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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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作者:茅海建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2018-2

页数:335

定价:85.00元

装帧:精装

丛书: 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

ISBN:9787108062208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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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近40年海内外史学界对1895年 “公车上书”的质疑和辩难,作者给出明确结论:广义的“公车上书”是指《马关条约》签订后,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们组织操作、各省公车参加的。档案中存有这类上书数十件,共千余人次签名;康、梁的活动是整个“公车上书”链条中的一环。其二是康有为组织的四月初九日在松筠庵的“联省公车上书”,这一活动中途流产。从政治决策的角度来看,前者曾发生些微的政治作用,后者因其“上书”未能递呈而并无作用。

本书所收九篇专题考论均系作者根据档案材料,检视先前各说,作出新的认知、补证与修正,明晰了一些关键性的历史细节。

针对 “公车上书”的质疑和辩难,作者明确提出: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叙史者有必要加以区别。

从观察甲午战后清朝整个保举活动,揭示出当时政情的诸多特点。

重新梳理京师大学堂的初建历史,见出戊戌变法之基本相:以康有为为首的激进派,与张之洞、孙家鼐领军的温和派,都在其所宗的“中学”指导下,自行其改革事业,尽管从形式上已尽力模仿泰西、日本。

司员士民为救时而提出外交与军事内容的建策,在今天看来,大多只是救时的偏方,与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不吻合。

此外,“光绪帝召见张元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康有为及其党人所拟戊戌奏折”和“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诸篇都分别对补订史事缺环、匡正偏见有所推进。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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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教学与研究领域是中国近现代史。

目前研究专题是戊戌变法史,著有《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先前的专题是两次鸦片战争史,著有:《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苦命天子:咸丰帝奕詝》、《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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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第一章 “公车上书”考证补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档案文献的再次检视

三、 都察院的态度

四、 “公车上书”的发动者

五、 官员与公车上书的实际政治作用

六、 孙毓汶的份量

七、 《上车上书记》、《四上书记》的说法

八、 结论

附录一 十人以上联名上奏之名录

附录二 康有为组织的“联省公车上书”名录

第二章 “公车上书”考证再补

一、 总理衙门章京的上书

二、 刘大鹏日记中的记录

三、 “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中的记录

四、 我未加解读的相关史料

五、 史家的主观意志

六、 个人的希望

第三章 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

一、 甲午战后下诏求贤

二、 胶州湾事件后三次下诏求贤

三、 康有为及其党人的活动

四、 王文韶、荣禄、张之洞、陈宝箴、刘坤一等封疆大吏的 保举

五、 京城中的较量

六、 懋勤殿:康有为及其党人最后的保举攻势

七、 简短的结语

附录 军机处保举各档册摘录

第四章 京师大学堂的初建——康有为派与孙家鼎派之争

一、 淡出的背景:强学会与官书局

二、 京师大学堂的开办与章程起草人的变更

三、 李盛铎奏折及其用意

四、 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联衔上奏及附呈《大学堂章程》

五、 孙家鼐的政治理念与总教习之争

六、 孙家鼐对《大学堂章程》的修改

七、 孙家鼐的办学思想

八、 简短的结语

第五章 救时的偏方——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中军事外交论

一、 军事对抗的方案:民团

二、 师法于西方与西法之不可据

三、 书生议兵与武将论兵

四、 因应的外交策略

五、 师法日本而修律改约

六、 消除教案诸策

七、 简短的结语

第六章 记忆与记录——光绪帝召见张元济

一、 张元济的回忆

二、 张元济当时书信中的记录

第七章 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

一、 康有为的说法

二、 巴西输入华工的设想与清朝的对策

三、 光绪十九年巴西再派使节来华

四、 光绪十九年澳门非法招募华工去巴西

五、 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的释读、相关史料与考证

六、 推导出的结论

第八章 康有为及其党人所拟戊戌奏折之补篇

一、 假奏稿与真奏章

二、 王鹏运、宋伯鲁的四件折片

三、 文悌、张仲炘、杨深秀、李盛铎的五件奏折

四、 宋伯鲁和他的《焚余草》

五、 《焚余草》所录康有为、梁启超代拟的五件折片

第九章 “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

一、 手稿本的基本情况

二、 抄本的流传及刊行

三、 书名、卷数与写作时间

四、 手稿本的修改与增添

五、 光绪十五年之误记

六、 初步的结论与愿望

征引文献

评论 ······

启发最大的是考证“公车上书”的两章。在学术史对话的基础上,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史料的重新检视,二是走出康有为的窠臼,深入清朝决策层面(《翁同龢日记》)。首先将2.27~4.21档案中的相关上奏、代奏和电奏进行排序,考察当时的大氛围和都察院的态度是反对和约,康《我史》中的说法很不可靠,公车上书的策动者是京官,背后推动者是翁李等位于决策中心反对和约的大臣。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个概念的公车上书”,广义…

这句很好,“在宏观的历史叙述中,细节经常被无意或有意地忽略。如此这般的直接结果是,历史被叙述为运动方向明确的具有某种必然性的潮流。”另外,许多优秀研究其实还是在论证,或提供一些经常被遗忘“常识”,上层决策岂是底层所能干涉的,凡是能够干涉必有猫腻。如本书中论证反对和约的运动中起到核心作用的是各级官员而非举人。康有为组织的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他就没有去送。公车上书有两次,其一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

一如既往

水平一如既往的高。基本所有结论都是依据各种凭证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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