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还能再研究么？

杨曦 | 来源：澎湃新闻

可能不少读者在看到刘奕老师《诚与真：陶渊明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初版，2023年再版）一书出版的时候，都会心存疑问：“陶渊明还能再研究么？”是的，对于陶渊明这位中国文学史上数一数二的大诗人，既有研究实在太过于丰厚了，丰厚得甚至已成负担。而且这个骨子里透着不信任的问题，天然预设了一个否定的答案：前人已经说了那么多了，还能再说出什么新意？有鉴于此，我想以“新在何处”为中心来展开本篇书评大概是个合适的选择，以其不仅可见本书之佳，更可释读者之疑也。

《诚与真：陶渊明考论》（以下简称《考论》）是作者十多年来研究陶渊明所得的结集。全书分成三大部分，陶渊明的历史世界、精神天地与文学风貌，分别立足于考证、辨思与析文，对陶渊明研究中基本、重要而又文献足征的问题展开了细致深入的探讨。平心而论，虽然有些技术处理还不无可议，但细看下来，几乎每一篇都流露出作者眼光独到而个性鲜明的见解，使人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为了方便，下面先从三编各择一篇来谈谈我阅读时的震动与感触。

《诚与真：陶渊明考论》

在上编有关陶渊明家世品第、仕宦经历与诗文系年的诸篇考证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镇军参军考》。

自李善注认为刘裕是《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中所涉的“镇军将军”以来，后人多沿其说，这个判断又自然而然地与所谓“义熙以后但书甲子”的观点缠在一起。于是，陶渊明如何从出仕刘裕、离开刘裕、到最终反对刘裕，就成了众多陶诗注解着力探讨的问题。作者却不认可这一判断，文章从诗意本身、渊明诗文的整体写作、曲阿的地理位置、渊明与王弘的关系以及刘裕任用镇军参佐的情况等五个层面，或证以诗文，或核诸史籍，或揆之情理，往复驳难，曲尽了种种可能，尽破旧说，最后指出——此处的镇军将军绝不可能是刘裕，让人心悦诚服。

不过问题至此，也才解决了一半。陶渊明任的是谁的镇军参军？如果破而不立，这篇考证也还称不上圆满。但作者竟然从一条几乎无人留意的史料中找到线索，从而破解了千古谜题。

文章先据地理，提出陶渊明自柴桑出发必经建康而至曲阿，此后或北上至京口，或南下至吴会。在上文排除了京口的可能性之后，自然将目光聚焦到了吴会。再据陶渊明的仕宦经历，找出了一个合乎情理的时间段，而在这一时间段内，以会稽内史兼任镇军将军的只有一个人：谢輶。至于谢輶任镇军将军之事，在《法苑珠林》卷十八引齐梁时人王琰的《冥祥记》中又有明确记载。所以作者认为：陶渊明所任的正是这个从来没人注意过的谢輶的镇军参军。此说真可谓石破天惊。至此，千百年来笼罩在陶诗上的迷雾在瞬间便被一扫而空，岂不快哉！实在是可以浮一大白的。

当然，如果仅以考证之新称许本书，恐怕作者会有“余虽忻感，然究心者固不属此类”（钱锺书《谈艺录》）之感。确实，考证是陶渊明研究的基础，但也只是基础。所以紧接着，作者就转入思想层面，潜心探究陶渊明独特的人生哲学及其自我的形成过程。其中最重磅的一篇当属第三章《诚之以求真：陶渊明的人生行思》——且不说最后作为的总题“诚与真”即从此出，就是单论篇幅，这也是全书中的第一篇大文章。

何谓“诚之以求真”？这委实是个让人熟悉又陌生的提法。众所周知，“诚之”是《中庸》与宋学中所指示的工夫，“真”则是《庄子》与玄学里所标举的境界，单看标题就能生出种种问题：陶渊明的思想与这两派分别有何关系？为什么陶渊明不以“道”本身的方式，却以“儒”的方式达致“道”的境界？最后，即便能用“诚之以求真”加以概括，其具体内涵又是什么？凡此，都可见这简简单单的五个字里实则包蕴了诸多问题。若勉强作一节，自是难以畅言，所以作者最后分成三节依次诠解。

第一节先扣住“性”与“自然”，强调陶渊明思想上深受郭象“万物各尽其性即自然”的影响，反驳了陈寅恪先生认为陶渊明上承嵇、阮的“旧自然说”、主张“新自然说”的观点。第二节“真之境”，更进一步阐述了陶渊明人生与文学中的“任真”。作者认为，陶渊明秉持着齐同万物、委运顺化的态度，又极其自觉地体认本性、追求尽性，久而久之，遂形成了自然率真的生命风度与展露本性的文学创作。不过，如果像当时玄学诸人一般仅以庄子式的退与忘来追求这一真境，是很难不流于虚无诞妄的，陶渊明则异于是。他无心构建系统的思想体系，也不斤斤计较儒、道两家究竟有何分别，他所看重的就是如何笃厚真诚地体认并实践，他要依靠自己意志的力量达到这一真境，在成己的同时成物。在此，作者巧妙地借用了“诚之”的概念来定义这一方式，既因流而溯源，又引后以明前，生动地揭出了陶渊明暗契孔子、遥启宋人之处。也正因为此种明确的追求与兼容的态度，陶渊明不期然而然地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人生之道——以儒家的道德意志希企道家的心灵自由，也就是“以贯彻道德意志，并敦行实践的方式，最后达致自然真诚的人生境界与自由的心灵境界”（《前言》第5页/新版《前言》第7页），一言以蔽之，就是“诚之以求真”。

要之，此章从时代性与超时代性两个层次，分别展示了陶渊明思想上浸润玄风的一面，与他在玄风流行中转能化虚为实的一面，对陶渊明思想结构作了全新概括，从而展现出了陶渊明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独立千古的地位，其为功不可谓不大！

在详实的史实考证与深切的思想分判之后，作者回归到诗歌本身，致力于将风格分析落实到技术层面，悉心呈现陶诗的成道之技，并在此基础上，走进陶渊明的文学与心灵。

本编的内容可谓作者的当行本色。文中时有一些精警的论断，如“陶渊明的文学，首先是拒绝的文学，而不是迎合的文学”（第270页/新版第344页）；“读陶诗不但要观其旷达深静，也要观其忧愤沉郁；不但要观其疏淡朴拙，也要观其耿介峻洁”（第261页/新版第350页）；与六朝诗人相较，陶渊明“并不用力于一丝不苟地临摹自然，而是善于抓住自然与日常生活的律动”（第326—327页/新版第439页）等等，无不令人叹赏。而在这诸多文章中，甚至全书之中，私心最喜欢的当属《疏世之隐与“边境”文学》。

作者先从个人与人世的关系角度，区分出避世、待世、顺世、玩世与疏世五种隐逸类型，陶渊明则是疏世之隐的代表。之所以选择这种若即若离、自为自在的隐逸方式，是因为他内心中疏离、和解与安顿三个层次的心理与现实需求，如此便造成了一种“疏而不绝、爱而不谐”之隐（第245页/新版第330页），更在这一生存状态中自然而蕴育出一种独特的“边境意识”。“在空间，陶渊明描写与人世、山林皆有区别的田园生活；在时间上，它是过来与未来之间的现在，是真实历史之外的避难所；从心理上说，边境是陶渊明拒绝欲望世界和安顿心灵的避难所。”（第250页/新版第336页）纵观整个中国文学史，不论疏离感的表达与疏离姿态的书写，还是文学上纯然自足的属己世界之成立，陶渊明都有开创意义。文章中既不倚仗稀见的材料，也不乞灵于西方的理论，拈出“边境”一词统摄了陶诗主题，虽然只是娓娓道来，却最能见出陶渊明的心境。加以一支好笔，读来尤有酣畅之感。

不过，在上述自成一家言的新说之外，《考论》中还有不少结论不新甚至可谓陈旧的文章，它们又新在何处？我以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结论虽旧，但论证的角度、思路与方法却新。陶渊明的名字，“渊明”“潜”“元亮”究竟孰为原名、孰为改名、孰为字，历来聚讼纷纭。《名字考》则从陶渊明的堂弟名敬远入手，推断陶渊明的原名也应是双名；再将《悲从弟仲德》与《祭从弟敬远文》对照勾连，推测“仲德”就是“敬远”之字；既然 “敬—德”与“明—亮”都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元”“仲”又都是排行，那么陶渊明本名渊明、字元亮、改名为潜的答案就自然而然地浮出了水面。此一结论虽与宋人吴仁杰的旧说相同，但论证另辟蹊径，颇有巧思。

自宋人特别是苏轼以来，一般认为“见南山”胜于“望南山”，但田晓菲却在《尘几录》，这部近年来影响最大的陶渊明研究论著中，借此重公案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观点：我们所熟知的“平淡”的陶渊明，其实是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集团通过控制“见南山”等陶集异文的方式“凭空创造”出来的（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考论》的作者则跳出了以往较为局限的讨论思路，全面梳理了陶集与《文选》的版本系统以及诗歌用例，指出“见”“望”两字各有渊源，“见”字之所以胜出，既因唐、宋以来诗人如钱起、梅尧臣、沈括对炼字的敏感，亦由科举时代《文选》影响的衰减，更兼宋代审美与文学风尚的变化，实是多种合力的结果。可以补充的是，西方古典学中就有“不跪拜抄本”的戒律，愿为《尘几录》的作者诵之（苏杰《古典语文学十诫疏证》）。

《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

陶渊明是一位真诚的诗人，古今几无异辞，宇文所安却提出，陶诗是一种“自传诗”，陶渊明也分明是一个给自己戴上农夫面具、不断伪装涂饰以求表现自我的诗人，是“一个老练、敏感的人却期望表现得单纯而自然”（《自我的完整映像——自传诗》）。这是个可以一句话驳倒、但却难以从学理上论证的棘手问题。作者则不仅直入巢穴，掘出“自传诗”的西方理论依据，更借助心理学的方法，通过区分物质自我、社会自我与精神自我，并勾勒陶渊明的自我认识、发展与展示的情形，最后强调“农人”至多只是陶渊明的众多的“社会自我”之一，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背后高度同一且稳定的“精神自我”，我们无法根据诗歌的描述否定他的真诚。

不得不说，起初我对作者花费如此多的笔墨与田晓菲、宇文所安“作战”也是有些不解的，一方面，两家之说并非全无所见，如田晓菲对传统文献形成机制的反思自有启发意义，另一方面，更感到他“所‘瞄准’的对象”实在未必值得如此多的子弹。但反复思量以后我才意识到，也许恰恰是因为他们的观点不无道理，甚至还有近是之处，才最容易让人迷惑。试想，如果选择少数派异文，冠以“手抄本文化”之名读陶，会不会终以幅巾敝裘为奇装异服？如果按照“自传诗”之说说陶，又会不会终“以高士为小人”（《马一浮全集·语录类编》）？在两家的观念中，不仅自苏轼以来对陶渊明的理解是“假的”，陶诗里所写的自我也是“假的”，借用宇文“双重自我”的概念，可说是“双重幻象”。但他们自己的解读呢？

近年来，宇文在一篇访谈中重申了他的观点，然后说：“不过，（对于陶渊明而言），这也只是一种语言的游戏。”（刘苑如《冬访宇文所安》）在我看来，与其说陶诗是一种“语言的游戏”，毋宁说宇文夫妇的讨论本身才更像是一种“语言的游戏”，一种脱离中国古典传统而沉迷于解构主义的游戏。这种游戏，作为小菜偶尔换换口味未尝不可，但如果竟作为主食，最终恐怕是会让人营养不良以至沉疴难起的。所以，作者以“系统的文献梳理”抵御“手抄本文化”，以“心理学”对阵“拟剧理论”与“新批评”，用归属相同又截然有别的方法，毫不留情地拆穿了这些把戏。此种刚肠嫉恶的态度真与自谓“性刚”的陶渊明颇有几分相似。

另一方面，观点虽旧，但在学术脉络中审视却新。一般而言，学术研究强调的是后来者充分吸收前此的学术积累然后推进，但有时围绕某些具体问题的探讨，又会因为史料的限制或者解说的分歧等各种原因陷入僵局，留下一段段不了的公案。陶渊明研究尤其如此，不必说其他，单看陶渊明姓甚名谁、寿至何数、家世如何这些基本问题，时至今日，学界都还在争论不休，即可窥见一斑了。如果不是刻意求胜、另立新说的话，多数时候我们只会择一而用又或存而不论，作者却不惧艰险、一往直前，希望通过彻底清理歧说，给诸多陈年旧案下一终审判决。

举例来说，《门第考》，作者在钱大昕、唐长孺的基础上，从史源与职官两个方面认定陶渊明是江州地方上的高门士族，而非寒门庶族；《初仕考》，在敖雪岗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陶渊明的起家官“州祭酒”是祭酒从事史，而非别驾祭酒；《辞官考》，认同杨联陞的观点，以为五斗米就是每日的俸禄，而且发现陶渊明在辞官时其实放弃了所有的俸禄，绝无贪污之可能。在讨论的过程中，作者以“八面受敌”之法，极尽质疑问难之能事，必至于无懈可击而后可。如针对陶澍《答庞参军》二首系年的新说，作者从多重角度反复辨析，最后定案说：“总而言之，陶澍完全基于大胆想象，加上不小心的论证，给出了一个离奇的解释。”（第101页/新版第135页）令人瞿然而惊。正是在诸多似此般坚确不移的按断之上，作者最后得出的观点也都有如精金良铁，掷地有声。

强求学术观点定于一尊未必是好事，但在某些领域，特别是一些事关重大的基本问题上形成较为广泛的共识，却也很有必要。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基础，才不会带来过多的重复劳动，也才更容易实现研究的持续推进。以学术史的眼光看，作者的论述无疑为今后的陶诗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基础，从而焕发着簇新的光彩。在如今“新新不已”的环境中，作者这份坚守“旧论”的良苦用心，值得特别表出。

附带一提，作者在回顾陶诗研究史时下过一番披沙拣金的大功夫。记得有次与刘老师闲谈，我问，你觉得近代学人中研究陶诗较好的有哪些？他说，如顾随、潘伯鹰等人都不错。我当时一愣。顾随我是知道的，但潘伯鹰难不成还编过《陶渊明诗选》？后来我才知道，这说的是潘伯鹰署名凫公的一篇《陶诗小识》。此文几乎从未有人留意，作者则从大量民国旧稿将它重新发掘出来，爱它能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在《考论》中多有引用与发挥。举此一例，其余可以概见。

此外，《考论》虽然是围绕陶渊明的专人研究，但某些论断实可视为古典诗文研究的通例。“正确的系年，应当时间、地点、职官、人物各个要素完全吻合”（第102页/新版第137页），可视为诗文系年的准则。“文本的不稳定性并不是钞本时代的特征，而是文本超越时代的基本特征”（第60页/新版第78页），亦是切中时弊的药石之言。至于“诚之以求真”这一总结，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有超出思想而关乎人生的意义。“真者固然是诚之所致，而达致真境之后，仍要诚之不已，方能不退不堕”（《前言》第6页/新版《前言》第8页），这难道真的只是在说陶渊明么？此言可以深味。

如果我的这些概括虽然减损了原文的风神、但意思大体不差的话，那么，本文开篇所提的问题就已不言自明：陶渊明不仅可以再研究，而且还大可研究！

实际上，上文提到的还只是《考论》的一部分内容，陶渊明究竟为什么不愿意见督邮？“有晋征士”陶渊明为何最后却传在《宋书》？陶诗与《论语》在语、意、神上有何相通之处？又如何承继左思风力、嗣宗章法？陶诗怎样以反问与疑问变缓为急，又怎样以反问实现诗意延宕？西方的文艺理论又是否适用于陶诗解读？《饮酒》二十首，为何分明有酒、有故人，却不招之同饮，却在“顾影独尽”之后又命故人书诗？“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种的是什么“豆”,“豆苗稀”又真是因为陶渊明疏懒么？《神释》中的“万象自森著”，是“万象”还是“万理”？“种苗在东皋”这句江淹的拟作，最像陶诗的字又是哪个？对这些大到理论、小到字句的疑难，作者都给出了确切而会心的解释，至于上述问题的答案就留待读者自己去书中披寻了。

总之，《考论》一方面积极借鉴历史与思想领域的研究成果，以解决陶渊明生平与思想研究中的公案，另一方面又悉心涵泳陶渊明的诗文本身，来勾勒陶诗的风格面貌和诗艺特征。而且，《考论》在深入中国古典诗歌与文化传统的同时，又充分运用现代学术的方法与理论，对陶渊明研究中的众多问题都作了穷根追底式的探索。朱光潜先生曾以陶渊明为例谈中国文学研究的理想，他说：“对于陶渊明要‘打一个欠呵问到底，还问欠呵怎样起’。”（朱光潜《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就本书探讨的问题而言，这一设想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现实。不仅如此，《考论》虽取径极广阔，但目标又极明确：不论动用何种手段和工具，无一例外都是为了更深入、更彻底地了解陶渊明，也就是“读懂陶渊明”服务的。从表面上看，《考论》似乎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专题研究组成，但读完全书，又可以发现这些路数迥然不同的考证、辨析与论述又都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融成一片，想来在作者心中，分明有一个活着的陶渊明。

在欢喜赞叹之余，我也还想指出《考论》技术处理上的可议之处，主要有三。一是文体。《考论》的主体是选择重要问题展开论证，引用陶诗大都是只言片语，当作论据使用，不免深入而不能浅出。可能作者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在如《真切与深广：陶诗田园书写的特色》等文中就选择一些重要诗篇作通贯解读，以弥补缺憾。但如此一来，便有赏析与论说两体，似乎伦类不侔，如何更好地融为一炉还值得思量。二是镕裁。《考论》征引宏富，但有时引文嫌长。如《陶渊明的“自我”》一文，每节先都摘录心理学的定义，再本之解说，如此反复循环。我初读之时，常感需要在两套话语系统之间来回切换，不太适应。相较宇文所安隐去理论的流畅，不得不说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当然，古人引文可以删缩节略甚至改写，但今人限于学术规范不得不引用原文，如何调和多种文风使之有统一的面貌也是可以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三是复重。《考论》的文章不作于一时，即或作于一时也因偶失检照，存在一些面目相近的论述与引用。论《停云》诗意（第249页、第264页、第353页）、“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与《庄子·则阳》暗合（第136页、第289页），引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论陶语（第162页、第260页、第266页）、钱锺书《谈艺录》论陶渊明通文于诗（第281页、第334页、第357页）以及傅雷为《约翰·克里斯多夫》所作的献辞（第200页、第292页）等，都不止一次，宜作调整。

当然，我相信对作者来说，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要说真正的困难，还在文外。

生于今之世，论文总是要发表才“有用”的，作者也不能例外。但通观《考论》中的文章，在方法上或极新，或极旧，新到需要引入现代心理学，旧得又好像二三百年前的乾嘉考据，但独独没有四平八稳而又不新不旧的学术八股文，其难入时俗之眼是可想而知的。写完新稿，固然欣喜乃至自得，但如果接下来是不可计数的退稿呢？换作是我，痛定思痛，总归是要舍己从人的，可在作者那里，在纷繁杂沓的苦恼之后，还是不改故辙的傲兀。这不禁让我想到作者对陶渊明的评价，“陶渊明是一类伟大的失败者的代表。他们也曾经寄望通过部分妥协在世俗中谋得一席之地，却最终发现这是不可能达成的目标，转而彻底拒绝世俗的标准，完全回到自己的信念中”（第162页/新版第209页），最终固守自己的选择。这说的不也是作者自己么？在我看来，固然是作者在传达对陶渊明的个人理解，但与此同时，也是陶渊明塑造了作者今天的面目，喟叹之余，应是无悔。

以我对刘老师的了解来说，《考论》虽然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然而写它的，浇灌它的，归根结底是个“有少年心的诗人”，有一颗没有被染污的诗心，也才有新鲜而有情的语言。在一再阅读的过程中，我有时感到是在面对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虽然这棵树不时旁逸斜出，横生杈枒，但在无数杈枒之中，是郁郁勃勃、一片生机。即此一点，就让它胜过一切枯枝槁木了。基于以上原因，我想以这段“不大规范”的话来结束本篇书评，同时更向读者郑重推荐此书！

作者为青年学者，现任教于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