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日本的凯恩斯》：无可奈何的实用主义者

沙青青 | 来源：澎湃新闻

《日本的凯恩斯——高桥是清传：从足轻到藏相》，[美]理查德·斯梅瑟斯特著，王兢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366页，78.00元

2022年2月9日，九十五名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联名成立了“负责任和积极财政推进议员联盟”。在成立宣言中，该联盟称将在国会推进“积极、灵活的财政政策，促使经济持续增长，进而提升国力”。显而易见，这个目标无疑继承自“安倍经济学”中量化宽松和扩大财政支出的基本要义。在联盟成立大会这一天，原首相安倍晋三亲自出席并发表演讲。会上，安倍非常笃定地表示：“判断财政健康与否的关键并不在于赤字与否，而是在于财政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与就业率、通货膨胀和利率相关。”当时仍志得意满的他不会想到，不久之后，日元将发生历史性的贬值，而他本人则会遭到遇刺身亡的命运。更令人玩味的是，这个联盟喊出了这样的宣传口号：“要成为令和的高桥是清与池田勇人！”

在日本战后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池田勇人有着指标性的意义。在池田政权治下，日本彻底走出了战败阴影，不仅完成了重建，还实现了连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国民收入倍增”口号和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刺激下，日本政府通过巨量财政支出，拉动了民间投资，为不久后GDP超越西德跃升至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位打下了基础。而高桥是清则是日本战前最重要的国家财政和经济政策的“掌舵人”，历任日本银行副总裁、总裁，多次出任大藏大臣，甚至还曾短暂出任过首相。

1931年至1936年间，为了使日本尽快摆脱大萧条的影响，高桥是清曾力排众议，实施一揽子“逆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大举增加政府开支，不惜践行赤字财政。与此同时，他力主日本退出“金本位”，降低利率，使日元贬值。因此，这一时期的日本财政政策亦被称为“高桥财政”，而高桥本人日后也有了“日本的凯恩斯”这个外号。匹兹堡大学日本史荣休教授理查德·斯梅瑟斯特在为高桥撰写传记时，甚至干脆用此外号作为书名：《日本的凯恩斯——高桥是清传》（From Foot Soldier to Finance Minister: Takahasi Korekiyo, Japan's Keynes）

尽管高桥是横跨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的重要政治人物和财经专家，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幼时并未接受过多少主流意义上的正规教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横滨商业学校（今横滨市立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他对此有过这么一番论述：“诸君即便精通外国经济学的知识，但对日本经济界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那么也难以运用这些知识。脱离实际的学问是无济于事的。不少人无法利用知识，却成为知识的奴隶。”

实际上，高桥令人印象深刻的英语能力和现代化知识并非来自课堂，而是源于跟国内外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过程中累积的实际经验。在1884年赴农商省任职时，这位出生在江户，后被仙台藩下级武士家庭收养的三十岁年轻人，人生阅历已堪称丰富：既当过欧美人的书僮、男仆远赴美国见过世面，甚至还差点被“卖猪仔”，之后又做过英语翻译和教员。相较于福泽谕吉等虽具备一定的英语读写能力，但却无法开口的老一辈政治家、思想家，高桥通过长期与英美人士打交道和在当地实际生活，掌握了非常流利的英语听说能力，能够与外国人谈笑风生。他的这个本事在1904年日俄战争前后为日本发行国债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日俄战争爆发后，高桥作为日本银行副总裁远赴海外，希望以发行国债的方式来筹措军费。首先，他以美国内战期间中立国也曾帮美国政府发行国债为例，证明日本在战争期间通过中立国发行国债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其次，针对英国方面提出的要求“日本若以关税为信用保证，那么就应该派遣英国人来监督日本海关”，高桥则以“日本政府在此之前历次内外债兑付中从未发生延期支付情况，拥有良好信用”为由予以拒绝。此外，他还成功争取到了美国犹太金融巨头席夫的支持，进而使得外债发行大获成功，共募集超过八亿日元的资金——当时日本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两亿多日元。而高桥也因为这桩功劳获封男爵，并成为贵族院议员。

日俄战争的惨胜无疑进一步催生了日本在大陆侵略扩张的野心。相较于当时日本国内因未能从《朴茨茅斯条约》捞到战争赔款而聒噪的民族主义舆论，高桥倒是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日本获胜“实属侥幸”，甚至认为所谓“大日本帝国”只是“纸老虎”。斯梅瑟斯特认为高桥当时是希望在英美列强可忍受的范围内在远东建立一个所谓“小帝国”。

1913年，高桥是清首次出任大藏大臣并加入了立宪政友会，开启了从政生涯。首位平民出身的首相原敬1921年遇刺身亡后，高桥是清出任首相并继续兼任大藏大臣。虽然看似登上了政治生涯的顶点，但正如斯梅瑟斯特所说，“坐在首相宝座上的高桥却发现自己陷入一种寸步难行的困境”，甚至与他所属党派政友会的矛盾也愈加激烈。

尽管高桥意识到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日本无法继续以“渔翁得利”的方式来享受战争红利，施政重点应从农村转向城市并实施财政紧缩，控制政府开支，他却始终无法说服政友会的主流赞同其提出的新纲领。毕竟高桥是清的底色依旧是金融领域的“技术官僚”，而不是政治手腕高超的职业政客。

高桥是清（1854-1936）

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国内产供失衡的问题愈加突出。大正德谟克拉西也无法掩盖日益缩小的日本国内市场，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甚至引发了金融层面的恐慌，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停滞，社会矛盾日益积累，而积累的矛盾又以右翼民粹的形式爆发出来，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恶性循环。

1929年，民政党的滨口雄幸内阁成立，无党派的井上准之助被起用为大藏大臣。滨口与井上很快就在“平衡预算”上达成共识，开始共同推动日本“回归金本位”。当时在主要列强中，仅有日本尚未回归金本位。出于想与英美法意等列强平起平坐的心态，日本政府急于推动回归。同时，日本国内不少人也对日元升值投以热情，甚至将日元升值与日本国际地位的提升挂上了钩。

此时，高桥一改之前主张财政紧缩的态度，转而与当时的滨口与井上的主张针锋相对，认为“日本不应出于证明自己也配得上列强之一的心态，盲目地跟着这些世界强国起舞……发展才是第一要务，证明日本的国际地位只是第二位的”。此外，他还担心井上为配合回归金本位而配套实施的“财政紧缩”政策可能会让“经济衰退”乘虚而入。1929年年底，他公开撰文指出：

无论我们多么提倡个人节俭，我们都不应当为削减日本工业实力的国策鼓掌……我们近来从政府那里已经听到太多所谓紧缩和节省大有必要、以此为准备结束黄金禁运的论调。我认为我们必须对金本位谨慎以待。有人狂热地鼓吹我们重回金本位的所谓大好时机，他们欢呼日元对美元汇率提高的同时，英美两国的利率却在下降。但我认为我们的庆祝还为时过早。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外国市场、外国利率和汇率，但是最好的办法是让日元价值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自我调节。

1930年1月，日本重回金本位，而在井上“紧缩财政”的努力下，日元汇率已经涨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100日元兑49.875美元）。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日元流通货币总值与消费价格的暴跌，进而引发生产、消费、投资各领域的不景气，后世的日本经济学者甚至将此称为“金解禁准备不况”。更糟糕的日子还在后头，就在日本回归金本位的同时，“大萧条”风暴开始席卷全球，欧美国家对丝织品、生丝等日本出口仰赖的轻工业制品的需求出现断崖式下跌，这恰好又与回归金本位后日元升值的效应互相叠加，对日本经济产生了毁灭性打击。

1930年底，滨口雄幸遇刺重伤，民政党政权丧失执政基础。1931年底，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后，年迈的犬养毅成为首相，同样年迈的高桥是清被再次任命为大藏大臣，承担将日本拖出经济大萧条泥潭的重任。高桥一上任，马上宣布停止黄金出口，并放弃金本位，转而增加日元的货币发行量，辅之以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套。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着手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让大量被迫下马的公共建设得以恢复，但高桥仍以保证“健康财政”“警惕债务”为底线，坚持实施严格的预算审核。

在高桥这番调整下，经济在短期内确实有所好转。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了经济的复苏，日本的GDP在1931年至1936年之间保持年均百分之七以上的增速，而通胀率不过百分之二，城市经济重现活力。在欧美很多观察家看来，当时的日本似乎是最早走出大萧条阴影的列强。在战后复兴时期，日本社会还曾喊出过诸如“重返昭和8年（1933年）！”这样的口号。不过，在这一表象之下，日本各大都市之外的乡村凋敝、人口流失同样是无法回避的窘况。事实上，这也正是日后“二二六事件”爆发的社会背景之一。

除了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之外，“高桥财政”时代另一个不得不让人关注的现象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越来越快。1931年至1932年期间，军费从占政府总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七暴涨至1936年的百分之四十六。换言之，“高桥财政”在客观上增加了日本的军事预算。不过，斯梅瑟斯特并不认为高桥应为军国主义的兴起负责，理由是：“尽管在高桥出任藏相的20世纪30年代里陆海军的军费暴增，但高桥给他们的钱从来都要远远少于他们的需索。”他进一步评价道：“高桥既不是军国主义和日本陆军侵略亚洲的什么积极支持者，也不是消极默认者。不过，他通过的预算案确实让军部拿到征服满洲所需的军费，也为日本通往军国主义和总体战迈出了第一步。”

松元崇『恐慌に立ち向かった男　高橋是清』，中央公論新社，2012年

在原日本财务省高级官僚、同为高桥是清研究者的松元崇看来，这一时期的高桥对军费增长和财政预算的态度完全是实用主义的。时任《东洋经济新报》总编的著名“小日本主义者”石桥湛山曾当着高桥的面质疑军费开支过昂，而高桥这样为自己辩护：“军费花销当然不是生产性的……军舰并不生产其他商品，但用来造军舰的钱可以花得有生产性……如果在当今的政治气氛下，有人愿意花钱用于军事的话，总比什么都不花要好。”

同样也是在实用主义原则的指导之下，1935年日本国内经济呈现走出萧条的迹象后，高桥马上将全部注意力转向了财政重建，多次在不同场合重申：军费的增长只是临时措施，一旦日本从大萧条中恢复，他就会让政府重新回到平衡财政。亦如斯梅瑟斯特所指出的：“高桥是清，就像凯恩斯自己一样，既是凯恩斯主义者，也是哈耶克主义者。”松元崇则认为当代政客、官僚将“高桥财政”简单理解为所谓“积极财政”其实是一种历史误解。高桥推行的只不过是一种目的在于重新激活经济、金融体系的低利率政策，不会轻易触碰“财政纪律”的底线。

与此同时，日军继续在中国华北地区制造事端，“张北事件”“河北事件”“香河事件”以及“华北自治运动”的闹剧此起彼伏。军部对预算的胃口越来越大，高桥与军部围绕军费问题爆发的冲突也随之愈演愈烈。1935年他曾在议会公开表示：“除了削减军费开支外，平衡预算别无他法。”另据内大臣秘书官长木户幸一的日记，高桥是清曾向岡田启介首相抱怨：自“九一八事变”后，军部几乎凌驾于外交之上，对外采取行动时也几乎不考虑国家的财政状况。

1935年底，高桥与军部的矛盾达到最高峰。1936年的政府预算编制工作因为双方互不相让的立场而近乎停摆。高桥甚至毫不客气地批评道：“一般而言，军部的人大多都缺乏常识。从陆军幼校开始，与社会隔绝，在封闭环境中接受特殊教育。在陆军里，接受这类教育的人都成了主流。他们当上干部后，缺乏常识也就不奇怪了。而这类缺乏常识的军部干部现在连政治都要插嘴，那就是国家的祸害。”或许正是由于高桥的这番言论以及坚守“健康财政”的不妥协立场，导致他在不久后成为叛乱军人刺杀的对象。

1937年2月17日，高桥是清参加了日比谷众议院选举前的政治集会，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集会上，他曾这样向民众喊话：“不要如兄弟阋墙那般愚蠢，而是要深谙世界大势与国内的实情。”短短十天后，2月26日清晨五点刚过，中桥明基中尉率领约一百名士兵闯入高桥宅邸。面对这位年过八十的老人，不满三十岁的中桥先用手枪射击，然后再挥刀斩击。

高桥当场毙命。

一年后，卢沟桥事件爆发。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化及之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的金融体系日益败坏，财政纪律荡然无存。高桥死后，日本的军事开支占国民财富的比例从1937年的百分之十五暴涨至1941年的百分之二十七，至日本战败投降时，则已达到超乎一切常识的百分之七十六。

东京赤坂，高桥是清纪念公园（由作者拍摄）

高桥是清墓，东京多磨灵园（由作者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