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德意志贵族》：从“贵族的时代”到“时代的贵族”

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中心助理研究员 楼天雄 | 来源：澎湃新闻

《德意志贵族：一个群体的生活、历史与命运》，陆大鹏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735页，108.00元

对欧洲史爱好者而言，德意志贵族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主题。上世纪五十年代由西德与奥地利联合摄制的《茜茜公主》系列电影，早已将德意志宫廷的流光溢彩，印刻在几代观众的脑海之中。而弗里德里希大王、克劳塞维茨、俾斯麦、老毛奇等王侯将相的文治武功，亦为坊间所津津乐道。资深一些的爱好者可能还知道，想要识别德意志贵族，只需看此人姓名当中是否包含“冯”（von）字即可。然而，世界史研究者陆大鹏在其新著《德意志贵族》中告诉我们，德意志贵族未必名中带“冯”，而名中带“冯”者，也未必是真贵族。不仅如此，“祖”（zu）字同样是贵族身份的体现，且“含金量”毫不逊色。德意志贵族文化的博大精深，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一部兼具专业度与趣味性的原创力作，《德意志贵族》从概念辨析、衔级体系、历史演进与社会生活四个方面，全景展现了德意志贵族的兴衰浮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书末收录的两篇人物访谈，均为作者实地采集的一手资料。读者得以通过妙语连珠的机智问答，了解当代奥地利君主主义者与历史学家眼中的贵族往事。正如“德意志”本身即为一个包含民族、语言、文化、地理等多重意涵的复合概念，德意志贵族同样是一个高度异质化的多元群体，其内部成员在宗教信仰、生活方式、职业专长、物质财富等方面，存在天壤之别。即便如此，相较于欧洲他国贵族，德意志贵族依然保有三大特色：其一为混合了长子独享与男丁共享原则的头衔继承制度，其二为独立的邦国统治权，其三为神职身份与世俗领地集于一身的教会诸侯。

德意志贵族最初源于日耳曼部落时代的酋长与武士，而中世纪的封建体制则将其塑造为一个独立军事阶层。至中世纪后期，随着火药武器的广泛普及与近代国家的强势崛起，贵族骑士被迫踏上邦君化与官僚化的转型之路。有的人成为雄霸一方的专制君主，有的人担任效忠君主的行政官员，与此同时，贵族家系也迎来新旧交替，从而彻底改变了整个贵族阶层的精神风貌。显然，并非所有贵族都能转型成功。在不甘没落的小贵族眼中，参与“替天行道”的私人战争，实乃缓解财务困境、彰显骑士荣誉的名利双收之举。众所周知，宗教改革的惊人成功离不开新教贵族的鼎力支持，而后者也从天主教会的权势衰退中，收获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但值得注意的是，由宗教改革所激发的人文主义与启蒙思潮，大大削弱了贵族地位的合法性。

十九世纪初，在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的冲击下，教产世俗化与诸侯陪臣化浪潮席卷了整个德意志地区。君主贵族间的领土兼并与财富流转，催生出数个强大邦国，客观上推动了德意志的统一步伐。1848年召开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不仅是德意志各邦探索统一道路的试金石，同时也是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的博弈场。面对市民精英的权利诉求与政治主张，贵族地主出于捍卫特权的私心，坚决抵制自由主义改革。当德意志帝国于1871年建立后，贵族所面临的形势可谓忧喜参半。一方面，普鲁士主导下的帝国政府优待贵族，积极保障其各项特权，而德国国际地位的飞速提升，也让贵族有机会在军政外交等传统领域大展宏图。但在另一方面，势不可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培育出大量活力四射、奋发进取的资产阶级专业人士，对土地贵族的经济地位构成挑战。正所谓人穷志短，深受贫困威胁的没落贵族，转而拥抱右翼激进思想与种族主义理论，借以获取精神慰藉，其结果便是反犹主义的毒性扩散。

德皇威廉一世

1918年，盛极一时的第二帝国随“一战”战败而土崩瓦解，魏玛共和国于次年取而代之。当新政府通过立法手段废除贵族制度与特权后，失去皇帝庇护的近十万德国贵族，顿时成为“故土的陌生人”，身家地位大幅缩水。尽管获准保留头衔财产，但君权倾覆与民主变革所带来的沉重打击，足令他们敌视这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于是乎，不少贵族开始用行动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乃至鄙视：有的人选择隐退庄园，以消极态度躲避政治纷扰；有的人投身保守政党，试图借助大众动员，振兴帝国传统、复辟君主制度；还有的人干脆铤而走险，利用暴恐活动清算各路政敌、压制左翼革命。德国贵族对共和国的深刻敌意，即便在军政顶层亦清晰可见。前陆军元帅兴登堡接替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成为总统，已是令人不安的信号，而魏玛国防军中的贵族将领，则从未掩饰对议会民主的嗤之以鼻。最终，在巴本与施莱歇尔这两任贵族总理执政期间，名实难副的共和国彻底倒向右翼独裁，将贵族参与的反民主运动推至高潮。

那么，面对同样致力于埋葬魏玛共和国的纳粹党，德意志贵族究竟持何态度呢？鉴于历史事实的复杂面向，该问题并不容易回答。透过书中第五章的深度分析，作者为我们展现了贵族群体与纳粹政权的双向互动，其间交织着暧昧合作、幻想破灭与存亡斗争。1933年以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刻骨仇恨，促使右翼贵族将国家复兴的希望寄托于纳粹党，而后者的反犹主义与种族主义论调，也颇合前者胃口。因此，希特勒及其党羽在夺权过程中，得到了一众名流显贵的鼎力相助。他们动用自己的金钱人脉资源，帮助草根出身的纳粹党棍登上大雅之堂，就连皇太子奥古斯特·威廉也为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所倾倒，甘愿沦为冲锋陷阵的马前卒。当然，相较于贵族金主的牵线搭桥与慷慨解囊，贵族将领的情感认同无疑更具分量。1933年纳粹掌权后，希特勒以扩军承诺换来国防军的政治支持，后者则在勃洛姆堡等贵族军官的带领下，宣誓效忠元首。此外，为了在新社会中谋取优越地位，还有大量贵族加入冲锋队与党卫队，不少人在二战中犯下了罄竹难书的屠杀暴行。

奥古斯特·威廉

尽管贵族群体从与纳粹政府的合作中受益良多，但后者对前者的态度始终是工具主义的，利用之后即弃如敝履。在革命年代，希特勒需要贵族为其笼络人心、装点门面，但随着自身权力的不断稳固，这些“遗老遗少”成了不合时宜的尴尬存在，遭当局防范打压。最终，纳粹政府的倒行逆施与累累罪行，外加战争局势的急剧恶化，让富有良知的部分贵族，走上政治反抗与军事政变的道路，其中又以1944年施陶芬贝格伯爵刺杀希特勒一事最为知名。除了贵族军人的武装起义，外交界与宗教界的贵族精英也甘冒风险，以各种形式同纳粹政权相抗争。面对意料之中的残酷清算，不少贵族慷慨赴死，用鲜血诠释了何为“所多玛的义人”。总之，在整个第三帝国时代，德意志贵族对纳粹暴政的态度立场因时而变、各有不同。随波逐流者有之，为虎作伥者有之，舍生取义者更是不乏其人，而这种认知层面的多样性乃至矛盾性，充分印证了贵族群体内部的高度异质性。

施陶芬贝格伯爵

1945年的德国战败与盟军占领，令德意志贵族蒙受灭顶之灾。东部领土的永久丧失，摧毁了当地贵族的生存根基，将易北河畔的田园牧歌，化作家破人亡的悲痛记忆。1949年两德分裂后，作为有待清除的“剥削阶级”，贵族群体在民主德国难有立足之地。他们辗转扎根于联邦德国，投身军队建设、党派活动、政府管理、企业经营、文化慈善等事业领域，并取得了合乎身份的职业成就。如果说帝制德国的崩溃，标志着贵族时代的落幕，那么联邦德国的繁荣则表明，贵族已然融入了自身所处的公民时代。由此可见，德意志贵族的集体命运，正如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境遇一样，几经波折、跌宕起伏。除了格局恢弘的史实论述，本书还用七、八两章的篇幅，带领我们步入德意志贵族的生活世界。作者坦言，这部分内容的创作过程最为愉悦，而读者也确实能够从猎奇的视角与洒脱的行文中，感受到作者对德意志文化的广泛爱好。从家族通婚到教育养成，从文学创作到比武决斗，再到森林狩猎与宫廷舞会，德意志贵族的生活方式，力求在各个方面，将身份地位、头衔名誉、文化品味与价值传统贯彻到底。从职业生涯来看，尽管农业与林业是贵族的传统生计，但他们往往也能成为备受瞩目的企业家、宗教家、军事家、外交家与慈善家。

脱胎于部落武士与封建骑士的德意志贵族，曾是时代进程的“弄潮儿”。历经岁月涤荡后，他们在权利平等的新时代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并努力将家族的荣辱记忆传递下去。对普罗大众而言，贵族身份作为一种符号象征，始终具有天然的吸引力，这也使得贵族的子孙后代，至今依然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只不过，这种声望无关阶级特权，而更像是一种行为期待。所幸事实已经证明，当代的德意志贵族，不仅是市民社会中的合格成员，还能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无论如何，德意志贵族的传奇故事绵延千年、贯穿古今，且以一种相对低调的方式不断续写。断裂与传承、妥协与抗争、狭隘与包容、怀旧与革新，人们从贵族身上，不难窥见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演进历程与精神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