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希蒂希评《禁忌日记本》:埃莱娜·费兰特的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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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托比·利希蒂希/文 石晰颋/译 | 来源:澎湃新闻

利希蒂希评《禁忌日记本》:埃莱娜·费兰特的前辈

Forbidden Notebook: A Novel, by Alba de Céspedes, translated by Ann Goldstein, Astra House, January 2023, 288pp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28年向剑桥大学的年轻女性宣告,有抱负的女作家需要“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而对于阿尔芭·德·塞斯佩德斯的《禁忌日记本》的主人公瓦莱里娅来说,她甚至连一个抽屉都没有。

小说设在1950年代初,瓦莱里娅时年四十三岁,与丈夫米歇尔以及两个快长大的孩子(里卡多和米雷拉)住在罗马的某个未曾提到过名字也几乎没被描述过的街区里,共处于一间过于狭小的公寓中(毕竟这不是一本关于地域的小说)。这是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家庭——米歇尔在银行工作,瓦莱里娅是早年地主的后代,但战争留下的伤痕仍然新鲜,生活需要在艰辛中奋斗。几年来,瓦莱里娅一直在办公室打工来帮补家用,尽管她高傲的母亲反对这么做。家里不再有佣人,脏碗碟再次堆积起来。

我们读到的是瓦莱里娅的日记,从第一页我们就会得知,她是在周日帮丈夫跑腿去烟杂店的时候,一时冲动(“纯属偶然”)买下这本日记本的。这本来是“被禁止的”——因为意大利禁止在周日做生意(卖烟除外),但这个词包含了更多的道德和形而上学的含义。

瓦莱里娅可能想要记日记,这个想法本身就为她的家人带来了不少乐趣。当这个话题还处于假设层面时,她丈夫就这么问:“你想要写什么?到我们这个年纪了还会有什么秘密?”在兴趣驱动下,我们观察瓦莱丽娅把这本神秘的编年史藏进布袋、饼干罐、装着旧滑雪服的箱子里——没完没了、几近滑稽地把它挪来移去,远离窥视。伍尔夫所说的书房对于瓦莱里娅来说,就是天黑后的时间,或者是公寓里难得没有他人的时候,在“浴室里的一张小桌子上,就像我还是个小女孩时那样”。

意大利裔古巴作家阿尔芭·德·塞斯佩德斯(1911-1997年)从1950年冬末到1951年盛夏之间,在《每周新闻画刊》(La Settimana Incom Illustrata)上以“实时”连载的形式发表了《禁忌日记本》,这个时间段也与书中的时间顺序一致。这个连载在当时颇有影响,七十余年时光也没有磨灭它的价值。如今安·戈德斯坦(Ann Goldstein)推出了这本书的新译本,之前的英文译本问世于1957年,标题被改成了“秘密”。书中所表达的声音仍然生动而醒目(尽管戈德斯坦女士的某些奇怪决定令人惊讶),其涉及的各个话题也令人沮丧地存留至今:母性和自我实现之间的斗争;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控制;无偿的情感付出和家务劳作;传统习俗的天花板压制着进步的力量。婚前性行为可能不再是丑闻,妇女的工作权利也不再是问题,但在许多方面,书中世界对今日的读者来说似乎太过熟识。

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以及她其他小说的读者无疑会发现这本日记从语气到主题上的对应。这并不令人惊讶。费兰特的作品不仅也是由戈德斯坦翻译,而且这位后辈作家也受到了德·塞斯佩德斯的重要影响。她将德·塞斯佩德斯的《在她身边》(Dalla parte di lei,1949年)列入了她曾“受到鼓励的小说”之一。在《禁忌日记本》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此类影响的本源——存在于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敏锐观察与闪烁的自欺欺人之间的空隙中;存在于她所想、所说和所做之间的类似空间里;存在于对家庭中细小的戏剧风波所折射的社会政治共鸣的密切关注中;甚至即使是主人公不受欢迎的时刻,这种影响仍然存在。瓦莱里娅可以很强硬而冷漠;这是生活教会她的。她用一系列令人难忘的箴言表达了她的世界观。“家庭的优势之一是它使其成员不断地相互竞争。”或者:“在某一点上,我们不再理解在家庭生活中什么是仁慈,什么是无情。”

利希蒂希评《禁忌日记本》:埃莱娜·费兰特的前辈

《在她身边》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书中的叙事如烈火般蔓延,我们逐渐认识到,这个四人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维系着自己不为人知的秘密。勤劳的瓦莱里娅开始在星期六也去办公室寻求平静,使得她那沉闷的老板注意到了她,他在那里也是为了逃避家庭压力。他们的谈话越来越随意。甚至还聊过去威尼斯。这让人想起伍尔夫笔下的灯塔。

米歇尔在空闲时候一直在写一个电影剧本,他会向妻子的一位富有魅力的朋友克拉拉寻求建议,克拉拉是一个未婚的编剧。这个剧本到底是否真的存在,仍然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米歇尔是个脾气平静、自我满足、回避交流的人,已经很久没有用带有性意义的眼光来看待他妻子了;他现在亲切地叫她“妈妈”——而她讨厌被这么称呼。然而,克拉拉告诉瓦莱里娅,米歇尔所写的人物极为放荡不羁:他“真的陷入了那种狂热,那种性迷恋”。

关于孩子们:自负而保守的里卡多正在接近一个年轻女子,瓦莱里娅本能地不喜欢她——也许是因为她回忆起年轻时不假思索的自己。而全无幻想的米雷拉经常和一个年长的有钱人约会,很晚才回家。“我只有一张牌能打”,她对母亲这么说。与这个沉闷而功能化的世界里的其他人相比,米雷拉更有机会逃离那种被漂白的“冰冷的幸福”——然而瓦莱里娅对她的评价却最严苛。“在我的印象里,米雷拉是最强大的;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想打她。”

书中所展示的羁绊可谓特别顽固,而自由又是双刃剑。在这部小说中另一个有说服力的小故事里,我们看到了压力是如何形成的,“然后它又消失了”。这本日记本身也成为了这种紧张关系的象征。它是自我释放、自主控制、自我认识的场所,也是一个负担,一个“吸血者”,一个破坏者。“自从有了这本日记,我就没有一刻安宁”,瓦莱里娅抱怨。

这是一本在宁静中动荡不已的出色作品,这位在英语世界中鲜为人知的作家重见光明也值得欢迎。《在她身边》1952年的英译本标题被改成了“最好的丈夫”。重新推出这本书的时机如今也该成熟了吧。

(本文英文原文发表于2023年1月27日《华尔街日报》,由作者授权翻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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