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马丁·雅克系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1月19日、2月13日《环球时报》，原标题分别为《马丁·雅克：对后疫情时代的认识，西方已经落后了》《马丁·雅克：西方化不是现代化的唯一标准》。
未来5-20年，由于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我们将经历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权力和财富转移。中国能够迎接挑战，提供一个新的、独特的、令人信服的现代性吗？
长期以来，西方认为只有一种现代性，那就是西方现代性。这种信念的起源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代化始于西方，伴随着英国的工业革命，然后传播到欧洲和美国。直到1900年，西方仍几乎垄断了现代化进程，日本是个例外，它是唯一一个在19世纪实现工业化的非西方国家。日本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截然不同，现在依然如此。但这并没有阻止西方相信现代性是单一的。当发展中国家在1945年后开始努力实现现代化时，西方将它们的现代化视为是“西方化”的同义词。当中国从1978年开始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时，西方仍将其看作是西方化进程的开始。
西方人认为世界就像一部“自动扶梯”：不同的国家根据其发展阶段处于不同的水平，但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注定要像西方一样，站在自动扶梯的顶端。按照这种思维，最终，现代化意味着整个世界的西方化。我们都会变得像西方一样，特别是像美国一样。这种想法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核心，但问题在于它忽视了历史和文化。每个社会都被简化为在本质上与西方相同的社会。显而易见，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深刻地塑造了不同的社会，这反过来又决定了它们现代化的性质和现代性的特征。现代性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许多种。
如果说直到20世纪中叶，现代化还主要属于西方，那么从那以后，它就越来越属于世界其他地区，而地球上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那里。中国、印度、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和无数其他国家在全球舞台上崭露头角，并带来了它们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历史、语言、文化、习俗和传统。西方普世主义——即所有国家都应该并将成为西方式国家的观点——正被一个从西方模板中挣脱出来的世界所包围，这个世界正在寻求重新发现自己的许多历史，并打造新的不同的现代性和身份。
面对多元主体的世界，由西方主导的单色世界处于守势，每个主体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讲，有自己的旅程要走。我们可能生活在困难和分裂的时代，但主要原因是西方主导的旧世界处于保守和退缩状态，而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建立之中。西方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的情绪差异十分明显：西方人对未来悲观，而亚洲人乐观。发展中国家梦想未来，西方人怀念过去。
中国人、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和其他人认为他们正在日益塑造自己和世界的未来。在这种背景下，现代化必须被视为一种动态的、不断发展的现象。在早期阶段，它涉及从西方或其他地方的大量贷款。1978年后的中国就是这种情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现代化越来越依赖于自身的努力，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进步，但也因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敌意越来越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现代化重心已经从学习和借鉴西方稳步转向本土创新，华为、腾讯、比亚迪、阿里巴巴和字节跳动等公司就是这种趋势的缩影。毫无疑问，这一进程将继续并加强。经济向价值链上游移动的能力是现代化的基础。但将现代化或现代性视为经济的同义词是错误的。当然，经济是现代化早期阶段的核心，但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这一点变得越来越不真实。现代性与经济、技术、科学、社会、文化、体育、人口、性别关系和无数其他事物相关。
在某些领域，中国已经达到与美国相近的发展阶段。因此，中国面临着一种全新的挑战。中国希望建构一种什么样的现代性？在哪些方面与美国的现代性不同？网络时代的中国文化将与美国文化有何不同？中国的城市——比如雄安——应该提供什么？美国和中国都存在巨大的、需要改变的不平等：一个更加公平的中国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实现？“一带一路”倡议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全球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全球最大对冲基金的创始人雷·达里奥认为，在未来5-20年，由于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我们将经历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权力和财富转移。中国能够迎接挑战，提供一个新的、独特的、令人信服的现代性吗？
当中国在去年12月7日宣布优化调整防疫措施时，西方大吃一惊，它从未料到中国会出现这样的转变。
一些西方舆论对中国调整疫情防控措施的反应偏负面，这并不奇怪。自2020年1月以来，他们一直试图诋毁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做法，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即转移人们对中国抗疫表现有多好，以及西方表现有多糟的注意力。在这些西方舆论看来，新冠疫情比其他任何问题都更能毒化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它与所谓的“新冷战”密不可分。这些西方舆论发现很难接受中国新的后疫情措施，因为他们的思维模式仍然植根于新冠疫情时代，一些国家选择对中国游客施加入境新要求的速度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理解中国开放经济的影响方面，西方进展缓慢。当然，“开放”这个词是中国在1978年后崛起的同义词。中国现在“再次开放”，其影响将是巨大的。中国经济2023年的增长率有望超过5%；随着中国消费者再次活跃，其庞大的国内市场正在恢复增长；全球旅游业将获得巨大的推动；受阻的供给线将被释放；中国企业家将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新业务。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增长的引擎。现在，它将在后新冠疫情时代再次扮演这一角色。
重要的政策调整正在进行中。政府承诺重启房地产市场。经济的另一个主要驱动力——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逐渐趋于常态化。我们可以期待对经济增长的新重视。除了经济，还有更多新的思维的迹象。如果中国寻求强调共识，并在此过程中向世界展示后新冠疫情时代中国更温和的一面，世界不应感到惊讶。
这将与那些令人沮丧的岁月大不相同，那时新冠疫情主宰着每个人的思维。目前还没有太多迹象表明，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种相当不同的中国方式。事实上，一些西方舆论对中国的看法已经根深蒂固。当然，这忽略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在重大问题上表现出的灵活性，最明显的就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非凡历史转变。中国在去年12月优化调整防疫措施的决定同样体现出了这种灵活性。
西方难以在后新冠疫情时代进行反思，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西方正处于长期的历史衰落过程之中，这往往会导致知识分子的“动脉硬化”。很多人倾向于天真地怀念过去，更喜欢熟悉的思维方式。
有两个因素强化了这一点。影响西方经济前景的主要因素是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以及对强烈通货紧缩和反增长政策的需求。而欧洲自1945年以来首次发现自己陷入到乌克兰的冲突中。
西方是时候反思了。中国决定优化调整防疫措施意味着——除非出现另一个危险的变种——世界现在可以进入一个新的后新冠疫情时代。相比之下，西方已经落后了，它仍然生活在新冠疫情主导的国际关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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