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女性史，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进步故事

弗朗索瓦丝·提波（Fran.oise Thébaud） | 来源：

本文系《女性史：20世纪卷》一书序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

了解那些人生经历跨越了20世纪的女性，你将被她们的不幸和伟大所震撼。她们受到战争、革命和独裁统治的打击，也见证了两性关系的巨变。我们现在是否已经到达了女性史的“终点”，到达了多年来稳定的、不可避免的解放进程的顶点？并非如此。如果诞生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旋涡之中的20世纪地缘政治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了，“历史的终结”的概念，也未能幸免于欧洲及其他地区一系列事件的冲击。“历史的终结”对女性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男性主导社会的末路和新社会黎明的到来？是一个性别分化几近消失的新时代？还是一个男性和女性既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特身份又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的世界？当代女性主义者仍在这些问题上争论不休。虽然他们的目标是确立妇女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但构建女性身份的需要和彻底废除“女性”这一类别的需要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浮现。分离主义似乎不再是可行的选择；女性与男性在有待确定的条件下，以某种形式共处好像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一个女人想要什么？妇女大众又想要什么？本书的读者们——作为历史进程中有着性别定位的行动者——将不会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学者的职责不是给出这样的答案），而是会找到值得思考的内容。

读者可能会对本书没有按时间顺序来叙述妇女解放而感到惊讶。20世纪女性拥有和她们的母亲不一样的人生，这个事实显而易见，几乎无需赘言。我们也没有否认女性取得的所有成就：投票权、生育风险的大幅降低、避孕措施、职场上的新机会。不过什么是所谓的“成就”呢？这是一种社会构建——一种亟待解构的象征。妇女运动取得了什么成就？谁反对、谁支持具体的改变？问题和后果（既包括象征意义上的，又包括现实意义上的）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提出的问题。还要记住一点，没有任何成就是一劳永逸的：当今反堕胎运动的势力和艾滋病的蔓延提醒着我们这个重要的事实。女性的历史从妇女运动中产生，但这些激进的开端不应该让我们误认为这本质上是一个进步的故事。事实要复杂得多。

20世纪作为女性进步时代的印象基于一系列的陈腔滥调，这与维多利亚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将大屠杀和世界大战抛诸脑后，只记得“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里的“飞来波女郎”（flapper）、被“药片”解放的女人，或80年代的“女超人”——她是女性主义和消费社会的产物，能够轻松地在事业、孩子和爱人之间应付自如。事实上，“飞来波女郎”和被解放女人的刻板印象更常被人们用来谴责性别壁垒的瓦解和双重标准，而不是用来为妇女运动的胜利欢呼喝彩。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第二阶段》（The Second Stage，1981）中批评“女超人”的形象起码是模糊不清的：很少有女性能实现这样的理想，它将彼此矛盾的要求强加于女性身上，而这些要求所引发的紧张关系却被掩盖了起来。事实上，罗丝－玛利·拉格哈夫（Rose-Marie Lagrave）认为，“女超人”理想的社会功能就是掩盖日益加剧的性别不平等。

1920年代的flapper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就像人们对妇女运动成就的批判一样有趣，因为它们提出了如下问题：哪些事件对女性历史有着重要意义，以及它们如何迎合或打破了标准历史中的男性叙事。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如果没有表现史，女性的历史则无从说起。也就是说，我们要对男性想象和男性社会规范所塑造的形象和话语进行解码。20世纪（这是个心理学和图像的世纪）已经表明，西方文化没有发展出什么表现女性的积极方式。尽管弗洛伊德将性和性别认同的问题复杂化了，但哲学和社会科学却直接对存在于整个社会的性别歧视进行了思考：女性被认为在为男人和家庭服务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现代性的包装下，经过科学的认证，以及电影、报纸、杂志和广告的宣传，家庭主妇和母亲的模范形象被成功民主化了。政府——不仅仅是独裁政府，将人口增长作为官方关注的问题。儿童抚育成为医学上的专业。心理学家发表了关于母子关系的规范性声明。所有这些因素都给女性带来了留在家庭中的新压力。“性”被视作一个合法的欢愉来源，而且女性的性欲受到了认可。不过，人们认为性只有通过婚姻来实现才是恰当的。而且女性担心自己无法达到全新的美丽理想形象的要求，这种形象通过无比纤细瘦削的电影明星、模特，还有选美皇后表现出来。与此同时，一种现代女性的新形象产生了：她是一位专业的家庭主妇，既是家中的女王，又是精明的消费者。广告在贩卖商品的同时也贩卖图像。新女性看上去可能比以往的女性更加光鲜亮丽，但她们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因为广告同时也将女性自己变成了性对象和令人渴望的商品。杂志和影片中公然传播着露骨的色情图片，无处不在。不过，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畅所欲言，并掌控自己的视觉身份。她们通过强调“表现”的政治重要性，试图打破陈旧的刻板印象，并提出妇女实现自我的各种可能方式。在历史上，妇女的形象从未像近年来这样经历着迅速的改变。我们将尝试评估、追溯事件的日期并理解这种改变。

本卷不仅仅是对妇女解放的叙述，也不仅仅是一部表现史。与本系列前四卷的作者一样，我们对自己的任务抱有更大的野心，本书基于长达20年的妇女历史研究工作。这里并不适合探讨妇女历史的主体应该是什么这种宽泛的论题。让我简单概述我们研究课题的共同方法，这种方法超越了各位合作者之间的差异，我们希望它能带来一种对20世纪的全新解释。

历史长期以来都是男人的历史，男人被呈现为人类的代表。最近，许多著作表明（关于20世纪的著作就有成千上万种），女性也有历史。事实上，她们是人类历史完全的参与者。但是，把女性与男性分开研究——当作这一切都在真空中发生，会进入理论的死胡同，也可能是造成历史误读的一个根源。我们提出的是一种“性别化”的方法。男女关系是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关系不是天然的事实，而是一种社会构建，它们也在不断被重新定义。这种重新定义既是社会动态变化的结果，也是其原因。因此，性别间的关系是一个有用的分析范畴，它可以与历史学家更熟悉的其他范畴，如阶级、种族、国家和世代之间的关系相提并论。正如所有分析过往的新方法，这种观点的改变会产生新的知识。它甚至可能会导致历史的重写，这样才能囊括以往的方法顾及不到的更广泛的人类经验。例如，用性别化方法分析纳粹种族主义所得出的结论是，希特勒对女性的政策并非生育主义（纳塔尔主义）或是狂热的母性崇拜，相反，他主张的是反生育主义、对男子气概的推崇，以及对“劣等人种”的大规模灭绝——女性是这一行动所针对的首选目标。只要在适宜的情况下，本卷的合作者们都试着将性别与阶级、性别与国籍、性别与年龄、性别与宗教联系起来：在通常被视作同质化的群体中，性别是一个差异化的因素。

因此，读者该问的不是女性的成就，而是“性别体系”的演变。我说的“性别体系”是指一整套性别化的社会角色，以及从文化上定义了男性与女性，进而塑造了他们性别身份的观念和表现体系。我们必须将女性处境的变化与男性处境的变化联系起来看待。举例而言，如果说在一个极端情况下，某些行业的女性化让男女之间的差距持续存在；那么在另一个极端情况下，现代避孕方法不仅让女性避免意外怀孕，而且让她们得以控制自己的生育周期。因此，新避孕用具的发展必须与同时发生的法律变化联系起来看待，这些变化结束了女性从属于男子的家庭地位。读者也该问问自己，是什么赋予了男人和女人各自行为的意义和价值。政府、个人和团体以各种方式宣传的性别象征，其作用和后果是什么？这种象征主义最常用于建立等级制度和表现权力关系，它通常会阻碍而非加速变革。虽然战争——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常被形容为解放了女性，但是武装冲突（它造成的心理和社会后果通常在休战后也会持续很长时间）实际上是极度保守的，因为它（即便在女性主义的框架中）所推崇的是通过二分法来考虑性别问题。再看看政治方面的问题：“普选”一词被错误地用于形容男性拥有投票权，而女性被排除在外的情形。更重要的是，政治仍然是男性的领地：即便女性选民占多数，选出来的女性官员也很少。女性往往会被划归到某些指定的政府部门，这样就维持了政治属于男性世界，社会关怀属于女性世界这种由来已久的分野。女性官员时常被男同事们视为入侵者，甚至将彼此都视为边缘人。然而，政府中的女性因为自身所取得的成就理应受到赞扬。例如，俄罗斯革命家亚历山德拉·科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费德里卡·蒙塞尼（Federica Montseny）和法国政治家西蒙娜·韦伊（Simone Veil）这三位卫生部部长都曾努力让堕胎在自己的国家合法化。

法国政治家西蒙娜·韦伊（Simone Veil）

因此，女性的历史有一个潜台词：男性也是被性别化的个体。读者应该要意识到这里讲述的故事如何为整体的历史图景做出了改变与贡献。它显然会为社会史补充一些内容，但它也会带来对文化史传统分期的修正。更令人惊讶的是，它或许还能修正政治史——这仍然是回顾过往最具影响力的方式之一。例如，我们的方法对战时保护妇女的家长制政策提出了新的解读。它引发了人们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本质的反思，这二者希望通过消除性别冲突来进行更有效的剥削。它揭示了维希政府和“天主教民族主义者”佛朗哥政权的特征。它让我们重新思考福利国家的起源和运作，福利国家接受了早期女性主义者的要求，公开承认了母亲的社会作用，并从家长制的角度重新对她们进行了解释。它也有助于我们了解魁北克的独特性，本书从女性主义－民族主义的角度解读了魁北克的历史。亚历山德拉·柯伦泰被批评为“乔治·桑主义”（George-Sandism），她不相信资产阶级家庭会自行消亡，她梦想着一种新的工人阶级道德。但由于她在一个深陷贫穷的农业国家宣扬自己的信念，而这个国家的“市民社会”（尤其是妇女）经常受到中央政府的干预，所以她的主张极有可能太超前于那个时代了。

女性主义和妇女运动的历史当然是西方政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领域需要做的工作还有许多。20世纪20—60年代一直被视为两大女性主义“浪潮”之间的休耕期，现在才开始被首次研究，但是理解这一时期对于理解整个20世纪是至关重要的。浸淫于19世纪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运动是如何应对群众政治、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挑战的呢？早期女性运动与产生于新左派、反殖民主义运动、20世纪60年代性解放的妇女解放运动之间有什么联系？为了理解这一切，我们最好要警惕诸如“资产阶级女性主义”之类的贬义标签，并质疑平等女性主义和“差异女性主义”之间是否真的泾渭分明。性别问题可以引导政治思想的更新换代，因为它让大家认识到，平等要求人们接受并包容差异。女性史作为一种认知过程，可以通过审视自身和整体的历史让整体历史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性别化的类别从文化上构建了我们对性别差异的概念。通过分析性别化的类别，我们学会了以新的方式看待史料，并适当地修正我们的方法。虽然女性的历史有时被批评为“对论述的论述”，但这种方法不是一时的潮流或逃避困难工作的手段，它是必要的。

历史以及其他知识领域也受到了当代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哲学、法律、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学批评也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我们不能再误认为片面的方法具有普适性。女性主义批评对意识形态的预设提出了质疑，这些预设可能就隐藏在最渊博的研究或最全面的统计中。劳动问题的研究和数据统计尤其如此。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女人应该照顾孩子、做家务，就好像在外面工作是男人天生的权利，而女人这样做就实属异常。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家就像他们19世纪的前辈那样，试图通过论证性别分工的基础是两性的天然差异来证明其合理性。

但是20世纪的情况又如何呢？当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全面的战争贯穿始终，战争的受害者（包括平民和军人）数以百万计。这还是一个种族大屠杀的世纪，女性在劫难中也没有受到特别的仁慈对待，而且出于阻止下一代诞生的目的，犹太和吉卜赛女子遭到了杀害。女性也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选择付出代价。政治镇压对所有受害者而言都是残酷的，但有时这种镇压专门针对女性。她们被剃光头发，身体也受到侵犯。极权主义政权经常诉诸令人恐惧的家庭连坐制来进行镇压。出于对所有极权主义政权受害者的纪念，我将在此提及两位非凡的女性，她们在被囚禁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时（Ravensbrück）成为朋友：一位是捷克记者米莱娜·杰森斯卡（Milena Jesenka），她是卡夫卡的朋友和翻译，也是对一切压迫的积极反抗者。另一位是德国共产主义者玛格丽特·布伯－纳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她不仅将希特勒的集中营公之于世，还将她逝世于1944年的朋友的记忆留存了下来。

米莱娜·杰森斯卡（Milena Jesenka）

玛格丽特·布伯－纳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

也正是在这个世纪，步调远远滞后于男性的女性终于走进了现代世界。现代科技给男性和女性带来了更好的健康状况和更长的寿命。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妇女获得了最好的教育。城市的发展和消费品的激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需要历经艰辛苦痛的人变得更少了，即使我们承认消费社会的失败之处和不平等，这肯定也算是进步。对女性而言，这意味着家务和育儿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于女性在这些活动上花费的时间减少了，她们就剩下更多时间来参与社会生活。但现代生活对于女性而言还具有别的意义。女性长期被困在家庭这个天然的共同体网络中，她们未能从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个人权利扩张中获益。因此，现代性对她们意味着个性的实现、完整的公民身份，以及相对于父亲和丈夫而言的经济、法律和象征意义上的独立。正如许多专题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曾经强有力的束缚已经放松了。

这场性别关系的革命是从何时开始的？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它？这似乎是导致男性身份危机的原因，这种危机的迹象有许多，但却难以被人们所理解和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西方带来了长期的民主和经济增长，不过它并不是这段历史中的关键时刻（尽管它的确给法国妇女带来了投票权）。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标志着妇女重返私人领域。由于下一代的孩子们被宣称为重建国家的关键，妇女们被告知回归家庭是她们的公民义务，正如几年前她们的义务是参加工作一样。事实上，在许多国家，出生于战争年代的那一批人在职业上是最不活跃的，但其生育积极性却最强。这一代女性对通常意义上的政治不感兴趣：20世纪50年代家庭主妇的形象成了典范，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撇开精神分析不谈——在《女性的奥秘》（Feminine Mystique，1963）中谴责了媒体对这一形象的意识形态塑造。这是历史上关于女性的最畅销著作，与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一间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s Own，1929）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1949）一样都是女性主义的基础文本。就法国而言，维希政权在政治上与过往的共和国决裂，但却延续了前任政府的家庭政策：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法国女性被要求承担母亲的角色，而她们的丈夫则要工作谋生。很少有民主人士质疑这些政策中的极权主义潜质，就像很少有主张政教分离的人质疑宗教在政府干预国家事务方面的影响一样。

《女性的奥秘》（Feminine Mystique）

本书将更多的篇幅献给了节育的倡导者，比如美国的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以及法国的玛德琳·佩莱蒂尔（Madeleine Pelletier）、珍妮·赫伯特和欧仁·赫伯特（Jeanne and Eugene Humbert）。我们也更多地谈到了计划生育和单身母亲的支持者，其中许多人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20世纪30年代国际范围内的性改革运动。我们试图去衡量宗教在女性生活中的地位：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但其涉及面很广。性别差异是天主教会的基石之一，它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比大多数宗教都要保守：教会抗拒任何形式的避孕措施，不允许神父结婚，拒绝任命女性为神职人员。这种顽固的态度导致了历代天主教激进分子的出现，这些改革者给教会和女性的处境带来了改变。尽管如此，法国的宗教活动还是出现了明显的衰退。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也就是希望初现的“美好年代”（Belle Epoque）过去50多年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性别关系才开始改变。我们很难说什么因素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和平、繁荣发展和科学发现当然都有所助益，但我至少要提及避孕药的发明者格雷戈里·平克斯（Gregory Pinkus）。1968年的学生运动也很重要：学生运动仍是未来的学者可以从性别意识角度来进行探索的开放领域。当然还有妇女运动，它们强烈谴责了“父权制”及其一切象征。私人领域内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男人不是“家庭的主人”，夫妻在婚姻中是平等的伴侣。这种观念首先影响了美国和英国的法律，后来也影响了大陆法系。现在法律允许各种类型的家庭和妇女角色。对避孕和堕胎的更开放态度让女性能够重新掌握自己的身体和性。女性现在可以决定自己什么时候要孩子，政府也不得不放弃极端强制性的家庭政策。当女性主义者坚持妇女有权决定何时要孩子以及是否要孩子时，他们所表达的愿望其实是将生育功能私人化。无论观点的好坏，生育在整个世纪以来都被视作一种公共责任。从更基本的层面而言，他们试图重新定义妇女与生育的关系。当代女性主义者们在这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上很少追随他们的前辈。女性解放似乎更容易通过工作场合的自我满足感，以及个人对丈夫施压来分担育儿责任而实现，而不是通过寻求国家的承认和让育儿协助成为一项社会化功能来达成。

然而，衡量变化的最佳方法并不是将“公共”与“私人”对立起来，而是应该注意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存在导致社会变化的单一原因或主要因素。相反，我们必须要研究因果之间的互动。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参与文化和政治活动，私法也得到了发展。家务负担的减轻促使女性更充分地参与公共领域。虽然社会立法和税法仍然反映出过去的婚姻不平等，阻碍了许多女性参加工作，但是福利国家的出现让妇女获得了更大的独立。它不仅为女性提供了保障，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还减轻了照料家庭的负担。寻求教育和工作机会的女性人数创下了历史纪录。虽然教育制度更偏向男性，许多工作也留给了他们，但这些变化还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婚姻中的专制消失了，传统的家庭主妇也消失了。与女性的政治保守主义的名声相反，她们也越来越倾向于给左派投票。事实上，法国的当代年轻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给左翼候选人投票。家庭生活可能也在走向民主化，尽管这一点更加难以衡量。爱的文化也许已经进步了，男人和女人也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彼此。20世纪60—70年代的女性主义在所有这些变化中（尤其是女性获得的政治和象征性自主权，即说出“我们女性”的能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们通过建立起“女性”这个基本政治范畴，并且将自身组织为一个有能力解构和重构其意义的群体实现了这一点。我在这里使用过去式的用意仅仅是指变化的发生非常迅速，而不是指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了。我并不是说女性已经赢得了胜利，也不是说在所谓女性主义“盛行”的时代过去后，两性关系已经回归到更“正常”的状态。女性主义的明显衰落（一些评论家称之为“后女性主义时代”）既是一种损失，也是一种转变：历史仍在继续，以不可预测却有迹可循的方式不断地改变着事物。

此外，我在使用“妇女”（Women）的复数形式时，并不是在预判她们是否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群体。女性主义透过不同女性群体之间的冲突，看到了每个女性主体的多样性：例如美国黑人与白人女性活动家之间的分歧；或者是更富有戏剧性的情况，如第三世界妇女在国际会议上对欧洲和美国帝国主义的指责。即使在西欧和美国，也不是每位女性都有平等的机会来按照自己的选择生活：社会背景、职业地位、国籍和种族都是重要的因素。如今单身母亲所面临的困难让人联想到过去未婚妇女所面临的困难。女性还会面临其他问题，我们将就其中一些问题展开更详细的讨论，但我们对于处于边缘地位的妇女可能关注得太少了。

我必须强调，这本书并不自命具有普遍性，它甚至没有完整地论述自己所圈定的范围。这是一部历史学家写就的关于女性的历史。其实，进一步将范围缩小了。它没有触及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问题，而从这个特殊角度出发的研究很少。我们也没有考虑北方地区对南方地区的主导。后殖民时代所涉及的不仅是经济和/或文化上的帝国主义，而且还涉及移民的问题。我特别遗憾的是，书中没有收录关于大众消费的文章。如今丰富多样的消费品类让家庭发生了变化，但不平等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存在。性别和种族问题是另一个未被探索的领域。我们该如何解释女性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接触？当两个文明发生冲突时，双方的女性之间、男女之间该如何相处？意象和性幻想在这场对立中占据了怎样的地位？移民妇女（以及她们的女儿）在保持种族身份或促进融合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

正如这个系列的前几卷一样，我们将注意力放在西方，这似乎既合理又狂妄。我所说的西方主要指欧洲和北美，它们不仅是地理和文化上的统一体，而且在20世纪还拥有经济和政治上的统一性：总的来说，我们研究的是富裕的国家，是拥有共同历史的发达社会。

我们的方法按照时间顺序和主题来展开。我们在对前半个世纪的研究中，主要关注国家之间的差异：欧洲尝试过将女性“国有化”，我指的是各个国家试图提出自己的女性模范。然而，随后的趋势是“国际化”（如果不将其称之为“标准化”的话），该趋势通常受到美国的支持：这就是如今的情况。因此，我们可能没有在美国问题上投入足够的篇幅。我们通过比较研究得出了一系列的模型，而我们真正需要做的可能是分析这些模型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对大众文化、移民和国际关系进行探究。

因此，我们希望读者可以开始对性别关系丰富多彩的地理和历史有所了解。有些国家是名副其实的“实验室”：尽管美国不时出现清教主义的复兴，但它仍是“现代女性”和“妇女解放”的诞生地。不过，社会民主主义的瑞典可能才是最佳典范。北欧和拉丁欧洲国家[1]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历史和文化差异：法国以厚重的《拿破仑法典》为基础发展了起来，而地中海国家仍在与以忏悔为基础的遗留法律制度和独裁政权做斗争。考虑到出生率和结婚率的下降，职业女性数量的增加，以及婚姻和政治的民主化等在西方普遍发生的现象，南欧国家近来的进步似乎更加引人注目。这一进步催生了新的女性历史中心：在西班牙，人们骄傲地重新发掘了被遗忘的源头——共和国时期的大胆实验，颠覆了佛朗哥神话（Francoist Myths）。我们可能也应该将东欧国家囊括进来，请它们像加入其他领域一样加入我们中间来。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我还需要提出另外一点。本书没有收录男性学者的稿件并不是刻意排斥的结果，而是反映了史学的现实。20世纪的女性史——因为它是我们的历史，也是我们的母亲和祖母的历史——是由女性书写的，女性在其中的参与度甚至比在更早期的女性史中的参与度更高。然而，作者的性别并不足以影响学术观点的改变。本书和本系列的统一性和独创性在于它审视过去和现在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否奏效则取决于读者——普通读者和专业历史学家的判断。

女性史并不自称为人们提供了可以看到历史全貌的最佳位置。但是，当历史在当前事件的冲击下，重新审视自身作为一门学科的身份和理解现实的原则时，女性史可能是我们为过去的模式增添深度的一种方式。如果连这样的野心都不具备，也就不能指望揭示社会进程真正的复杂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