贵州赤水的大夏大学。由于吴泽与大夏校长欧元怀私谊较好，在上海解放前夕，中共方面派其对欧元怀进行统战工作。正是在吴泽的劝说下，欧元怀没有选择赴台，而是和全校师生一起留下来迎接“解放”。也正因如此，在大夏大学解放后，吴泽和欧元怀一起作为学校代表出席军管会高教处谈话会。由于吴泽的党员身份和组织关系，他成为解放后大夏大学的主要负责人。吴泽于1949年9月开始担任文学院院长和史社系主任，1949年冬担任教务长。

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泽

吴泽积极计划开展院务工作，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师资聘请，为此“经过了多方面的慎重物色”。而与吴泽相识的姚雪垠此时也正因“历史问题”而在自己找工作，进入私立大学工作对其自然也是较好选择。笔者认为，应是通过吴泽的关系，姚雪垠于1949年8月进入大夏大学，成为文学院的兼任教授。在吴泽的多方物色下，进入大夏大学文学院的除姚雪垠外，还有李平心、许杰、董秋斯、董每戡、冯契等，都是知名的左派知识人。这表明在新政权成立后，以吴泽为代表的大夏校方，注重聘请进步学人。而姚雪垠能名列其中一起受聘，也反过来说明尽管姚雪垠的问题悬而未决，但其实已经被认为并无大的问题，在政治定位中依然是“进步作家”。

为何姚雪垠最开始只是兼任教授呢？正如上文所言，由于“政治包袱”，姚雪垠是一边在等党组织安排工作，一边也在自己寻找工作，双管齐下。不料，这边通过吴泽寻求大夏大学教职正有头绪之时，另外一边，在夏衍的帮助下，他被党组织通过上海市总工会派驻到申新一厂工作。如此一来，在入职大夏大学之时，他已经在申新一厂有了正式工作，因此在大夏只能是兼职。巧合的是，此时大夏大学的学生也正在申新一厂举办工人夜校。

笔者由此推想，姚雪垠在申新一厂工作期间，很有可能和大夏的学生有过接触，并通过学生将其处境反馈给大夏校方，并由此获聘进入大夏。这一推想虽无实据，但却有先例。著名儿童教育家沈百英只有中师学历，但大夏学生在参观其担任校长的小学后，对其治学与治教都十分钦佩。欧元怀校长得知后就亲往听课，最终不拘学历聘沈百英为大夏教授。

当然，姚雪垠要想成为文学院的兼任教授，获聘与否，都需要经过吴泽的同意，这也可能是姚雪垠结识吴泽的另一条途径。

其实早在1947年5月，姚雪垠就曾与大夏大学有过接触。当时姚雪垠受大夏学生邀请前往演讲，题目为“一个小说家所应具备的条件”。《大夏周报》对姚雪垠的此次演讲有所报道。

姚雪垠在大夏大学

姚雪垠进入大夏大学以后，承担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文学院的文史研究室主持筹备出版文史月刊。大夏大学文学院在战前即设有史地社会学研究室，抗战时期更名为文史研究室。抗战复员以后，虽然牌子还挂着，但因为“备受战事影响的破坏”，基本上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吴泽出任文学院院长后即与欧元怀校长积极谋划将其“复兴”。并“敦请”姚雪垠等人主持筹备文史月刊。限于史料，目前难以确知该文史月刊是否出版。但从1950年姚雪垠的渑池之行，不难看出其对大夏文史研究室工作的热心。

1950年在大夏大学任教时的姚雪垠

1950年秋，姚雪垠赴河南渑池考察，在为文学创作寻找新素材的同时，他还前往仰韶村，费心搜集到不少文物。他搜集这些文物是为了带回大夏，送给吴泽，放到玻璃橱窗中展览。吴泽曾于1947年在大夏文学院历史社会研究部主办的《历史社会季刊》创刊号上发表过研究仰韶文化的学术论文。姚雪垠前往仰韶为吴泽和大夏搜集文物，不仅说明他对吴泽十分了解，另一方面也说明姚雪垠在受命主持筹备文史月刊后，认真研读了此前创办的刊物。

姚雪垠“一边下工厂，一边在私立大夏大学教书”的情形持续了半年，1950年春即离开申新一厂，专门在大夏教书。但由于此前1949年兼任教授的聘书要到1950年7月底才到期，因此直到1950年8月，姚雪垠才正式成为大夏大学的专任教授。姚雪垠在大夏大学担任的课程主要有“中国现代文艺思潮”“西洋现代文艺思潮”“文艺习作”“文艺学”“小说创作原理”等。这些都是他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的内容，积累了多年经验。据学生回忆：

姚雪垠老师开设多门课程。他上文学写作课时，除介绍名著外，还常讲述一些有意义而又有趣的故事，让同学自由想象，补充加工，写成小说。这虽比不上深入生活进行写作，但在当时条件下，不失为练习写作的一种好方法。他还把同学写得好的习作向大家介绍，鼓舞大家写作兴趣。

1950年10月吴泽因病请假，由姚雪垠兼代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不仅如此，1950年10月底原本应由吴泽出席的大夏大学校务委员会会议，也由姚雪垠代为出席。

由于代理了文学院院长之职，自1950年10月起，此后的校务委员会会议，均由姚雪垠出席。1950年12月23日召开的校务委员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决定25日召开全校师生员工代表大会，由姚雪垠担任大会秘书处秘书长。1951年1月，姚雪垠成为大夏大学春季招生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大夏大学的招生工作。

1951年大夏大学文学院欢送参干毕业同学摄影纪念（前排左四为姚雪垠）

1951年2月，因为吴泽的病情未能好转，需要进一步治疗，大夏大学开始讨论新的教务长人选问题，最终决定由原来的理工学院院长邵家麟担任教务长，并新设“副教务长”一职，由姚雪垠担任。为何要新设一个副教务长职务？在当时的学校改革中，大夏大学决定废止原有的学院制度，如此一来，原有的教务长（学校）—院长（学院）—系主任（学系）三级制度，就变成了教务长（学校）—系主任（学系）两级制度。各学系直接受学校领导，则教务长工作繁重（由领导各学院院长变成领导所有学系主任）而难以应付，因此“为加强学校行政的领导”，也就“须设副教务长”一职。必须说明的是，既然“学院制”废止，则各学院院长的职位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姚雪垠的代理文学院院长，其实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2月只持续了5个月的时间，并且是院长取消后才兼任副教务长，两个职务并非如他在回忆中所言同时担任。1951年3月，姚雪垠副教务长还受学校委托整理了图书馆堆存的旧书。

为何是理工学院院长邵家麟担任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姚雪垠担任副教务长？这就涉及大夏大学各学科间的平衡问题。解放前的大夏大学以教育学科著名，当时上海周边的高中生报考大学，有学教育首选大夏的说法，因此大夏自1924年创校到1949年，一直都是由与欧元怀并列为大夏教育学科灵魂人物的鲁继曾担任教务长。而在解放后的行政改组中，教务长则改由中共党员、文学院院长、历史学家吴泽担任。吴泽因病请辞，改由理工学院院长邵家麟继任，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国家政策应重点发展理工学科。与此同时，既然新设了副教务长，由原文学院代理院长担任，则可实现文理学科之间的平衡。

不仅如此，由“进步作家”姚雪垠担任副教务长，亦有“政治正确”的考量。解放之初由中共党员吴泽担任教务长，政治考虑即是重要原因。而继任的邵家麟乃纯粹学人。因此，以进步作家姚雪垠担任副教务长，在政治方面则可有所弥补。1951年4月27日，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主任许公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突然抓捕。值此纷乱之际，第二天大夏即任命姚雪垠暂代社会教育系主任之职。但很快，1951年6月，奉华东教育部通知，大夏社会教育系停止招生。不过虽然停止招生，但由于还有学生尚未毕业，所以直到姚雪垠1951年8月1日辞职离开大夏前，还兼任了3个月的社会教育系主任。此前不论是姚雪垠自己的回忆，还是对姚雪垠的相关研究，均未注意到姚曾在大夏兼任社会教育系主任。

姚雪垠离开大夏大学

1951年7月，大夏大学收到指示，中央教育部和华东教育部准备将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合并，筹组华东师范大学。大夏大学的历史即将宣告结束，而姚雪垠也必须对自己的去留做出最后决定，因为一旦华东师大成立，“人事制度确定，教书的车辕架在我的身上，再想离开就困难了”。其时，姚雪垠已经到了四十岁，必须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明确定位，“下半生如何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我的才能，对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好的贡献”。而他纠结的则是自己此后是应该潜心治学，成为一个在大学教书的学者，还是脱离大学体制，专事文学创作？

不难看出，大夏大学对姚雪垠非常器重，姚雪垠在大夏的环境中也较为适意。因此，姚雪垠对留在大学教书并不排斥，“我对教书也有兴趣，而且也重视教育工作”。他真正在意的是，假若自己留在大学潜心治学，能否成为一个“真正有创造性的学者”。正如姚雪垠所言，对他来说，留在大学，以后发表学术论文、出版书籍，成为一个合格的学者并不难。但如果要成为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大学者，则自己因为一未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学术训练”，二则没有“家学渊源”，“缺少许多必备的条件”，“仅仅依靠浮光掠影的知识是不会有多大出息的”。另一方面，姚雪垠对自己的文学创作能力显然更有自信，认为自己多年来怀有文学创作的远大理想，并且一直在为之探索，打基础，因此如果回头继续写小说，“可能成就会大一些”。

那留在大学一边教学，一边搞文学创作，是否可行呢？姚雪垠为此专门向自己的老友，也在清华当教授的吴组缃写信请教。吴组缃自己也饱受“教书与写作的矛盾”之苦，并且由于解放后高校中各种运动频仍，“成天忙得昏头昏脑”。吴组缃对姚雪垠的处境感同身受，因此极力劝诫他离开大夏，专心从事文学创作，相信“一定有个新的姚雪垠叫人大吃一惊”。吴组缃的回信坚定了姚雪垠离开大夏专事创作的决心。

另一方面，姚雪垠1951年春的浙东土改之行也加强了其离沪返豫的决心。当时上海教工会发动部分教授参加土改，大夏的参加者中就有姚雪垠。此次大夏的参加土改者中，亦有上文所述，后因为“反革命”被抓，并由姚雪垠接替其职务的社会教育系主任许公鉴。他们于1951年4月2日出发，去宁波、余姚、慈溪等地参观土改。通过这次浙东之行，姚雪垠发现自己由于不懂当地方言，只能依靠翻译。但“别人翻译只能翻译群众发言的简略大意，而不能也不暇译出每个发言者运用当地语言的生动特色、精髓和激情。对于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背景，种种生活情况，我更不能够充分了解。这次浙东之行，更坚定了我回河南故乡的决心。既然要专业写小说，就破釜沉舟地回到家乡去”。

姚雪垠的教授聘期至1951年7月底结束，因此1951年8月1日，姚雪垠即离开大夏，踏上了前往家乡河南专事创作的道路。对于姚雪垠的辞职，大夏校方和党组织自然竭力挽留，姚雪垠的离开大夏，固然使大学中少了一位杰出教授，但毫无疑问文学界却产生了一位伟大作家。而身处大夏大学的这段时光，则成为姚雪垠心中的一段温暖回忆，在后来的人生中不断给其以慰藉。

【本文首刊于《新文学史料》2023年第1期，作者江明明（安徽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