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现代政治思想史：从霍布斯到马克思》：思想史研究的“时代性”与“会通性”

复旦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 李宏图 | 来源：澎湃新闻

《现代政治思想史：从霍布斯到马克思》，[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821页，298.00元

数年前，当我在英国购得伊安·汉普歇尔-蒙克教授的《现代政治思想史：从霍布斯到马克思》这部书时，就希望有人能够将其翻译出版，惠及学界。在期盼之中，此书终于由周保巍领衔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拿到厚重的八十余万字的两卷本图书，可以想象译者们数年间花费了无数的辛劳。

诚如本书作者蒙克教授在为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所说，“回顾本书，从首版问世到西班牙语、土耳其语等译本的相继推出，至今已经三十年。同行们相信它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这是我的荣幸。我的初衷是为深入分析为数不多的几位重量级现代政治思想大家的政治思想……我的本意确实想着眼于从历史角度去理解每位思想家所处的时代环境，理解他们所试图表达的内容和他们所试图采取的行动，以及他们在此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和技巧——包括思想、比喻、修辞和论证等，从而说明他们的论证是如何借鉴了或预设了某些信念，这些信念需要被重新发现，需要予以详细阐述”（第1页）。这里，蒙克教授将此书的立意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从标题即可看出，作者重点关注欧洲十七至十九世纪中期这一剧烈的社会转型时刻，精心选择了代表这一时代特征的诸位思想家加以论述。

“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曾说过，每位思想家都是在思考所处时代的焦点问题，参与那个时代的论辩。所以思想家与时代之间的关联理当成为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议题。由此出发，译者捕捉到了作者在思想家和时代之间所构建起的这一内在关联，认为本书所涵盖的“既是一个伟大的转型时代，也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天崩地裂的‘鞍型期’”（第2页）。正是译者秉持着这一透彻理解，站在这一基点，才将此书翻译得词义准确，洗练精到，成为一部高质量的译作。

读完这本译著之后，借此也想沿着社会转型和思想家的时代关切这一议题多说几句，在我看来这是思想史的一个基本问题。常有人将“社会”或“时代”视作思想家的背景，或用“剑桥学派”的术语来说，视之为“历史语境”。其实，如何将这一历史语境与思想家的表达议题进行融贯性处理很棘手。同样，研究思想史也绕不过思想家和其文本，特别是时代特征和思想家的思想与文本之间如何建立起内在的关联；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不再将思想家视为单个与孤立的个体来进行考察，打通其间的区隔，实现会通，更是考验研究者的水准与高超的处理技巧。如果细读这部译作，尽管作者没有在纸面上显明，进行理论化的表述，但对这些内容的思考和示范也都力透纸背，蕴含其中。

在中国史学传统中，历史学家常常讲求会通，史家司马迁指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果按照此旨趣和目标而言，这本译著给我们提供了具体的实践性个案，例如，对列举出的每一位思想家都能够写得较为深透，又具有贯通感，形成谱系；同样，思想家绝非孤立发声，与时代紧密关照。总之，要体现出“时代性”与“会通性”。在我看来，这一书写范式非常值得我们好好揣摩学习，借以提升研究水准。之所以这样讲，并非仅是作为思想史研究者的自我批评，而是坦诚中国的西方思想史研究距离这一目标还有些远。不要说古今会通，就以笔者主要研究的欧洲近代思想史而言，学界的研究也还难以做到会通。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要么集中于主要思潮，如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或一些经典的思想家，如托克维尔、约翰·密尔等，犹如货品的分类性排列展示，彼此孤立，缺乏关联。即使市面上有一些“西方现代思想史”之类的书籍，也还只是对思想家的排列梳理，缺乏研究性深度，和通透性的提炼，特别是对于思想家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思想转换以及时代特征之间的内在关联更是缺乏会通性的考察。

就思想史研究中的“时代性”问题，我们不能只是将其作为思想家研究的背景性点缀，而要用心思考时代特性和思想家的思想形成、观点表达、文本组织，甚至个人的秉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具体而言，考察思想家如何通过自己的思想引领时代思潮的前行，塑造着时代的思想特征；同样，时代的特质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了思想家的思考和创造。因此，在对思想家的文本践行历史性规范研究的同时，还应重视思想家和时代之间的关系，考察思想家思想的形成与时代演进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实现如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理解一个时代的总体精神的形成，以及由此衍生的一切”（丹尼尔·罗什《启蒙运动中的法国》，杨亚平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达致思想史研究的“会通”这一目标。

回顾欧洲近代历史演进，伴随着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社会的“大转型”，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每一个人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时代的精神观念塑造着思想家个人的特性，同样，思想家也会继续保有旧有的精神气质，其间富有多重的层次和纠集，切莫予以遗漏与疏忽。这里，试以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为例。1836年，爱德华·甘斯（Edouard Gans）在雷佳米耶夫人（Madame Recamier）的沙龙里见到了托克维尔，后来他回忆道，对面坐着一个面容苍白，甚至有点病态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的举止有着上一代人的优雅和礼貌，这在当代法国人中已越来越少见。他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我问我的同伴：“这个年轻人是谁？”我得到的答案是：“这是德·托克维尔先生，他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美国民主的书，非常了不起。”这本书得到的反响十分奇特：所有的政党都很喜欢它。自由党和卡洛斯派都推崇它，中间派倒也不指责它……人们追逐他，喜爱他：所有的沙龙都竞相邀请他大驾光临。他虽然来自一个古老的家庭，却非常向往自由。他的出身为他带来了贵族姓氏，而他的思想则让他心属自由。（吕西安·若姆《托克维尔：自由的贵族源泉》，马洁宁译，漓江出版社2017年版，扉页）从这段描写中可以看出，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伴随着时代的演进，作为思想家的托克维尔，虽然犀利地洞察到十九世纪这一时代的精神变化，但在个人的内在精神气质上却依然保有十八世纪的样式。由此可以理解时代和托克维尔思想之间的关系，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以及贯穿于他一生的思想品格。正如1837年3月22日，托克维尔在给理夫（Reeve），也是他著作的英译者的信中这样解释了他的出身和他的那个时代，“民主和贵族的偏见在我这里是互换的；也许我有了这一面，也有着另一面，就像出生在另一个世纪和国家。但是，出身的偶然使得我可以自由地去保卫这两者……当我出生时，贵族制已经死亡了，民主还没有诞生。所以，我的本性将不会盲目地朝向两者中的任何一方。我出生在这样的一个世纪，四十年来我们尝试过每一件事情，但都没有聚焦于每一件事情，所以，我没有轻易地企求政治的幻想。因为我属于旧的贵族的世纪，我感到我没有天然的仇恨和偏见来反对它，由于贵族制已经被摧毁，所以我也对它没有更多的天然的热爱，我们仅仅只是强烈地偏袒其存在……总之，我是如此地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保持平衡，我并没有自然地感到和本能地朝向两者中的任何一方，也没有很困难并带着失望来看待这两者”（Jack Lively：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Alexis De Tocqueville，Oxford 1965，p.5）。

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作为十九世纪的人，曾经对他的父亲做出过这样的评价：“他可以说是最后一个十八世纪的人。他带着十八世纪的思想感情进入十九世纪（虽然并不是毫无修正与改进），对作为十九世纪上半叶重要特征的、对十八世纪的反动的影响，不论是好是坏的他都没有接受。十八世纪是个伟大的时代，是产生许多坚强而勇敢的人的时代，他就是最坚强最勇敢中的一个。他的著作和个人影响使他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中心。”（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吴良健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122页）这里，密尔的意思是说，他的父亲面对十九世纪已经变化的时代观念，精神价值观已显落伍。那么十九世纪的时代观念和价值究竟是什么？是如法国思想家孔德所说的从政治转入社会，必须培植起建设性的实证主义，还是像托克维尔和约翰·密尔所理解的面对大众民主化的同一性和整体性的压迫，需要高扬人的个体性；是英国社会所流行的自助者天助这一时代精神，还是一批社会主义者力主的要建立起社会正义；是要高扬自由主义的普适性，还是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流行。不管怎样概括，无论如何，这一思想观念的转变更迭已经发生了。如英国思想史家伯林所说，十八世纪是一个优雅的时代。而到了十九世纪，随着工业社会和大众民主社会的发展，原先贵族的体制以及生活方式的变革，绅士的风度取代了贵族的优雅。十九世纪这一包括生活方式在内的时代变革既塑造了思想家理解世界的方式，也规定了其对文本的修辞性表达，同样，思想家又在这一思考中反思这一时代的特性，批判以及引领这一时代的前行，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

应该看到，即使同属于一个时代，也会产生不同的思想观念的差异，而这一差异和分层又如何在同一个社会中运转与联结，就像法国历史学家丹尼尔·罗什在研究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遵循祖先流传的原则和上百年的道德传统，本身想要稳定不变、协调连贯的社会里，人们信奉一个上帝，尊重国王的权力和基督教德行的支配地位；在这样的社会里，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换言之，用路易·杜蒙的话来说，我们能否在两个社会的力量和紧张关系之间进行对比？其中一个是不平等的整体论社会，“各司其职”的伦理经济学原则主宰着这个社会。另一个是在它自己的肌体内渐渐显露出来的新世界，那就是启蒙运动的社会、个体经济的社会、新自由的社会、人员和物资流动的社会……因此，需要弄清楚是什么促使这种关系的聚合，又是什么使之产生分化；看看在法国十八世纪的历史中，人文社会关系是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丹尼尔·罗什《启蒙运动中的法国》，杨亚平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

对此，仍以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为例，我们不仅要重视法国启蒙运动，而且还需扩展视野，看到在相同的时间中，在其他空间还存在着苏格兰启蒙运动、意大利启蒙运动等，只有将这些不同空间的启蒙运动视作为一个整体，纳入我们的研究框架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启蒙运动的特性，探讨他们对“人的科学”的思考。当然如果再将反启蒙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则可以更好地理解启蒙运动，以及十八世纪的特性。例如同时代的德意志思想家奥·威·施莱格尔就写下了“启蒙运动批判”一文，反对启蒙运动的“光明”，力赞“黑夜”。他指出：“夜是万物之母，现在，这个说法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又东山再起：人们认为，世界脱胎于泰初的混沌，通过爱与恨、同情与反感的相互作用而成形。生活的魔力赖以存在的基础，正是一片黑暗，我们存在的根正是消失于其中以及无法解答的奥秘之中。这就是一切诗的魂。而启蒙运动则缺乏对于黑暗的最起码的尊敬，于是也就成了诗最坚决的敌人，对诗造成了一切可能的伤害。”（孙凤城编选《德国浪漫主义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378页）对这一时代观念内在的对立、相互的论辩等复杂纠缠关系的考察，蒙克在书中也为人们示例道：“我力图证明，要理解洛克的论证框架，就必须理解罗伯特·菲尔麦的著述。不仅要理解菲尔麦对父权制的辩护——那是洛克所反对的，还要理解菲尔麦对他那个时代的契约论者的具体批评——那是洛克认为必须要予以回应的，并以此形成了自己的观点。”（第1页）

可以说，对于所研究的具体的思想家而言，也只有在细致解析了时代特性，不同思想家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影响吸收，乃至差异对立之后，才能对其做出恰当精到的定位和理解。例如，以往对亚当·斯密的研究，常会强调斯密的“商业社会”，即自由的市场交换这一论点。而剑桥大学思想史教授伊斯特凡·洪特在研究亚当·斯密的过程中对其思想则给出了这样的评判：“可以用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和自然价格模型（这是他的经济理论的核心）来解释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内打工者经济上不平等与充足给养的兼容性。我们认为，这些新的经济论断是在十八世纪有关不平等与现代商业社会的奢华的激烈辩论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是用来应对那些从各自有利的视角谴责商业社会的人——这些人或是从将有生产力的劳动者降格为奴隶的德性共和国的古典市民人文主义理念的视角，或是从基督教的社会理念视角，将商业社会斥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商品社会——以求捍卫现代性。因此，《国富论》的核心关注点是正义问题，它旨在找到一种能够使得财富的不平等与给那些被市场淘汰的人提供充足给养这两者并行不悖的市场机制。也就是说，斯密的观点表明我们可以创造一个富足的经济体——在该经济体中，穷人的需要与富人的权利这一古老的法理悖论能够被超越而并行不悖。”（伊什特万·洪特、米凯尔·伊格纳季耶夫编《财富与德性：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李大军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就时代关切而言，蒙克精辟地概括道：“当下的世界史行动的世界，是自由的世界，也是可能的世界；哲学能提供某种理解的那个世界是过去的世界；无论是哲学，还是历史，它们所能做的无非是暗示：对于当下的世界而言，什么将是合适的。”（642页）的确，什么是一个“合适的世界”，又如何建立起这个“合适的世界”？这既激发思想家的思考，也常常令其困扰。回顾历史，特别是十九世纪的历史，面对现实社会中劳动者的身份和社会的贫困问题，即穷人和富人的两极分化问题始终是十九世纪的社会难题之所在。如何理解贫困和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如何让劳动者获得应有的身份权，也是十九世纪思想家面对的基本问题。时代的困境总是催促思想家进行思考，找出解决之道。可以说，无论是社会主义思想家，还是自由主义思想家都在直面这一基本问题，思考“劳动阶级的未来”，设想构建起一个公平正义美好的世界。在这一思考中，有这样几种代表性的视角和路径值得关注。一是以布朗基为代表的“社会革命”理论，要摧毁现有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体制；二是以霍布豪斯、托马斯·希尔·格林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探讨对现有体制进行约束改造，实现社会的“共同善”，这后来成为福利社会的基础。而以约翰·密尔为代表，则思考如何建立起资本和劳动的合作关系，从而实现对社会财富的共享，而非“资本”一个阶级的独享；但同时代的马克思则认为，“虽然人类的解放和道德救赎实际上唯有通过理解历史才有可能，但它们所采取的策略不是拒绝阶级利益，而是积极地追求某个特定阶级，也即无产阶级的利益”（543页）。

不仅如此，对现代社会而言，特别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劳动与资本成为当时社会最为核心性的要素，成为映照这个社会的表征。那么，如何理解劳动则成为思想史关注的基本问题。对此，梳理思想家对劳动的理解，考察劳动概念内涵的变迁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就劳动这一概念而言，在法国“旧制度”时期，劳动是作为一种惩罚而存在，那时提倡劳动，与其说是为了获取经济价值，不如说是为了张纲守纪美德。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则改变了这一内涵，开始将劳动转义，从而具有了新的内涵，认为“劳动是人类因其需要而被迫从事的日常事务；同时，人类的健康、生计与道德又全都取决于劳动本身”。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伴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工业革命的发生，劳动的内涵有发生了改变，既成为一种生产要素，也开始成为个人的一种权利，一种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个人对自己的劳动享有支配权。这一理解特别体现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中，斯密特别强调了劳动者对自己劳动权利特别是劳动力的享有。后来到了马克思那里，目睹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状，响亮地提出了“劳动异化”的观点，认为工人阶级的劳动造成了工人阶级自身处于依附性地位。因此，时代提出了这一命题，劳动能否迎来人的解放。（以上内容概括自罗贝尔·卡斯特《劳动：从惩罚到解放——人的社会性表达关系》，黄渊译，载《东方早报》2012年5月30日第10版）

使用上述这些例证无非是想说明，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既需要对思想家以及思想家文本的细致解读，阐释其微言大义，而且也需要将其放在时代精神的历史语境中来理解，超越这些作为单个的思想家和文本本身，将这一“点”纳入整个时代的思想演进这一“面”中来理解和定位。认识到思想是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变化与发展，思想家也是在所处的时代并针对特定的时代问题而思考表达。因此，思想与时代紧密关联，观念与社会互动共振，融贯一体。我们不仅要将其视为研究的历史语境，更要将其成为研究内容。这样，思想史研究可以从逻辑化、理论化的维度展开，但回到时代与思想家、思想家创作的文本之间的关系将会丰富我们的理解，既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思想家的文本和思想表达，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把握时代的律动和内涵。展望未来的思想史研究，从“时代精神”和时代的不同思想观念出发，并将近代几个世纪以来的思想家进行一种会通性的考察，应是非常重要的和亟待开发的研究领域，也是实现思想史历史性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如蒙克所说：“理解历史进程也因此成为任何可敬的政治理论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第6页）

今天面对着时代的巨变，面对着种种不确定性与可能存在的不同走向，有些人已经为思想史研究的未来深感忧虑，甚至有些学人忍痛放弃了思想史研究，这着实令人遗憾与可惜。但也应该看到，就思想史研究而言，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正因为这是一个充满了变化和走向的各种可能性的时代，才为思想的产生创造了极大的契机，自然也为思想史的研究带来机遇，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思想观念的演进，并提供充沛的学术资源来思考未来的行进方向。对此，可以用现代社会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市场”为例来说明。马克·贝维尔等在其主编的《历史语境中的市场》一书的序论中指出：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市场的影响及相伴随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各种规章和协调是如何被设想和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社会凝聚力和道德规范的思想是如何影响思想家和社会运动对市场的理解的？外生于市场的甚或批判市场的思想和实践是以什么方式影响现代资本主义演进的？是“脱嵌”还是“嵌入”？这样，历史可以为我们展示早先的思想和实践，以提醒我们注意驾驭市场的不同方式，帮助我们反思当代人管理市场的智慧，探索新的市场管理模式。（马克·贝维尔、弗兰克·特伦特曼主编《历史语境中的市场：现代世界的思想与政治》，杨芳、卢少鹏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也如剑桥大学思想史家伊斯特凡·洪特所说：历史学是怀疑论者的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提出更好的问题。更确切地说，它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某些问题，毫无成效地原地打转。好的历史可以揭示理论和实践的困境，并消除关于它们的争议的重复性模式。正如黑格尔所言，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一旦历史发生了，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历史是什么。（伊斯特凡·洪特《贸易的猜忌：历史视角下的国际竞争与民族国家》，霍伟岸等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146页）

由此可以明晓，理解和研究思想史、研究时代的精神观念显得多么重要，既塑造了研究者自身，也向社会传播了公共知识，帮助人们理解“社会”和“时代”，更是向投身于时代变革的人们提供着未来进行选择的方向与展开行动的实践性路径。因此，时代之变催生着思想史研究在追求“会通”中贴紧“时代性”，关注时代、时代思想观念与思想家、政治家乃至普通大众之间的关联，重视时代观念的作用，思考时代之变的观念动力。正如拿破仑三世所说，英国历史大声地对国王们疾呼，如果你们走在时代观念之前，这些观念就会紧随并支持你们。如果你们走在时代观念之后，它们便会拉着你们向前。如果你们逆着时代观念而行它们就将推翻你们。（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张晓华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