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波 熊畅 | 来源：澎湃新闻
《风险的接受：社会科学的视角》，[英]玛丽·道格拉斯著，熊畅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版，59.80元
对风险的讨论总是与人类对未知事物的永恒恐惧息息相关，并且代表着人类对自然与社会应然模样的想象。古人有云：“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在现代社会，风险问题似乎变得更加显著，从自然灾害到金融风暴，从环境污染到医疗事故，有关风险的新闻不断见诸报道，成为社会庞大的焦虑情绪的注脚。新的风险裹挟新的名词而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基因改造，人类社会似乎面临前所未见之挑战；旧的风险也未消退，环境问题依然深重，族群、宗教争端仍旧是许多地区的噩梦。
为回应这一问题，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他认为工业化的发展和扩张在催生威胁全局的风险时，也蕴含了一种自反性。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生产、决策体系造成新风险大量产生，使原有的工业社会转变为一种“风险社会”，因而需要更加民主化的制度来应对、控制这种现代化风险。
贝克倾向于用制度变革来控制和解决“风险社会”的问题。相较之下，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1921-2007）的立场更为“保守”。道格拉斯认为，所谓风险并非“现代问题”，而是“人类常量”。风险从未增多，只是影响风险感知的社会分类图式在不断变化。
以《洁净与危险》（1966）、《自然象征》（1972）名世的玛丽·道格拉斯，固然在宗教和仪式研究领域为人所熟知，但其开阔的研究视野未局限于此。在学术生涯后期，道格拉斯着重考察了欧美文化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留下了诸如The World of Goods, Constructive Drinking, Food in the Social Order等作品。其中，她的风险文化研究不容忽视，尤其是《风险与文化》（Risk and Culture，1982）、《风险的接受》（Risk Accept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Sciences，1986）、《风险与归责》（Risk and Blame，1996）。
在上述一系列作品中，道格拉斯致力于批判经济学、心理学看待风险的疏漏之处，这些学科预设一种科学中立、不受政治影响的风险观念。她试图凭借跨文化比较的方式去呈现一种另类的风险观：社会如何建构人们对风险的感知与选择。同时，风险的建构也影响着风险的归责问题，而这关联着风险的道德与政治意涵，以及影响个体决策的深厚制度基础。
一
与彼时经济学和心理学对风险的主流看法不同，道格拉斯希望努力摆脱传统风险评估中关于风险的“科学”预设，纳入一种社会和文化视角。1982年，道格拉斯与政治学家阿伦·维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出版了首部风险题材的著作《风险与文化》。当时，受到学术界和大众关注的风险议题仍然笼罩着一层“科学话语”的坚冰。主流观点认为世界是科学知识的对象，能够被科学认识和改造。换言之，科学发展一方面被视为风险增加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升格为解决危机的关键。人们相信原始社会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禁忌，是因为迷信或者缺乏知识。因此，伴随着科学知识增加、技术发展，只要人类能够了解风险“真实”的一面，也就能将风险消除殆尽。事实上，这类关于风险的分析往往依赖单一的技术方法，它们只是在运用风险评估机制计算某项风险的产生与发展，因而忽略了风险内在的文化因素。
道格拉斯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类分析的缺陷，正如“原始人神圣与不洁不分”的论调往往带有欧洲中心论的色彩，认为现代人与“前现代人”在风险观上的所谓实质性差别的观点也饱含了现代偏见。诚然，统计技术能够更清晰地呈现“风险”，关于“异常事件”的呈现也形成了关于“正常事件”的知识，但这些技术往往忽略了“正常”背后所带有的价值判断。事实上，在同一情境下，现代人和原始人对不幸的看法可能有霄壤之别，这是因为无论是“原始思维”，还是“现代思维”，它们都用各自社会的分类体系来框定这个世界。就此而言，强调技术中立性的风险观，忽略了风险本身就是理解和处理危险事物的一种方式。道格拉斯甚至还走到了更远的地方，她认为世界上的风险并没有增多或减少，只是不同文化感知到的风险有所不同。或者说，较之过去，现代社会的文化变迁使人们更能感知到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
那么风险评估机制能否对风险进行有效的分析呢？道格拉斯的答案是否定的。她对当时的经济学与心理学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这一批判主要围绕传统观点中的三个方法或原则展开：“成本-收益”原则；对专家知识的推崇；个体认知视角。
首先，传统风险评估高度依赖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原则，这种计算方式被视为一种客观工具，可以衡量干扰行为主观价值的因素。它就好像一个计算器，只要人们将数字放入其中，按动按钮，就可以直接得出风险发生的概率。理论虽然如此，但在实际操作中，人们愿意接受的实际成本和表达出的偏好成本却存在着差异。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常常认为理性人对自己所处环境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他们具备稳定、条理化的偏好体系，能够依据收益最大化的方案展开行动。然而事实上，风险分析的对象是有着各种情感和记忆的人，很多时候他们的决定并不理性，这必然导致评估风险的偏好体系失之准确。限于观察力、感情动机或者信息不透明等要素，人们不可能洞察所有风险，更不可能将所有备选决策和结果一一列出。因此，没有人能够认识所有的风险，人们仅仅能够根据所知的基础来选择风险和安全，对风险的认识几乎必然会落入片面狭小的空间。
另外，推崇专家知识也是传统风险评估的一大特征。识别和解决风险的责任被分配给物理、生物、医学等领域的专家，以消除政治色彩。然而具有公共性质的科学活动往往会卷入政治辩论，特别是当它们涉及分歧严重的社会议题时。即便是那些从实验室中脱颖而出的科学家，也可能利用自己的权威为政治游说团体服务，他们所提供的科学意见实则处于政府官员、活动人士与公众间的不断拉锯中，通过不断协商产生更广泛的政治可能性。试想一下，什么才是可接受的核辐射水平？建造核电站是否比烧煤更安全？大型水利工程的利弊权衡及种种可能风险？这些问题中科学的承诺或警告早已脱离了客观计算，而是与个人偏好、国家政策与政治选举等因素相互勾连，反复书写着“知识即权力”的箴言。
最后，传统风险评估也常常与个体认知联系在一起。这类视角的根源是心理学所提倡的普遍心理法则、人格特质，以及人类思维固有的非理性障碍。道格拉斯继承了涂尔干对人类心理的看法，即个体的心理经验受集体调节和决定，应当从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而非个人心理出发解读社会责任的分配。在她看来，心理学刻意采取了文化上的无害立场，规避社会形成的“共同意识”，并不能很好解决对风险的认知。这就像时间感，很多时候被人们所感知的时间并不像客观的“分钟秒”那样同质化，人们的注意力会使特定的时间段在感知上加速或延缓。这个过程既不是出于人格特质，也不只是受非理性力量的驱使。同理，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受到时间观念的影响，在相应时间尺度的衡量下，一些危险被强调而另一些危险被无视，这些深刻的差异都需要从广义的制度（institutions）出发寻求解释。
总的来说，道格拉斯对传统风险评估的批评彰显了她在社会文化研究上的一贯立场。不管是将风险决策过程过度理智化的经济学，还是强调非理性障碍的心理学，都无法为风险解读提供一份满意的答案。为此，道格拉斯另辟蹊径，将目光从私人信仰转向社会风险，使风险感知成为其文化理论的重要问题。
二
事实上，道格拉斯对传统风险评估的批判也延续了自己在《洁净与危险》《制度如何思考》等系列研究中的主张，即关于社会认知图式和集体思想制度的观点。在知识来源的问题上，道格拉斯继承了涂尔干的社会先验论。她认为普遍人性以及人对经验世界的感知都是以集体分类图式为基础，不过，分类并不能够实现永远清晰，或者说能够包容所有因素。正是这一点，使她发现了污秽禁忌与社会分类的关系。有洁之处就会有不洁，有分类体系便会有超越分类经验的异常。具有两义性的事物在类别图式中处于错位（out of place）状态，因而成了不洁之物。例如鞋子放在地上是洁净的，放在饭桌上却被认为是污秽的。换句话说，污秽是不可孤立理解的，它是被社会进行系统排序与分类的副产品。
污秽与社会秩序有着更深层的联系，道格拉斯主张人体与社会有机体具有连续性：社会结构与宇宙观通过人体来展现。对人的身体来说，危险来自对边缘之处的焦虑，这种意识被灵巧地投射到文化中。在象征层面，结构模糊之处少有污秽存在。结构越清晰，分类越明确，与之相对的失序、逾界侵犯等异常情况也越明显。所有的精神力量都会成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以识别这些危险并提供机制操纵它们。因此，污秽既是维护社会系统稳固所需的边界，也是对秩序观念的表达。当界限被逾越、秩序被打破时，与之相关的禁忌或仪式将为人们提供重建秩序、维系边界的方法。
从这一点出发，风险也就不再是一种客观的、关于危险的明确后果。它与污秽（危险）一同根植于分类体系建构的观念世界中，表达某一群体对危险的集体信念与价值。任何对其进行简单“功能解释”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外在的分类系统投射进个体的观念结构，隐蔽了塑造思想的元素。置身于特定社会中的个人，不会怀疑自身的污染信念与自然间存在任何可能的区别，而是将污染观念视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社会秩序内化在人类的认知中，被赋予了“不证自明”的真理性，遮蔽了自身的人为建构性质。这种建构的性质，甚至可以使看似“自然”的认知图式服务于某种政治目的。避免污染、维持其运转的动因不只是某种客观存在，而是更多反映了政治、道德、信仰甚至社会控制。进一步说，每个社会拥有的风险观念都是其感知的结果。人们并不会将所有“危险”都收入囊中，而是依据特定的分类系统将其中一些“选定”为“风险”。
道格拉斯的风险感知理论开辟了风险研究的新道路，然而，著作一经发表，便面临巨大争议。争议之一来自风险的真实性问题。在《风险与文化》中，道格拉斯并未清晰地区分风险与危险，而是将两者混合使用。当危险与风险等同时，似乎暗示了风险如同危险一般是真实存在的。然而正如上文所示，每种文化都在识别符合自身制度与价值观念的风险，进而又成为社会的建构物。道格拉斯甚至在1996年出版的《风险与归责》一书中断言，“风险并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思考方式和具有高度人为色彩的发明”。风险的真实性被消解，成为分类系统下纯粹的感知，这难以解释现实生活中具体风险的存在，也与前者存在矛盾。
尽管被视为风险建构论的代表性人物，但道格拉斯对风险真实性的态度一直在摇摆。在与反对者辩论的过程中，她曾多次强调自己的研究路径——风险感知，意即她所揭示的重点不在于风险的实在性，而在于社会如何认知与选择风险。这种认知并不与物理世界的实在性相违背，而是建筑在其之上的社会过程。此后，她还尝试对风险与危险进行切割，着重强调风险成为政治话语的可能。
三
在重申风险本身的建构性质之后，道格拉斯转向了风险归责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不同社会的文化因素，特别是道德与政治因素如何形塑风险。在确定谁应当为风险负责的问题上，现代人惯于采取中立、客观的责任分配方式，并据此对危险根源展开科学的分析。然而，倘若风险本身是受分类体系左右的集体观念，那么风险的归责自然也属于社会的产物。
事实上，风险与责任天然便紧密相连。正如洁净编码建筑起公共与私人的稳定区分，公共分类也在社会控制系统中持久协调着责任等级。每个社区都有一套由社区共识决定的问责机制在运转，它们预先选定了应当为风险负责的对象，为永在的不幸事件提供原因。在医学史上，贫困人群或外来者往往成为负责疾病风险的主体（不管他们实际上是否应当负责）。因为他们象征着边缘、无序的力量，对他们的追责能够加强社区团结，使成员的行为符合社区标准。因此，为风险寻找责任人也是维系社区的关键，它关乎公共利益的分配与成员力量的动员，更起着建立边界的作用。负责的对象被选择，意味着社区就谴责某种行为达成了一致。“我者”与“他者”的边界再次得到确认，恢复社会秩序便有了可能。
因此，在道格拉斯看来，风险具有“辩论资源”（forensic resource）的特性。对风险的定义和归责取决于对结果所设定的政治、美学与道德价值。所谓的辩论，就是把真正的危险和一些不被认可的行为联系起来，把危险编码成对有价值的对象的威胁。道格拉斯曾多次强调，虽然自我与社会的关系被格群所束缚，与社会类别相混合的知识也好像上帝给定的（God-given）的真理，但制度与权威本身实际却是脆弱的。制度稳定需要经历价值的自然化，给具体物质分类加上道德与政治的内涵来保持一致性。对一个群体而言，无论是固守原状还是推翻统治谋求新的发展，都需要拥有“危险”的代理人。人们运用风险互相归咎，以维护权威或摘取权力的核心。归责或免责的过程加强了社会组织的模式，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社会组织的一部分。从这一点出发，群体的风险观念被注入了动态的因子，也就不难解释社会内部风险文化发生的变化。
风险作为一种辩论资源，意味着其意涵的转变。风险与道德、正义具有古老的渊源，危险的意涵关联着制度对正义的主张，特别是当社会面临抉择时——是从旧制度束缚中解放还是维持权威？在盛行个人主义文化的现代社会，风险被解析为危险，扮演着与罪恶、禁忌相当的角色，但两者的角度完全相反。道格拉斯认为，现代风险与禁忌的根本不同不在于预测功能，而在于辩论功能。同样是协调个体与社区的生活，禁忌的修辞更常用来保护社区不受个人不当行为影响，警告人们在伤害社区之前回到正轨上。风险的修辞则支持个人，保护他免受社区的不当行为的影响，因此人们总是围绕归责辩论。在新的归责体系中，关于风险的争论是地方性的和自生性的，每一种死亡都需要由个体承担责任和过失。为了规避责任，组织倾向于运用“科学的”风险语言让个体自行选择，如出具权利告知书、免责书。在持续的辩论中，政治成了每个人的命题，个体暴露在流动的世界体系中，脆弱无助。正因如此，风险成为了现代社会的焦点问题。
在新冠病毒席卷全球三年之后，我们似乎更有理由和必要重新检视道格拉斯对风险问题的讨论，她时刻在提醒我们，理解和回应风险问题并不仅仅是对当下可见风险的测量、评估和治理，而应当回到文化的层面、制度的层面，乃至于人及人性的层面。事实上，道格拉斯对风险的思考从未停留在西方社会风险感知、归责的层面，而是具有一种显著的“现代性”批判倾向，她对拉平了个体之间差异、试图建立一种无差别的个体主义的现代社会想象持一种深刻的怀疑态度。对她来说，一种创造论意义上的“有秩序的宇宙”（ordered universe）才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或者说值得回归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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