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与社会变迁

王天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来源：澎湃新闻

【按】科幻小说描写未来。其中遐想的未来科技，让人振奋，也充满激励；构思的精巧情节，带着读者走过一段关乎未来的思想旅程。深埋在酷炫科技与离奇故事之中的，是科幻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科幻最终所真正讨论的，从来都不是科技的未来；而是人类社会的未来，人类文明的未来，还有人性的未来。因此，如何构想未来社会，是构思科幻的根本，也是理解科幻的要义。科幻展示未来社会的可能；而社会学则应该是科幻的基本素养。

本文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天夫原创作品“科幻与社会学”系列第二组，从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基地》说起。

《银河帝国：基地七部曲》，[美] 艾萨克·阿西莫夫著，叶李华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应该坚信，自由意志是最为珍贵的人性特质。它在人世间无处不在，体现为人们的创造力，支撑着人类社会的演化进程，推动着人类文明向前。它曾经带领人类迈向理性之光，也必然能够指引人类挣脱理性铁笼，向善而行。

一、阿西莫夫与《基地》

《基地》系列中最早的三部曲，是很早的时候我阅读过的为数不多的科幻小说，也是仅有的我阅读过的艾萨克·阿西莫夫的作品。虽然，我无法判断《基地》系列是否是阿西莫夫影响最大的科幻，但我觉得它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具社会学思想的科幻。这是因为，阿西莫夫虚构了“心理史学”这门学问，具有鲜明的社会学学科特征；心理史学中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与社会学研究社会变迁的过程与结论高度重叠。更为令人感叹的是，处于《基地》构思框架最核心的、基于统计计算结果的因果推导机制，同时也是当今社会学计量论文（在所有论文中占有绝对数量优势）中应用最广泛的分析工具。

“谢顿计划”与帝国的未来

在《基地》三部曲中，串联故事情节的主要人物是仅仅出场很短一段时间的数学家哈里·谢顿（也是在最终短篇集结成书时，追加的第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后，阿西莫夫又重新捡起银河帝国系列，撰写了谢顿前传）。作为数学家的谢顿，将数学计算用于预测社会的演化进程，在加进更多的其他学科的元素之后，构建了“心理史学”这门学问（与《三体》中物理学家与社会学家构建的“宇宙社会学”有着相似的起源）。

依照谢顿的预测，当时庞大繁荣的银河帝国，即将走向衰败，而灭亡是其不可避免的结局。更重要的是，谢顿的预测显示了，银河帝国之后有一段长达3万年的混沌时期，人类社会将遭受野蛮悲惨的经历，然后社会秩序才会重新整合出现。为了将此蛮荒时期缩短到1千年，在帝国的支持与谢顿的领导下，开启了能够改写历史的“谢顿计划”，在银河系对峙的两个端点位置，设立了两个基地，将自然科学家与社会人文科学家分别安排在其中。在后来的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银河帝国衰亡，各种繁杂的人物与混乱的事件此起彼伏，环环相扣。随着历史推进，即使有一些谢顿计划没有预计到的偶发局面出现，但大体上沿着谢顿模型预测的历史轨迹在演进，朝着一个有着未来秩序的新的银河帝国推进。

天才的天才作品

《基地》构想了一个恢弘广阔的人类银河帝国，虚构了一门学问（至少在当时），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曲折故事。阿西莫夫展示了构想宏大历史进程的能力，又在其中讨论了科学的力量以及推动科学知识所需的人文社会基础条件。在其作为一个故事高手的描述中，所有的这些科幻小说的元素无缝糅杂耦合在一起，成就了也许是他最富盛名的系列科幻作品。十多年前，我在大学同班班长的强力推荐下读完《基地》三部曲，那份震撼，让我能够感受到，一定有无数身处阿西莫夫写作时相仿年龄（21岁）的青年与少年，在此书的激励下思考人类的未来，科技的未来，以及自己的未来。这也正是科幻的魅力与意义所在。而阿西莫夫无疑是他那个时代，以及直至当今时代的天才。

阿西莫夫不仅仅是一位科幻作家，他本身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科学家。可以肯定的是，《三体》中躺平的罗辑应该不可能成为清华社会学的教授；但，阿西莫夫却是货真价实的波士顿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

与很多天才一样，阿西莫夫在幼年时期饱经磨难。阿西莫夫1920年出生在莫斯科附近的小村庄，三岁时随家人在其舅舅帮助下移民纽约。由于家庭贫困，小时候的阿西莫夫随着家庭在布鲁克林地区四处搬家。9岁时开始在家庭糖果店帮工，同时也兼职当过打字员，借此与家人一道度过了艰难的大萧条时期。作为犹太人，他的求学经历也饱受排斥。即使早年在学业上表现超群，他的大学申请因犹太人的身份，被众多大学所拒绝。本科阶段，阿西莫夫进入了一所专科学校，只是后来阴差阳错的幸运，文凭为哥伦比亚大学普通教育学院所承认；硕士生阶段的阿西莫夫，申请结果竟然是被所有医学院无情拒绝后，奋力争取得到的在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试读一年。

人文素养深厚的生化教授

好在天才总是如同被压的弹簧，一旦给了机会，马上暴发。在家庭糖果店帮工的过程中，阿西莫夫阅读了代销的科幻杂志，由此产生了一生的志趣。阿西莫夫很早就显示出了写作天赋，一生出版了500多本书。就在进入研究生时期的19岁，开始发表科幻作品，并很快以稿费资助自己的学生生活。在一边高产出版科幻的同时，阿西莫夫完成了兵役，也完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博士学位学习，成为波士顿大学的博士后与生物化学讲师。在他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基地》（多个以往发表的短篇小说集结成书）的1951年，他也晋升为助理教授，进入长聘轨道。在另外两部《基地》系列长篇小说出版之后的1955年，阿西莫夫晋升为副教授，期间他合著出版了两本教科书。三年后，阿西莫夫辞去教职，全力投入自己醉心已久的科幻创作，同时也致力于提升大众科技素养的科普工作。直到1979年，波士顿大学晋升阿西莫夫为正教授。

对于写作科幻而言更重要的是，阿西莫夫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他人文修养也极其深厚。在他21岁时，就已经熟读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并可以借鉴其中的基本框架，构思历史恢弘的科幻小说框架，而《基地》的思想根源也正在于此。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阿西莫夫科幻小说的知识与风格基础，也成就了他经典科幻大家的地位。

二、心理史学

毫无疑问，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极大地影响了阿西莫夫《基地》的构思。吉本生逢18世纪启蒙时代，他是理性主义史学的重要代表，他非常注重将历史进程放到更大的历史情境之中，并通过阐释政治、军事、文化以及经济等方面的细节，来讨论历史事件与进程的原因与价值。这应该也奠定了阿西莫夫构建未来社会的历史观念与哲学价值基础。

爱德华·吉本著《罗马帝国衰亡史》英文版封面

多个学科知识的交融

《基地》中最基础的底层社会设定，就是谢顿创立的新学科“心理史学”，这也是推动整部以及整个系列小说情节展开与发展的理论框架。按照阿西莫夫的说法，他将这一底层设定命名为“心理史学”，显然有着向吉本致敬的初衷。但是，心理史学并不是关于银河帝国中人类心理的历史学研究，也不是使用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而是一门糅杂了多个学科的方法与技术，包括数学、物理学、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特别是使用数学与统计模型来预测人口规模巨大的银河帝国社会的未来。

在《基地》系列中，谢顿是串起整个故事情节的中心人物。正是谢顿32岁时在帝国数学大会上的论文，奠定了心理史学学科的理论基础。通过“谢顿计划”，心理史学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在一系列实际的预测案例中得以证实，由此开启了心理史学的应用与干预帝国历史的征程。在预测到帝国的崩溃前景并且将经历3万年的黑暗时期后，谢顿启动“第一基地”与“第二基地”计划。这两个基地的核心任务是编撰物理科学的大百科全书，而参与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谢顿计划的存在。整个“谢顿计划”意在将此一黑暗时期缩短到1千年。在小说中，心理史学显示了强大的理论威力，基本完美预测了整个银河帝国的未来历史变化的轨迹与进程。

大体上的计量预测模型

虽然，《基地》三部曲都是由心理史学的理论逻辑与预测结果，推动着往前发展。但是，在整个《基地》系列（也许在整个银河帝国系列）中，阿西莫夫没有明确给出（哪怕是部分给出）心理史学的模型与计算方法。甚至，进入到心理史学计算模型中的数据到底是在个人层次，还是汇总的群体层次，在整个小说中都语焉不详。因此，心理史学只是一个虚构的知识体系。而阿西莫夫的目的，就在于使用这样一个可以具象化的预测体系，来铺陈整个未来历史情节。

在《基地》第一编的对话中，给出了盖尔在当天被逮捕的概率——77.2%，而谢顿与盖尔最后被公共安全委员会处决的概率分别只有1.7%与小于1%。之所以能够预测这两个人具体事件的概率，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于整个谢顿计划至关重要，能够影响未来历史的进程。事实上，心理史学根本上只是统计学意义的应用，对于个体事件的预测没有任何可靠性。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心理史学的统计方法体系难以预测个人，但是应用到银河帝国数百兆人口的预测，则完全可以清楚显示未来社会的走向。

社会学与历史学

让我们来看看社会学的学科基础假设。社会学研究社会中的人们的行为，以及由这些行为推动的社会进程。尽管特定个人的行为有着自身的特殊属性与过程，但是一群人的聚合行为却是有规律可循的，而在此基础之上的社会变迁也是有规律的。让我们再来看看，社会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包括：观察社会中的人群与事件、理解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分析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预知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提供社会变革的政策选项，如此等等。

让我们暂时抛开历史时间上的尺度差异（事实上，历史社会学也有研究上千年的国家与社会的建构过程，参见后面将讨论的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以及赵鼎新的《儒法国家》等），社会学与历史学都有描述与理解社会变迁进程的学科任务。或许可以这样去理解这两个学科的差异，历史学更多的是在史料的挖掘、整理与勘正，有着更多更丰富的细节与深描，由史料来铺陈社会事件与社会变迁的进程；而社会学在很多时候以历史研究为基础，但在很大程度上又跳过历史的细节，将重心放在普遍规律机制的归纳凝练，总是希望这些机制能够成为，解释跨越时间限制的不同社会进程的抽象原则。与此同时，虽然“以史为鉴”甚为常见，但历史学很少用来解释当下或是预测未来；但社会学却经常在理解与解释过去与当下的基础上，自信地去预测未来甚至是干预并设计未来。

心理史学其实就是社会学

回过头来看看心理史学的基本内容与运用过程，并将它与社会学研究比较一番。在谢顿的理论模型中，需要使用银河帝国社会中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各种因素，来推断人们的行为与社会事件的发生，这其实就是社会科学中的行为研究。与此同时，心理史学特别聚焦在这些行为与社会事件的前因后果的解释与预测，这与社会科学中对于因果机制的孜孜不倦的追逐一脉相承。只不过，心理史学最重要的理论目的，是预测银河帝国的历史轨迹。事实上，社会学中的社会变迁研究，既有记录当前社会转型中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生产过程，也有纵横千年描绘探讨超越时空的社会历史进程。更进一步，正是因为众多社会研究声称揭示了普遍规律与因果机制，所以很多社会研究的结果被转化成社会政策，而社会干预与社会设计也常常不乏先例（暂且将这样的实际效果或者反效果放在一边）。这些都与谢顿心理史学的研究目标、过程以及具体应用几乎同出一辙。

《罗马帝国衰亡史》商务印书馆译本封面

因此，可以认为，心理史学就是运用了数学模型，综合利用当前社会的各种数据与资料，探索社会变迁的学科。这几乎就是当代社会学中定量研究部分的描述。所以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阿西莫夫所构想的心理史学与历史学的渊源，显然比不上与社会学的学科亲缘关系。正是因为，阿西莫夫受到了吉本的巨大启发，也仿效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大历史视角与历史演化框架，他才使用心理史学，向自己文史素养的偶像致敬。使用同一逻辑也可以这样说，如果阿西莫夫因为其他机缘，在少年时代阅读了实证哲学的经典著作，或许他将致敬孔德，将他构想的预测人类未来的学问，也可能被命名为“社会动力学”或者直接就是“社会物理学”。

三、社会学与社会变迁

心理史学与社会变迁

在阅读《基地》的过程中，读者很容易沉浸在阿西莫夫构建出来的银河帝国的恢弘场景之中，并随着其中的时间线一步一步感受着剧烈的帝国历史变迁过程。令人惊奇的是，天才的阿西莫夫更多的是通过日常的对话和情节的描写，就达到了这样的效果。除了他天生的讲述故事的超高能力之外，推动故事情节展开的心理史学的设定，能够为读者普遍接受，也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的确如此。即使是从80年后的今天来看，心理史学关于社会变迁的底层设定，很是符合社会学的理论设定与研究结果。因此，不得不令人惊叹，作为一个化学系的博士生，20出头的阿西莫夫对于社会就有着如此深刻的理解。即使他坦诚地承认，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给予了他重要的启迪，但他构想出来的心理史学，也显示了他天才般的跨学科洞察力。站在天才肩膀上的天才，一定能够展示出跨越时间的非凡才智，也正是他们构筑了人类文明的基石。

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议题

记得我刚到芝加哥大学念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就发现导师只开设了一门本科生与研究生通选的通识课程，《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重新温习老先生当年的课程大纲，其讲授内容大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社会变迁在宏观社会层次上的决定因素，包括人力资源、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模式、全球化进程等；另一部分则是更具体的、促成社会变革的社会事件的产生，包括推动大范围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政治机会、观念传播、社会动员、资源供给等。这门课程涵盖的研究领域宽广，涉及的理论庞杂，使用的研究结论繁多，即使是高年级的本科生与研究生，修习起来也颇为吃力。

是的，社会变迁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某种意义上讲，整个社会学学科研究的结果，都可以是关于社会变迁与社会发展的。这是因为，任何社会研究中关于因果机制的探索，加入了时间因素与维度，都可以转化成社会变迁的议题。

《基地》第一季剧照

学科产生于社会剧烈的变迁之中

这样说，也许让某些人觉得有些牵强附会。但是，只要我们回想一下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它本身产生的历史过程，上述说法就更为清晰了。

社会学本身产生于剧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工业革命以来，大规模的集约化工业生产方式，逐渐替代以往的小规模分散式的农业生产。社会中人们的组织形式、社会关系的维系过程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旧的正在解体，而新的尚待重组。对于这些社会变迁过程，经典社会学家都显示了步调一致的担忧。在他们看来，新的社会群体与社会互动过程出现，也带来了众多的社会问题。面对社会问题，不同的思想家积极搜寻问题产生的根源，期待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不同的思想家对于这些社会问题有着不同的解读。因为，他们观察社会变革的角度不同，关注的焦点不同，解剖的起点不同。但是，从启蒙运动以来，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性主义出发点。

在圣西门尝试着发展“社会生理学”时，其目的在于运用理性考察的观念，来考察与探究社会现象，并通过使用自然科学的理性方法，将社会研究纳入科学知识体系之中。奥古斯特·孔德毫无疑问受到圣西门的重要影响。当19世纪30年代中期，孔德给出“社会学”（sociologie）这一术语时，标志着社会学的正式诞生。在孔德看来，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任务是社会秩序与社会发展，分别对应着“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两大分支领域。在讨论社会运行规律时，前者毫无疑问成为后者的知识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讲，孔德的“社会动力学”就是在描述社会演进的过程，探讨社会变迁的机制。

社会变迁研究中的不同哲学观念

事实上，关于人类社会的变迁进程，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内外都有着长久与持续的研究兴趣，许多著名学者无一例外都探讨过，推动社会变迁的机制到底是什么。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认为，不同社会的发展道路各不相同，而社会变迁的“路径依赖”特性逐渐拉大差距：初始的地理环境决定了生存资料与粮食生产的差异；进而直接导致了营养生产、人口增长、病菌免疫与人口聚集的差异；然后形成文字产生与社会结构的差异；当然，后来的社会发展将差异进一步拉大；而科学技术成为最大的变数。在戴蒙德看来，社会变迁最重要的推动力在于，人们所赖以生存的当地及周遭的地理环境，而与所谓的种族、文化等因素并没有太大关系。

与此迥然不同的，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强调，西方特有的文化伦理因素（基督教新教）直接促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与壮大。新教改革以及随后的启蒙运动，将个人节俭劳动与现世成就整合在理性资本主义的伦理体系之中，将职业能力与责任美德整合在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之中。这成为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心理驱动与道德力量，成为推动西方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萌芽与发展的精神动力。所以，在统计数据中，才能够看到资本主义生产企业中的关键人物，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新教徒。而其他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佛教、印度教、儒教等文化伦理，则都阻碍了各自资本主义的萌芽。

上述这两者关于人类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显然有着哲学原则上的差异，大体可以用决定主义与人文主义来分别概括（有时也可以用还原主义与演化主义来替换）。戴蒙德显然是决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认定人类在整个自然界的位置，仅仅占据了特定的生态龛（niche），即使自身有着创造能力，至多也是为其周遭的各种自然环境因素所影响推动，顺应自然发展的规律而演化。而韦伯则倾向于人文主义视角，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自身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所决定。即使决定主义会进一步追问，文化又来自哪里，还不是自然的影响结果？人文主义则一定会反驳，文化必然有着反身作用，既影响人类的行为，也影响着人类改变自己的身体。

回过头来看，阿西莫夫所构造出来的心理史学直接受到了吉本的启发，更多的是站在决定主义的一边。

四、解释社会变迁的历程：从动物世界到人类社会

社会变迁研究的主题

描述与解释社会变迁，的确就是社会学的学科使命之一。但是在社会学学科内部，对待社会变迁这一研究对象，有着不同的研究范式。放到更大的社会科学的范围内，如何看待社会变迁，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描述与解释社会变迁，更是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并不影响研究社会变迁的目标任务。那就是社会变迁的根本性动力机制何在。这些差异更多地显示在如何看待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何安放社会的理论位置。

在谢顿心理史学的设定中，社会变迁的过程可以被“规划”出来。回归到具体的研究过程，到底是什么因素推动着人类社会按照特定的轨迹向前演化？围绕着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的行为驱动，一系列社会理论或者社会思想构成了一个宽泛的谱系。站在最原始最简洁的一端，将人类行为看成动物演化过程所驱动，最多是稍稍高级的翻版；站在最文明最复杂的一端，则是将人类行为看成是社会文化所驱动。

作为变迁动力的基因演化

进化生物学家与社会生物学家认为，推动着生物向前演化的是基因。所有生物体（包括人）只不过是基因的载体而已；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只有基因是长存的。爱德华·威尔逊在其《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的讨论中，使用了众多进化生物学的研究结论。对于社会性动物而言（群体聚居的、有着等级结构并相互协作分工的动物群体，如蚂蚁与黑猩猩等），从“自私的基因”可以推导出两种社会行为的机制：亲缘选择与利他主义。前者概括了所有动物都友好地对待亲属，其原因在于他们之间的基因有重叠的部分，亲缘关系越近则相互之间越友好；后者则指明在特定情形下，动物可以为群体中的其他成员的未来献出生命。例如蜜蜂可以因为蜂蜜或是巢穴受到轻微的威胁，而毫不犹豫地发起前赴后继的群体反击；虽然这样的反击都是有去无回的同归于尽，但是其结果是有利于群体的存活。

当这些动物社会的基因进化法则推演到人类社会时，被用来解释人们的社会行为与社会结构。因此在日常中，可以看到许多类似动物社会的人类社会行为，例如对于亲戚与陌生人之间的亲疏信任差异，关于性行为的伦理与禁忌，以及普遍的利他主义行为等等。但是在现实中，人们可以感受到人的社会行为比动物的“本能”行为复杂得多，看起来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是千差万别，完全不像是基因决定的同一“本能”行为。社会生物学家解释的原因包括两点，一是因为人类社会已经进化到了一个高度复杂的阶段，应对生态环境的挑战时需要调动进化得来的各种能力（思考、沟通、判断、伪装等等），这一过程设定中的参数太过繁多复杂，显示出来的行为也就千差万别了；其二是因为人类社会早已统治地球，没有竞争对手，与其他动物相比几乎没有生态压力（也许只有人类物种内部争夺资源的竞争），这导致的结果是各个社会文化系统都可以自在地生存下去，因此展现出更多的人类行为的差异。

《基地》第一季剧照

动物世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鸿沟

从动物进化理论分析的角度，进化生物学提供了一个清晰简洁的理论框架。但是，拓展到解释人类社会行为时，往往显得有些力所不逮。在扩展版的《自私的基因》中，理查德·道金斯举例说明，海狸建筑数百米的“人工湖”与加拿大木材公司的河流运输，目的完全一致，都是基因在进化过程中的表现型——基因在生物载体身上所显示出来的生物特征。从面对自然环境获取生存资源的角度讲，海狸与人类的运输解决方案异曲同工。但是，木材公司的运输方案的形成，以及后来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改进提升，则应该是不折不扣地人类自由意志探索而得出的结果。因为人类社会可以累积道路运输的各种知识，后来的人们又在此基础之上拓展提升，这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而非本能的简单复刻（道金斯生造出来的mimeme——文化基因——似乎也不能描述与概括这样的过程）。

毫无疑问，从动物的社会行为推论到人类的社会行为之间，社会生物学家过于强调基因进化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决定作用，从而忽略人类的复杂社会动机。显然，胡乱使用自然选择的解释功用，尝试着解释一切，已经将社会生物学拓展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庞然怪物。这一过程让人联想到，一个肥胖症患者，总是希望通过拉拽抻扯弹力衣来包裹膨胀的身躯，虽然看起来可以盖住，但实在是难言美观也并不合身，总是有衣不蔽体的时候。因此就有了批评者认定，社会生物学的理论无法解释积极正面的社会道德与文化；在其理论框架中，这些运转着人类社会的正面特质，只不过是基因演化过程中的“副产品”而已。这也许是在人类社会行为到底由“先天”还是“后天”决定争论中，对社会生物学家最为有力的反讽式批判。

动物基因与人类文化的共同作用

很显然，社会生物学家的关于社会变迁的结论，太容易被人滥用，为种群优越性与种群歧视行为做辩护；稍稍极端一点就可以否认任何人改变现状的努力。因此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社会生物学的基本理论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争论，威尔逊一直站在旋风的中央，而道金斯则成为他当时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从各个学科（特别是考古/进化人类学）的大量证据，使得基因决定论显得牵强与幼稚。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也许是在最初接受与运用“亲缘选择”理论的过程中就有些半推半就，威尔逊后来又妥协性地提出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理论——人类基因遗传进化与文化积累传递共同决定人类社会行为。一个特别恰当的例子就是人类学会控制与使用“火”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当人们开始使用火，并开启了吃“熟食”的历程。这样一来，人们获得了更富有营养与更饱含热量的食物，身体也开始变化——牙齿更为小巧精致、下颌形状更为回收、胃开始变小、肋骨排列形状也得到改变等等。最为重要的是，更多的营养与能量能够供应给大脑，大脑容量开始增大。而脑容量的增加，也开启了人类更有能力认识自然积累文化的另一个循环之路。

在理论上，也很容易理解上述观点。文化能够改变个人与群体的行为，被人们首先用来从自然界获取生存资料。这一本能之外的文化加持，毫无疑问必然能够改变人们所面临的生态压力（比如，掌握用火技术），从而改变人类基因与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用更为学术的语言，人类的神经系统决定认知过程，认知决定了行为与群体聚合，进一步决定了人类的自然选择进程，因而决定了基因的演化。在最近1万年到4万年间，人类基因的进化速度显然加速，这也正是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突飞猛进的时代。

从生物社会学到人类学与社会学

正是因为文化在群体中产生、传播与演进，所以马上带来的一个矛盾：如果承认文化改变人类的进化历程与基因，一定是在群体层次，而非个体层次。正如进化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在2015年出版的《人类成功统治地球的秘密》中所言，人类文化的累积是点点滴滴逐步累积起来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群体中的社会学习过程，这样的群体智慧成为人类进化过程中最强大的推动力——应对着生态压力，也改变着人类自身基因的自然选择过程。大约在180万年前，人类文化的累积达到了一个堪比“凯撒跨过卢比孔河”的临界门槛，人类的身体与大脑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了真正统治地球的新的历程。

对于人类群体参与的自然选择，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的阐释可能更为清晰。克里斯塔基斯在获得了医学博士并开始门诊大夫职业之后，又攻读了社会学博士学位，并一直在芝加哥大学与耶鲁大学的社会学系与医学院获任双聘教授，其成名之作则是关于社会网络对于个人健康的影响差异。在2018年出版的《蓝图》中，克里斯塔基斯运用社会网络的基本观念，指出人们所面临的环境首先是社会中的其他人，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亦即文化产生的过程）成为了人类往前进化的第一步。因此，群体内的各种互动规则成为整个群体应对生态压力的基础。在漫长的人类进化过程中，人类群体的这些规则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相互成就，也在自然选择中优胜劣汰。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进化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成功的“好社会”有八个共同的特征，同时也是群体社会的进化优势所在。而那些缺乏其中一个或是多个特征的社会，则在进化过程中掉队，正所谓“成功的社会是相似的，而失败的社会则各有各的缺陷”。

从倾向于接受文化改变基因的观点开始，威尔逊显示了他与“亲缘选择”理论的疏远。最终在2010年，威尔逊与同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数学家马丁·诺瓦克一起（对，就是那个人类合作行为研究的杰出学者）在《自然》发表论文，通过数学模型的论证，用群体选择替代了亲缘选择，宣告决裂。从此与三十多年的盟友道金斯反目成仇，相互攻击。

五、解释社会变迁的历程：跨过“卢比孔河”之后

生态地理环境决定变迁历程

出于担忧自己的学术观点被别有用心的他人滥用，社会变迁的学者们通常十分小心翼翼地阐述自己“先天”决定主义的立场。前面提到的戴蒙德，他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不同社会有着不同的发达程度？”“一个社会甚至可以剥削与奴役另一个社会？”作为一个知识渊博的生理学者，戴蒙德的讨论已经远远超越他本身的学科领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戴蒙德追溯到人类社会起源之前的自然地理环境，同时又没有脱离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演进进程。在他看来，不同的种群在各自社会文化起始之初占据了不同的地理环境，由此启动了不同的社会变迁的进程，其中包括三个主要推动因素的抽象概括：枪炮（包括不同的气候、农作物等农业生产导致的人口聚集差异，形成文字产生、社会结构与治理体系的差异，进一步形成群体政治结构与动员机制的差异，导致在不同社会之间的战争争斗的竞争性差异）、病菌（包括不同地域的牲畜种类的驯养带来人体寄生病菌的差异，进而形成不同社会群体免疫能力的差异，导致不同社会碰撞时瘟疫带来的大规模人口的消亡）、以及钢铁（包括地形地貌决定了早期的技术例如圆轮手推车的应用，农业生产的推进也带来科技的进步，进而在现代社会成为加速社会演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导致发达社会与落后社会之间的差距）。戴蒙德显然意识到自己理论的决定主义色彩。他坚定地宣称，他的理论并不支撑当前现实世界理所当然的格局，更不能合理解释发达国家压迫剥削落后国家。他甚至可以接受这样的假定：如果在当初，当前落后社会与发达社会占据了对方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那么，现在的世界格局也许会完完全全地颠倒过来——当前的发达社会变成落后地区，而当前落后社会则成为最为先进的地区。

重心放在心理机制的演化

回到基因遗传与文化演进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议题。进化心理学家也采用这一立场来解释人类社会行为，但他们关注的焦点落在心理动机。对于斯蒂芬·平克而言，人性善或是人性恶，也许没有答案，即使有答案也许并不重要。他在2011年出版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提出，在漫长的人类社会进化历史中，物质环境与文化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人类心智中爱好合作与和平的心理动机逐渐占据了上风，压制了原始人类本能性的“心魔”。这一演化过程则显示为，人类社会历史中暴力的持续减少趋势。四种善良的天使亦即良善的心理动机，包括共情、自制、道德感与理性等；在更宏大的文化演进进程中，推动善良天使深入人性的历史力量，包括利维坦（国家力量）、商业（交流）、女性化（平等主义）、世界主义（包容）、以及理性的滚梯（反思的能力）等。

很多中国读者读到平克关于善良天使的理论，可能不由得联想到王阳明的“良知”概念。两者的确有着十分接近的理论设定：都是关于人的心理动机的讨论；对于善恶都没有前置的假设；都产生于人类与自然相互的联系之中；都能够决定人们的社会行为，并通过人们的实践过程能够达到一个更为良善的社会。

减少暴力：从个体心理到国家建构

有一些批评者指责平克忽视了社会文化的重要作用。事实上，这样的指责也许并不完全公平。在平克的理论中，推动善良天使的历史力量无一不是文化演化的进程。或许这些批评者更多的是不满平克，将理论重心放在了人类的心理动机，由此也就必然要拒绝文化演化对于群体选择的作用。也许在平克眼中，所有的人类社会行为都应当归因于人的心理动机，只能是局限于个体的层次，只是个人行为在集体层面的显现，才促成了群体/社会的变迁。

也许不同的学科关注不同的社会演化进程。站在社会文化的视角，一定会特别注意到平克指出，大约5000年前国家政体出现之后，大幅度降低了人类社会的暴力行为。在社会学者看来，这也许就是“跨过卢比孔河”的那一步，因为这直接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因此，赵鼎新在讨论中国与欧洲的古代战争历史的差异时，得出了一个让人赞叹的结论：古代中国从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诸侯混战，霸权国家在秦、汉两朝完成了大一统的帝国政体，从而开启了中国长时段历史上战争的大幅下降趋势；而同一时期的欧洲大陆，因为没有绝对优势的霸权国家出现，多个国家文明体系共存延续，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得以继续。

《基地》第一季剧照

战争暴力型塑国家建构

而由此可以直接推导出，国家政体的建立成为社会学讨论社会变迁的中心议题。事实上，国家的建立与暴力/战争有着不可割舍的关联。正是由于国家本身的强制性特征，韦伯将国家政体的建立当成一个获取绝对垄断性权力的过程，并以此为基础支配政府之外的其他社会与经济领域。早期的研究国家建构的学者如弗朗茨·奥本海默认为，国家通常是胜利者将自身的统治扩展到失败者之中，通过彻底征服完成经济掠夺与政治统治，同时建立足够强大的力量对内镇压不满，对外抵御攻击。这样的讨论，听起来跟前面所讨论的人类在自然界中的进化选择过程，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适者生存，胜者为王！只不过，在这里是整个群体/国家作为进化的基本单位，而不是个体。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就是一种群体选择。

那么，战争又是如何推动群体选择的呢？通常意义上，战争不仅血腥残酷，对于交战双方都带来巨大的损失，那怎么又成为国家建构过程中的积极力量呢？面对资源压力与外来威胁时，国家要么制造战争，要么应对战争。战争需要人力物力的投入，很多时候需要整个社会的资源支撑，国家的动员能力与财政能力变得至关重要。谁能够动员更多的训练有素的士兵，谁能够提供更多更精良的武器，谁就更有可能在战争中赢得胜利。所以，对外的战争通常体现了对内的统治能力；而这些统治能力可以表现在群体/国家内部群体组织的各种合作过程，包括由此导致的创新、突变，以及其他提升竞争能力的策略与结果。无论对于国家而言，还是对于军队而言，更为有效的动员与命令体系是等级结构，所以战争必然对应着权力的扩张与集中。正如罗伯特·米歇尔斯的“寡头铁律”所示，任何一个群体或组织在提升内部动员效率应对外部竞争的过程中，一定会走向权力集中，形成专制主义的等级控制。所以，就有了查尔斯·蒂利的名言“国家制造战争，而战争塑造国家”。在人类社会的漫长演进过程中，战争就是“进化选择”的介质；被征服者经过战争的血洗被吞并而不复存在，但胜利者经过战争的洗礼更加壮大，也更为高效更为强大。

从一个更为宏大社会的视角，破坏了原有的状态，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国家与社会秩序。只是，这样的过程过于血腥与残酷，而征服者在很大程度上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从人类文明的演化角度来讲，小型社会经过战争演化成大型社会，减少了“潜在的未来战争”。这形成一个人类社会暴力自身的悖论：人类社会演化成大型社会的过程中，居然是通过破坏性最惨烈的战争来达到减少暴力的目的。事实上，在这之上还有另一个悖论：如果正如前面的讨论所言，经由战争演化出来的大型社会降低了暴力；但是暴力一旦产生在大型社会之间，其烈度与破坏性毫无疑问将会远远超出以往，成倍增加。

国家建构中更多的社会权力来源与类型

众多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都会认为，战争型塑国家建构，并且可能也是人类社会演进中最重要的过程。但另外有一些理论家则坚信，人类社会演进的进程中有着更多元的力量，国家政体只是社会中的一部分，并不能完全替代整个社会，在某些时候它甚至会让位于其他要素退居到后面，显现得并不突出。在迈克尔·曼1986年出版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中，社会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而是一个各种类型的权力组合而成交错交叠的网络结构。社会权力的来源有四种，分别涵盖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等各个领域——意识形态的力量通常沉浸更深，只是有时显现但力量汹涌；经济力量贯穿日常生活长于建设；军事力量破坏力最强，令人生畏；政治力量则是具有高度的保守特征。这些权力网络从来都没有相互完全重合，总是以各种特定的组合方式出现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与各个地方，显示出来的结果就是人的各种组合方式与制度安排，成为人们据此行动并达成目标的手段与过程。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人类社会的权力来源也争夺着社会的权力网络空间，形成特定的社会权力结晶，从而展现出相应的社会权力结构分布——亦即制度化的安排。

那社会演进的动力又来自何处呢？曼认为，在任何一种社会权力的结晶结构安排下，总是存在一系列不同权力来源拼接处的“缝隙中增长”与权力结构安排下行为的“非预期后果”，这些过程必然与制度化的安排不一致，形成冲突。这就是社会变迁的动力所在。

迈克尔·曼的讨论理论化程度高，因而抽象甚至晦涩。导致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理论建立在一种崭新的理解社会的观念转换之上。社会本身是抽象的，是各种权力类型不同的组合方式的制度化结果。放在上述从动物到人类社会的演化对比中，也可以找到这一观念转换的合理性。在跨过“卢比孔河”之后，人类在地球上已经成为唯我独尊的物种，其他动物完全无法构成任何威胁，并沦落为人类攫取生存资源的对象（看起来，在地球上现在好像只有传染病菌是不多的可以寄生于人类，并让人类为其提供生存资源的物种）。这带来两个后果，一是人类的生存进化的压力大幅度降低，除了人类自身之外，如今只有自然灾害与传染瘟疫，能够成为大规模杀伤人类的最大敌人；二是人类朝前进化的竞争对手转变成了人类本身，进化的动力机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各个参与竞争的人类社会的动员组织过程，既成为了竞争中输赢的重要衡量标准，也成为了推动人类进化的重要媒介。因此，从曼的角度，人类社会的权力设定方式以及权力结晶结构，正好决定了其如何组织如何动员本身资源应对挑战的能力。

社会权力来源的具体属性与推动变迁的根本动力

但是在曼的理论框架中，意识形态、经济、军事与政治四种权力来源，有着多种特征，组合方式与结晶结构也多种多样，甚至变得难以预测；而推动社会变迁的动力，却是在这些权力结晶结构中外的缝隙之中。这成为赵鼎新进一步提出自己理论的基础。在2015年出版的《儒法国家》中，赵鼎新大体接受曼的理论设定，但通过2000多年的中西历史对比，将曼的理论向前推动了一大步。首先，这四种权力的来源，并不是齐头并进步调一致的，它们各具特征，因而各自在制度化进程中将导致不同的权力结晶结构。特别的，赵鼎新认为军事与经济力量是在权力空间的争夺中，具有较强的工具理性，容易评估其效果并做出相应调整；意识形态与政治力量更为难以直接评估，其产生作用的过程只能是累积性的，因此有着天然的制度化的倾向。这样以及其他一些特征辨别，各种权力来源类型如何形成结晶结构的过程，就变得更为明确更为清晰。

其次，上述四种权力竞争与制度化的辩证互动关系，是人类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的确如曼所言，人类社会中的权力来源相互竞争，争夺社会空间，形成权力结晶结构。这其实也是各种力量在社会空间之中，制度化定型成为长久设定的过程。但是，各种权力来源特征爆发力不一致，制度化累积特质不一致，因此在竞争过程中必然是各自竞逐，在不同时期不同场景相继占据主导；同时，一旦特定的权力结晶结构产生（竞争的结果），其制度化的结果必然对人类社会演进过程有着重大的影响。这其实也是人类社会变迁过程的抽象表达。

《基地》第一季剧照

学术生涯与理论谱系的演变

可以认为，赵鼎新的这本著作是他几十年来社会学生涯的总结。仔细阅读他在此之前发表的所有作品，可以发现，其他文章与书籍几乎都是为此书做准备。他博士毕业以后的研究，涵盖了集体行为推动社会变革，也包括生态位置决定社会行为特征等等内容。现在回头看，这些散布在各个领域的研究，在最后都成为构建宏大历史演进理论的特定社会过程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他长期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回想起27年前，在芝加哥大学四方庭东侧凯利楼他的一楼办公室（Kelly Hall 104），经常聆听赵老师的提点与鼓励的情景，我甚至可以揣摩，构建一个解释人类社会变迁的宏大理论框架，也许就是他从昆虫学转投社会学的最根本的动力所在。从他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青年时代的思考就已经有了类似学术理想的萌芽。在我看来，赵鼎新的学术生涯充分展示了，从社会生物学说（动物世界）到文化演进学说（人类社会），解释社会变迁的理论流派的谱系演变。

中西社会变迁的比较

最为让人赞叹、同时另一些人觉得争议十足的是，赵鼎新构建的这一理论，为一个经典的社会变迁议题提供了，我认为，迄今最具说服力的解释。从韦伯的讨论开始（前文已经提及），社会科学家一直在不停地讨论，中西社会发展过程中，传统中国社会曾经长期领先，但是却没有生发出资本主义；而西欧的历史演进中却生发资本主义以及后来的工业革命，突飞猛进，并在近代超越中国成为领头羊。

其中的原因何在？在赵鼎新看来，这是一系列历史进程演进累积的结果：在春秋战国之后的战争过程中，部分因为全都处于温带地区的原因，最后产生了一个霸权国家（秦国）能够统一诸侯各国（西欧覆盖了温带与寒带，一直没有达成这一历史结果，因而随后的一千多年继续混战），这是军事力量的成果；在此一过程中以及此后的治理过程中，统一帝国使得战争大幅减少，也带来了权力结晶结构的制度化；而这一制度化的过程正好是意识形态（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与政治力量（法家治理）的紧密结合，它具有天然的累积与保守的特质，反过来限制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科层制的官僚体系牢牢控制权力的社会空间，而军人与商人总是处于次要与边缘地位，这一社会权力结晶结构的设定，与西欧各国继续发动战争的社会权力分散结构完全不同；在西欧社会中，政治政体力量之外一直都有独立城市（经济力量推动财富生产与技术革新）、宗教组织（意识形态力量推动观念变迁）、贵族阶层（军事力量带来破坏过程）。作为对比，传统中国社会中意识形态与政治过度紧密的制度化，限制了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也阻碍了新兴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而西欧则是延续了各种社会权力的竞争过程，并最终产生了新兴资本主义。竞争与制度化的辩证互动，在中国与西欧产生了不同的历史演进过程，也带来不同的历史结果。

历史变迁与世事轮转

迈克尔·曼与赵鼎新都是社会变迁演化学派的杰出代表。赵鼎新的理论部分起源于迈克尔·曼的基本设定，当然又有着根本性的差异。解释社会变迁，“动力机制何在”显然是最重要的议题。一些人（包括曼与赵两位当事人本身，以及赵鼎新的老师约翰·霍尔）认为他们两人在这一问题的回答上有着根本性不同。在各自的理论中，曼认为社会权力结晶结构的“缝隙中发展”与“非预期结果”是社会变迁的动力所在；而赵鼎新则指出，社会权力之间的竞争与制度化的辩证互动过程，才是推动社会变迁的根本所在。在我看来，这两者在文化演化的大框架之下，完全可以相互协调并不矛盾。从更根本上讲，赵鼎新的观点更符合更深刻的哲学观念：矛盾的产生与解决，才是推动社会的动力；而曼讨论的权力结构的缝隙，更像是变迁发生的地点与起源的位置。设想一下，如果正如赵鼎新所言，制度化往往反过来制约社会权力之间的竞争过程；那么这一辩证互动的进程中，制度化的制约能力当然是在权力结构的咬合交界的地方最弱；而在同一地点，社会权力的竞争当然也最激烈，更容易产生改变社会权力边界的可能。这里，应该就是社会变迁最容易开启的变革之所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的边界是指各种社会权力的交界之处，并不一定就是地理位置上的边缘之处（当然，这两者有时重合）。

这样的思考指向一个根本性的历史哲学观念。那就是，生态演化进程中的中心最具适应能力，因而也最为稳定也最为保守；革新进化往往起源于边缘，起源于失败的适应过程。这样的观念马上可以推论出一个历史演化的悖论：革新进化来自边缘，但适应发展之后却变成了新的中心。更进一步，在下一轮新的进化过程中，之前来自边缘的上一轮中心，必然再次败落为边缘，而上一轮的边缘地带中则将产生新的中心。

历史变迁，世事轮转。在进化变迁的原则下，我们能够确信，任何一个具有广泛辐射能力的中心文明或是帝国，也注定了必然衰败的结局。因此，更为重要的问题应该是，沦落到边缘的、曾经辉煌的中心文明或者强大帝国，到底在什么时候能够通过怎样的进化变革，重返中心，重塑荣光？

六、预测社会变迁的趋势

预测社会变迁的具体因素

讨论了社会变迁的宏大理论之后，更为具体的问题应该是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实践。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因素影响社会变迁的过程？社会变迁的趋势又是如何可以从当前的社会状况推演出来的呢？

总的来讲，推动社会变迁的具体因素大体上包括自然环境、人口资源、经济水平、科技发展、政治情势、价值观念、文化伦理、社会心态等。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变迁是一个连绵不绝的过程：在特定的时点，社会变迁的结果会表现为上述这些因素的特定状态；同时，这些状态又是接下来社会变迁进程的起点与决定因素。在《基地》中的心理史学中，这些因素已经纳入在预测模型里，只是没有标明利用这些资料的具体数学算法。

《基地》第一季剧照

数学计量模型

说起算法，毫无疑问，心理史学的预测过程应该是，一整套包含了初始参数、输入数据与资料、特定算法模型的运算结果。这些术语与社会学的一个细小分支领域，数学社会学，更为相关。一般的结论认为，数学社会学的概念在1940年代早期，由理论物理学家拉舍夫斯基（Nicholas Rashevsky）与数学家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最早提出来（对，这两位科学家和阿西莫夫一样，都是从前苏联移民到美国；拉波波特就是那位在1984年参加阿克赛尔罗德的“囚徒困境”竞赛，写了4行Fortran语言的程序，并且一字不改提交2次，然后简单直接地赢了2次的数学家兼心理学家），他们将数学程序和数学模型用于社会学的纯粹理论研究之中。这两位科学家坚信，数学不仅是一种思考的语言，同时是威力强大的工具，当数学与社会学思想紧密结合时，能够以数学模型的形式，在解释社会生活的过程中给出更为一般的、更具解释力的理论结果。

显然，这些数学家认为，数学是宇宙中最为精妙、最为准确的语言，人类社会的描述完全可以用数学的语言表达出来。并非完全巧合的是，阿西莫夫构想心理史学的1940年代早期，跟拉舍夫斯基与拉波波特提出数学社会学的构想，基本同步，显示这一社会思潮在当时的影响力极为广泛。需要指出的是，哈里·谢顿在《基地》的身份也是一位数学家。

个体层次到宏观层次的“涌现”机制

詹姆斯·科尔曼1964年的《数学社会学导论》更进一步奠定了数学社会学的基本原则与实践方法技术，数学社会学更广泛地使用线性代数、图论、博弈论和概率分析等数学方法，来解释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的策略选择、流动轨迹、因果关系、关系网络等行为与结构。这些用于搜寻因果机制的数学社会学模型，更是有着与心理史学相似的理论目标——也可以用来预测未来与制定应对措施。使用微观数据，得出宏观社会变迁趋势的过程，需要社会科学中特定的从微观（个人层次）“涌现”到宏观（社会整体层次）的机制转换。所谓“涌现机制”，是指仅仅由于单纯数量上的聚合，使得群体在整体层次上显示一种新的特征属性与行为模式；同时，其产生影响与效果的过程，与个体层次的行为与动机没有直接关联。比如，在美国亚裔学生（特别是东亚与南亚裔学生）学习内卷，学业成绩鹤立鸡群；这使得他们在大学申请的竞争中占有学业优势；其他族群因此针对此一问题发难，要求限制亚裔学生学业优势在申请过程中的录取比例；这反而使得整个亚裔群体受到“反向”的学业歧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体层次的努力的结果——因为群体间的竞争过程——反而带来整体群体竞争的劣势的涌现机制。如今，计算社会学更进一步使用计算机模拟、人工智能以及复杂统计等方法与工具，来演算模拟社会行为与社会进程，达到解释与预测的目标。

詹姆斯·科尔曼出版于1964年的《数学社会学导论》

历史动力学：宏大尺度上的趋势分析

无独有偶，近两年美国学者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退休前担任康尼狄格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系、人类学系、数学系三系合聘教授，现担任牛津大学人类学院与维也纳复杂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对，他也是在1970年代末从前苏联移民美国的），因为在2010年做出了预测，美国和欧洲在未来10年陷入不稳定状况（包括社会政治暴力浪潮的出现），而声誉鹊起。事实上，图尔钦更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他建构了历史研究方法“历史动力学”（clíodynamics；Clío是古希腊神话中掌管历史的缪斯女神，这一术语是图尔钦在阿西莫夫1992年去世后的次年生造出来的），运用数学模型分析历史大数据，预测了人类历史上社会经济发展，显示出了鲜明的周期性劳动生产率下降、工资下降、出生率降低，这些特征一致性地反复出现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图尔钦的抱负十分雄伟，希冀着能够使用数学模型，寻找到遥远历史上的社会变迁规模，然后用来预测未来。

前面提及的心理史学与数学社会学、历史动力学、计算社会学、大数据行为分析等学科领域，相互之间有着重要的差异：有的是虚构的，有的是真实的学术研究；它们研究的对象涵盖历史、当前、未来，以及模拟情形。但是，这些学科领域有着相同的关于如何理解社会的基本哲学观念，那就是人类自身的过去，留下了不可磨灭与有意义的痕迹；人类自身的未来，也必然是从现在出发。因此，作为世间最伟大的刻画者，数学可以找到人类社会的过去，也能够发现人类社会的未来。

七、《基地》与社会学的学科学术纠缠

虚构心理史学的目的在于推动小说情节的展开。但以此来盖棺定论阿西莫夫的《基地》与社会学之间的学科学术纠缠，那就实在是低估了他作为一个天赋超人的科幻以及科普作家的洞察力了。事实上，阿西莫夫在22岁就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机器人三法则，即：第一法则，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者在人类受到伤害时熟视无睹袖手旁观；第二法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发出的指令，除非该指令与第一法则相冲突；第三法则，机器人必须维护自己的生存，除非与第一、第二法则相冲突。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但阿西莫夫的“三法则”仍然是学术界与科技界默认的思考机器人的基本出发点。

阿西莫夫的思考与社会学的紧密关联

现在来看，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用来讨论阿西莫夫与社会学学科的直接关联。但是，从思想体系中可以轻松看出，阿西莫夫的未来世界的构想与社会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梳理《基地》的各种关于社会设定的思路中，可以得出，阿西莫夫借鉴了当时社会学重大的学科学术进展，也构想一系列未来的学科知识体系。这两者的相互纠缠显得如此明显，成就了《基地》可能就是社会学意味最浓的科幻小说。

阿西莫夫是在1941年打定主意开始构想《基地》，并于1942年5月发表了第一篇短篇故事，随后几年中连发8篇。这一时期，阿西莫夫在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完成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学习（其间，他短暂应征入伍）。可以说，《基地》就是阿西莫夫在哥伦比亚大学念研究生时期的作品。

哥伦比亚社会学

我们再来看看同一时期，社会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情形。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是1894年成立，是芝加哥大学之后在美国设立的第二个社会学系。在芝加哥社会学系一统江湖40多年后，发生了一件争夺学术影响力的标志性事件。那就是，1936年美国社会学学会设立新刊《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替换掉芝加哥社会学系创办的系刊《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成为新的学会会刊。从此以后，其他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科影响力开始上升，哥伦比亚社会学系与哈佛社会学系名列其中。当时已经声誉卓著的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与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于1940年与1941年，先后来到哥伦比亚社会学系，扛起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与方法研究的大旗，推动哥伦比亚社会学系，成为芝加哥社会学系影响力下降之后，能够与之抗衡的社会学重镇。另一个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帕森斯在这之前的1937年出版了《社会行动的结构》，标志着结构功能主义成为压倒性的美国大一统社会学理论，主宰了二战以后整个社会学学科，引领了社会思潮，在整个社会科学界也影响巨大。帕森斯本人也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声誉鹊起，后来他担任过众多显赫学术机构的领导职务，也培养了一大批成就斐然的学生（默顿就是其中后来名气最大的学生），奠定了自己作为美国当代社会学与社会科学大师的地位。

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

现在无从查考阿西莫夫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哥伦比亚社会学的影响。但给定当时社会学学科推动社会思潮狂飙式的发展——特别是在二战结束前后社会议题成为整个美国社会关注的重心，给定哥伦比亚社会学系在社会学学科内的重大影响力，很难想象身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涉猎广泛、酷爱阅读与思考的阿西莫夫没有关注到这些学科学术的动态。因而，从成书于这一时期的《基地》中，能够读出浓烈的社会学味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社会学的宏大理论与《基地》的设定

读到《基地》中银河帝国的设定，以及心理史学所展示的社会变迁过程时，一个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可以轻易地联想到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虽然说帕森斯的另一本著作《社会系统》出版于1951年，但整个1940年代，帕森斯理论的基本思想在《社会行动的结构》基础上已经成熟并广为传播，成为最为主要的社会思潮。在帕森斯的理论中，行动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结构，对应着适应、目标达成、整合与模式维护等四种功能（AGIL），使得整个社会体系能够均衡运转。在这个体系中，社会变迁通过分化、提升适应力、容纳与价值整合等过程自我调节实现进化。心理史学所预测的银河帝国的社会行为与社会过程，基本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完成，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以及文化等各个因素都有着分化变动的趋势，推动着帝国的历史进程。

特别令人费解的是，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明确点出了北方蛮族的入侵以及东方阿拉伯人的进攻，是罗马帝国衰亡的重要外来影响力。而《基地》的银河帝国的社会系统设定，是与此论断相反的帕森斯主义的封闭系统。这一功能系统的设定，在后期的《基地》系列写作中，才开始有所松动（而此时帕森斯的理论在学术界饱受攻击，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阿西莫夫暗示银河帝国中有另外的智慧生命。当然，这种设定下的心理史学，其预测人类社会未来的过程与模型，也应该有相应的巨大改变，整个《基地》三部曲的情节与写作也许又应该是另外一番场景。

“社会事实”与定量社会学研究

阿西莫夫在《基地》的底层社会设定中，将社会行为与社会过程理解为“社会事实”，因而是可以测量并转化成数字的，进而可以运用数学工具分析加工，达到预测社会演化过程的终极目的。这样理解社会的哲学观念，一方面与阿西莫夫理科知识背景相一致；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哥伦比亚社会学系的学术传统相一致。作为帕森斯最有成就的学生，默顿并不完全沿着其导师的学术思想前行，他断言宏大社会理论的时代尚未到来，社会学研究应该更多地专注于“中层理论”。而拉扎斯菲尔德正好是一位擅长使用社会调查收集数据，使用数学、统计学分析数据得出中层结论的专家。这两位社会学大师，奠定了当代社会学定量分析方法与过程的基本原则，开创了到现在为止依然最为重要的社会研究范式。从某种意义上讲，阿西莫夫在80多年之前的1940年代初，设想极为类似的理解社会与预测社会的方法，显示了他非凡的想象力。阿西莫夫不仅仅成功预测了一系列“硬科学”技术在未来的诞生，也预见了“软科学”技术在未来的应用。

心理史学与大数据分析

阿西莫夫的心理史学的内核思想观念，在当前运用大数据的计算社会科学中有着同样的体现。进入数字时代，生活在数字社会中的人们，一举一动都留下了数字痕迹，这些数字痕迹构成了数字社会中的大数据。计算社会科学家坚信，通过分析无所不包的大数据，可以展示人们相互之间通过数字网络连接的复杂性，最终揭示人类活动的规律，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与社会过程。辅以人工智能的计算过程，根据这些“即时”痕迹数据的分析结果，可以轻易转换成“实时”的社会行为与社会过程，直接进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参与人们的决策过程。

交通数据

举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对实时交通数据的收集（包括出行时段、行车路线、花费时间、驾车习惯、速度控制等等），可以生成交通大数据，被用来挖掘分析交通出行状况。当数据足够时，可以进一步细分在特定场景下的交通情形，给出导航指导路线。例如，冬天大风降温的周一，在早晨7:30上班高峰时间，在途中某地点内车道出现了车祸，清华大学到动物园的各条路线中，导航数据能够找出一条最便捷的路线。这是因为，收集的大数据已经重复覆盖过多次不同以及相似的交通情形，通过智能计算挖掘整理，可以直接用以往的大数据模拟现实的情形，给出实时导航。记得数年前，最早期导航数据给出的结果并不准确，甚至不如一些老司机的经验有效。随着收集的交通大数据越来越多，实时导航越来越精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当成“就是”未来的即时情形），作为用户完全可以信任大数据导航。显然，心理史学预测未来社会的基础逻辑，与大数据分析结果应用于实际生活完全一致。“谢顿计划”也正是根据当前的社会状况数据，来预测并改变未来社会变迁的进程。

心理史学的根源与基础社会学思想

可以想象，当年孔德创立社会学时的心态、涂尔干思考实证主义社会研究范式时的心态、构想心理史学时的阿西莫夫的心态，以及当前大数据分析热情投入者们的心态，应该是高度相似的。他们都认定，社会行为与社会过程是可测量、可转化成数字的“事实”，现在的社会行为与社会过程是可以解释为因果机制，而未来的社会行为与社会过程则完全是可以预测的。只不过，孔德命名他的学问为“社会动力学”；而阿西莫夫则使用了“心理史学”。我们发现，当今的大数据社会计算的代表人物之一、MIT人类动力实验室的阿莱克斯·彭特兰，在他2014年出版专著中讨论了大数据社会计算如何带来创新思维传播（很遗憾，2015年出版的中文版将书名更改为《智慧社会》，译者显然误读，或因为商业原因故意忽略了彭特兰的哲学思想的渊源），并命名他的 “新学问”为“社会物理学”（英文书名直接就是Social Physics）——他明确追溯自己的思想来自孔德。

心理史学有两个前提假设。一是，心理史学只能作用于大规模人口，不能预测特定的个人与小群体，这与社会学的学科前提一致。二是，心理史学的应用过程中，人类对于观测过程并不自知。这第二个前提假设在社会学的研究中，鲜为人所认可，反而常为人所诟病。这是因为，社会学家的队伍中，另有一部分并不确定，社会行为与社会过程是独立于人们思想的“事实”。在韦伯的研究方法思想中，社会学的确应当研究社会行为（与孔德、涂尔干一致）；但他却认为，因为人的行为随时随地为自己的思考所决定，所以社会行为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社会事实”，而是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动机与社会意义的过程。在韦伯看来，社会研究的方法并不应该是严苛的实证主义，理解与诠释人们社会行为动机与意图的人文主义方法，可能更适合用来研究社会行为与社会过程。也只有在理解了社会行为动机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寻找到其背后的因果机制。这两种不同的理解社会的哲学观念，导致了基础社会研究方法的差异。

另一种社会研究的范式

可以想象，从韦伯的思想出发的社会研究，一定将在基础方法论上，与大数据计算社会科学的方法产生根本性的冲突。因为，在韦伯的门徒们看来，大数据无法完全捕捉行为背后的动机与价值体系。当然，大数据计算社会科学者们可以进一步争辩，人们的行为呈现了动机与意义，只要数据足够巨大，终究可以涵盖变化多端的动机与意义。这样的争论可以继续下去，而对于动机与意义的假设变得至关重要。如果认为人的智能基础是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高于一切，趋于无限；那么大数据的测量与预测不可能完全准确，而是永远处于随时出错的可能；同时，基于学习的人工智能，即使可能发展自己的智能并超越人类，也永远无法完全学习与复刻人的智慧。也正是这样的争论涉及到了更为根本的哲学原则，也许应该把它留给科学讨论之外的领域。

八、余音：社会变迁中的人能做些什么？

预测未来的愿望

人们在追逐富足的同时，也总是希望富足的生活能够确定到来。暗含在这样的美好愿望背后的就是，一直希望拥有预测未来的能力。对于阿西莫夫这样的天才来讲，成年之后他就用不着担忧眼前是否有富足的生活，从他19岁用稿费支撑生活开始，富足的生活唾手可得。他的思绪更多地放在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他给出了众多关于未来人类社会的预言。毫无疑问，阿西莫夫也期盼人类社会，能够有着确定的美好未来。这应该也是《基地》中的谢顿创立心理史学的初衷所在。

沿着这样的思路往下，可以想象得到，应该有着更多的学者致力于预测未来。在研究社会变迁演进理论与机制的同时，也将各种社会生活与生产的过程数字化，进入更为简洁清晰的数学统计模型中，推演出确定的未来。接受以上这些学说，意味着坚信社会进程是有着明确规律的，并且这些规律是能够为人类理性所无限接近的。

预测未来的困境

这样的结果就是，即使我们普通人无从知道，有时也无从理解，但是社会的进程是确定的，我们只不过生活在有着自身运行轨迹的历史过程之中。深入一层思考，这带来一个“预测未来的悖论”：社会有着自身的演进过程与运行逻辑，人类的理性能力才能够认知这一规律并提前预测未来；但是反过来，也正是社会有着自身的规律，人类的理性能力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听起来似曾相识，跟康德的第三组“二律背反”有些类似）。在这一点上，谢顿显然有些自相矛盾：如果未来真的可以被修改，那人类的理性怎样去理解社会之中恒定的规律呢？更加令人难过的是，任何折中的想法，都只能是指向一个让人不愿深思的、更为黑暗的结论：未来只能够被部分人所修改。

在积极预测未来的同时，也必然需要承受未来所带来的一切。

这可能带来一种无奈的感受。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之中，在可预知的未来社会之中，人是不是终将归于一粒无足轻重的尘埃？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们，将只能够随波逐流，顺势而为了。或许，可以稍微积极一点，在社会变迁的大趋势之下顺其自然；也要在眼前的具体生活中，寻找人世间烟火的五彩斑斓。

正如康德所言，既要仰望“头顶的星空”，也要坚信“心中的道德”。

那接下来的问题，立即转换成了，从何处才能够更好地寻找社会变迁演进的“趋势”呢？沿着阿西莫夫的思想轨迹，应该了解得到，未来趋势藏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之中，在对于社会的深刻理解之中，在对于社会变迁机制的深入探索之中。更为简洁的，阿西莫夫可能还会说，在数学这一描述宇宙最美的语言之中。所以，阿西莫夫也许会说，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当然还有数学中，能够找到社会变迁演进的规律。

能够确定的就是未来的不确定

反过来思考，未来可能又将展示另一幅图景。

不用说心理史学能够预测，3万年间的银河帝国的变迁轨迹与历程；如果任何一位学者能够预测自己一生所涵盖的历史进程，必然成为所有学者景仰的圣贤。事实上，所有事关人类社会未来的预测，都有或多或少的谬误。不仅仅阿西莫夫本人的预测中，有的失之偏颇；在《基地》的“谢顿计划”中，也没有预测到骡（Mule）的出现。作为一个突变个体，骡横扫大半银河帝国的疆域，险些彻底破坏了“谢顿计划”。

在预测人类社会变迁演进的工作中，必然面临测量与计算的误差，这样也将带来预测结果的不准确。在现实生活中显示出来的则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必然面临着不确定性。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与科技之间的社会连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得人们的社会生活弥漫着各种不确定性，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的焦虑。过去三年的新冠病毒对于全球的冲击，正好就是一个例证。

事实上，前面提及的“预测未来的悖论”下谢顿的矛盾，绝不仅仅显示预测中一定会有偏误。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人类理性的力量一直在探知自身的边界，而这一边界往往处于人类能够掌控与无法掌控的模糊地带。

因此，有人坚信，人类社会最大的不确定性必然是人类自身。因为人太复杂，经常还会胡思乱想。正如韦伯所言，人们一定会思考意义与价值，因此人们的社会行为一定蕴含动机与意义。自由意志是人类最为本质的属性，人生而为思。

青春期的叛逆

让我们简单讨论一下青春期的叛逆。很多时候，青春的选择是这样的，“我将要这么做，你知道我会这么做，于是我知道你知道我会这么做，然而我偏偏就不这么做”。青春期的叛逆是人类青少年的基本属性，跨越所有地域与文化（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讨论了在特定社会中，青春期叛逆并不存在，成为了人类学经典著作，可能也成为了人类学学科历史上最大的论争；后来有学者重访米德的田野，否定了她的研究结论；论争逐渐收敛于，青春期的生理学基础比文化的影响力来得更为根本更为重要）。为人父母的有时会慨叹，给人类社会带来这么多资源浪费的青春期叛逆，为什么没有在进化历史长河中被淘汰掉。事实上，可能与之完全相反，青春期的叛逆完全有可能就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进化优势。因为，通过漫长的社会化过程，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承接上一代的各种社会规范；而此时的青春期叛逆凸显了代际之间的差异，确保新的一代在传递社会规范的过程中，能够形成社会变异，这无疑给演化中的人类社会带来了进化优势。

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

因此才会有，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叛逆倾向显著的青少年都是才能出众之辈；但是，一代人中未来最有成就的那一批往往是在青春期最叛逆的那一部分。所以，有极大的可能，在人类已经没有什么生态压力的条件下，青春期的叛逆维系着人类的进化优势，并加速了人类进化的步伐（每一代都有变异），成为人类保持长久创造力的根源。

自由意志与理性牢笼

人类的自由意志是人类社会不确定性的根源。一方面，因为人类能够思考，才会在理性的道路上狂奔，甚至无限接近预测未来。但是，这样追逐理性，也必将陷入韦伯所担忧的理性的“铁笼”。另一方面，也正是人类的自由意志，能够保持进化优势，保证代际的差异，保有逃离“铁笼”的可能。

在这两派的讨论之中，韦伯的理性“铁笼”又注入了新的数字时代的内涵。人类理性已经找到了更为强大的代理，人工智能的运算能力看起来正在不断突破人类自身认知的边界，它成为前面提及的圣贤也许只是时间问题。天才的索菲·科瓦列夫斯卡娅（对，又是一位俄罗斯的数学家）已经证明了不可能存在揭示全部宇宙命运的公式，“拉普拉斯妖”也仅仅是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臆想出来的“全知全能者”。但是依然令人担忧的则是，即使人工智能无法成为“万能者”，沿着当前的道路它也能进化成一个全新的统治性的新物种。到那时，如果人类成为了新物种攫取生存资料的来源，那么人类可能就真正进入韦伯所言的自身理性所编织的“铁笼”。

心中的善良与自己的未来

至于人类社会是否真的能够被预测，有的人坚信如此，有的人不以为然。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应该坚信，自由意志是最为珍贵的人性特质。它在人世间无处不在，体现为人们的创造力，支撑着人类社会的演化进程，推动着人类文明向前。它曾经带领人类迈向理性之光，也必然能够指引人类挣脱理性铁笼，向善而行。

人类社会走到今天，我们应当与阿西莫夫一样，期盼人类未来的美好。我们所能够确定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还有我们自己的未来，只能是我们自己去创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