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一直想来中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周六（2023年2月25日）在巴黎参加法国国际农博会时宣布，他将于4月初访华。
报道称，马克龙透露，他将与中方就俄乌冲突问题交换意见，推动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危机，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和化学武器。
据悉，马克龙当天还谈到了中方此前一天公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他表示，“中国致力于和平是一件好事”。
张金岭 |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与欧洲文明研究中心秘书长
来源：《法国研究》2022年第1期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法关系》| 张骥 著 | 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版
中法关系向来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这不仅是因为最初两国建交的象征性影响深远，更在于近60年来两国共同开创了中国与西方关系史上的多个“第一”，带动了中国与欧盟及世界各国的互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更加与时俱进地务实推进中法关系深入发展且行稳致远，既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亦是世界和平发展之必需。在此意义重大的现实命题下，深入理解中法关系所处的世界环境之变，以及双方合作互动的战略基础之变，尤其是尝试基于法国视野认知其内政外交新变化对中法关系的影响，表现为重要的知识需求。
张骥研究员的新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法关系》恰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问世的。张骥长期从事外交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尤其在中法关系领域深耕多年，此著即是他多年学术研究积累的结果。
一、探讨中法关系的新视野
细读此著可知，作者在多个层面呈现了一种清晰的整体性研究框架，尤其突出了一系列探讨中法关系的新视野。中法关系的起点及其发展有着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但正如作者所言，如今“我们很难再以过去的大国关系结构来衡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法关系”，鉴于此，作者对中法关系的探究努力摆脱过往的理念认知，构建一种新的方法论框架。
书中有关中法关系的讨论扎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论框架，后者既是对当代世界格局与秩序本质的理论概括，也代表着中国审视世界的一种新视野。作者对此概念及其所蕴含的深刻思想与方法论的倚重，凸显了中国在认知国际格局演变中的主体性地位，超越了过往西方观念的主导所带来的结构性影响。
就尝试突出中国认知世界的主体性而言，作者也着力从中国学者的视角来认识欧债危机，将之作为考察过去十余年间中法关系变化的起点。他认为，欧债危机是法国等欧美发达国家群体与新兴国家群体力量对比的一个分水岭，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经济格局和欧洲国家内部的政治生态与观念结构，掀开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欧洲的序幕。
作者强调基于法国视角来探知法中关系，借以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两国关系。曾以法国电力公司亚太地区总裁身份在中国工作多年的马识路（Hervé Machenaud）先生曾撰文指出，世界害怕中国的强大是因为它带着对抗性的视角去看中国，世界所理解的中国与其现实存在着差别，而且伴随着中国的强大，中国所遭受的误解不但没有消减，反而加强了。[1]就此而言，深刻理解深嵌于法国内部有关中国的认知及其对法中关系的定位与期待，是理顺和推动中法关系更上层楼的重要一步，而张骥此著正是在很多方面呈现了法国视野下的法中关系认知。
书中诸多讨论，不但关照法国内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局势，而且也基于法国视角对其总体外交政策与对华关系的定位及调整进行了深入剖析。同时，在对法国外交政策的阶段性调整与变化进行综合考察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梳理了法国对华政策战略基础的演变，以及在不同议题领域内政策主张的变化。从法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中国被赋予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等角色，既反映出法国各方对华认识的多重立场，也折射了法国对其自身世界地位的反思，为法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带来了不同的推力。因此，尝试更深入地从法国立场及其视野来理解它对中国的认知，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法国对华关系调整的内在因素。如此系统性的研究框架，恰是当前深入推动法国研究所需要的，也是国别与区域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发展所倡导的。
作者还跳出中法关系议题本身，从全球国际格局的视角来审视这对双边关系。他特别强调要突破大国关系研究中的“美国霸权”，重视新形势下中法关系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重要作用。在作者看来，在国别研究相对衰落的背景下，中美关系研究作为一个主导性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其他大国关系研究应有的显性地位，这实际上是不利于更深刻地理解当代国际格局的变革与重塑的。恰如作者所言，因为“其他主要战略性大国的取向、政策和互动对于新的权力结构和新的秩序结构的构建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国际力量对比的扁平化使得其他主要大国间关系的构建对新的国际权力结构和秩序结构建构的作用显著上升”。
作者认为，在新型大国关系视角下研究大国双边关系，“需要进一步拓展共同推动国际关系创新和治理供给、制度供给的层面”，在这一点上，“中法关系具有其他大国关系所不具备的特殊性”。实际上，任何一对双边关系的维系，都有其特殊性孕育其中。中法关系的持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同样依赖于二者关系的特殊性，后者不仅体现在两国关系的双边层面，更在于其各自在世界格局中的特殊角色与使命。以对中法关系的探究为中心，作者深嵌其中的一个学术关怀是，中法之间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将如何拓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范畴，为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创新提供新的可能。这也进一步凸显了作者在此项研究中所持有的强烈的问题意识。
综合来看，作者对中法关系的研究，强调和突出了一种整体性视角。诸多讨论与分析既没有局限于中法关系本身，也没有将之简单放大到世界格局变化的背景下，在重视美国因素之影响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在欧洲一体化与中欧关系框架下考察中法关系。这样一种整体性的综合视角，对于全面、深入认知中法关系来说是必需的，同时也突出了此项研究在方法论层面的价值所在。
二、理解法国外交政策的新变化
法国向来借重通过欧洲政策来撬动其外交政策。考察中法关系，需要在法国总体外交政策的框架下进行，而要理解法国的外交政策，则必须要以探讨法国的欧洲政策为第一步。
欧洲政策是法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这一点从其政府“外交部”全称——“欧洲与外交事务部”的表达中即可看出。作者非常鲜明地指出，“欧洲合作和欧洲一体化建设是战后至今法国实现外交和安全政策目标最重要的战略依托，是战后至今法国外交和安全战略最重要的一环”。如此选择，法国是要在欧洲框架下寻找相对于德国的安全、保障法国在世界政治中的独立、实现法国的国际角色和世界影响力。在国际格局持续变化的历史进程中，“通过欧洲合作和欧洲一体化建设来实现法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目标的政策在总体上保持了连续性”。作者认为欧盟是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力放大器”与“踏板”，并论证了法国欧洲政策的核心是“法国领导的欧洲”，“通过建设一个强大的欧洲发挥法国的影响力”。
在作者看来，2010 年爆发的欧债危机催生了欧盟内部的日益失衡，并对法国外交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书中讨论了欧债危机不仅是一场经济危机，更是一场政治危机，它深刻地改变了欧洲内在的权力结构。在此背景下，“法德轴心”进一步强化的同时，欧盟长期维系的“不均衡的均衡”进一步松动：一方面，德国进一步坐大经济领导地位，话语权不断增强，使得法国影响力相对趋弱；另一方面，德国的经济实力并未转变成为它在欧洲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内的领导地位，法国依然在此方面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作者在书中深刻地剖析了欧洲权力结构的这层变化，为中欧关系背景下的中法关系研究，拓展了新的探究视角。
欧债危机爆发后不久，法国也由于左右翼政权更迭而使其外交政策在延续既有传统的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作者认为，从萨科齐到奥朗德，法国的外交政策总体上继承了“独立大国外交”的传统，且日益借重欧盟力量实现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并在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表现出更为强势的进攻性。作者也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法国在此背景下试图通过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追求新的领导方式的变化。作者从四个方面对马克龙执政以来法国外交政策的变化进行了归纳：一是将重塑以法德合作为基础的欧洲领导权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重点；二是将国家安全置于外交议程的优先地位；三是放弃对外武装干预的新保守主义路线，强调有针对性的反恐和加强国际合作；四是奉行更加平衡和灵活的大国外交。
2008 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与2010年爆发的欧债危机，以及后来进一步深化延伸的世界经济危机，为法国发挥国际影响力提供了一定的舞台，但也进一步凸显了法国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目标与相对薄弱的国家实力之间的矛盾。正如作者所言，诸多危机“进一步凸显了法国经济不适应全球化的问题，加剧了竞争力下降、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债务庞大的状况”，由此导致了法国外交政策的两面性更加突出，既相对收缩和内向化，又在涉及其核心利益的议题上进攻性更加突出。作者非常明确而又清晰地抓住了这一点，从而全面呈现了过去十余年间法国在中法关系互动中所处的具体情境，并为理解其诸多政策目标与相应的价值诉求，奠定了可靠的经验基础。
三、三大结构性变化：认知中法关系的新视角
作者非常清晰地指出，认识和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可以从权力结构、秩序结构和观念结构三大维度来展开，同时强调这也是认识新形势下中法关系所面临的结构性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并基于这三个角度对中法发展的新定位及其实现路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此同时，作者提出在中法、中欧双边关系研究中，应该充分重视中国主体性和塑造力的增强，重视中国关于国际秩序、国际关系、全球治理的理念和方案如何影响中国对双边关系的定位和政策的制定。这一结构性框架呈现了作者在中法关系研究中所秉持的思辨意识。
首先，中法两国要在权力结构之变的背景下，发展为国际关系转型的伙伴。作者提出，面对中法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因素的变化，以及欧洲权力格局的变化，中法可以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构建平衡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伙伴。为此，中法两国应在双边关系中加强战略沟通，朝着发展战略协调合作的方向努力，而不是彼此针锋相对，同时各自还要进一步增强“战略自主”，降低美国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和干扰，更加独立地对待和建设中法关系。
其次，中法两国要在秩序结构之变的形势下，发展为国际秩序创新的伙伴。作者认为，国际秩序的变革，既意味着国际制度和国际机制正在面临危机，也反映出全球化面临危机，还折射了各国国内传统政治结构和治理机制面临危机。中法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存在着一些基础性的重要共识，比如两国坚持多边主义的立场，以及均强调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等。中法两国可以在多个领域共同推进国际秩序创新，比如联合国改革、生态秩序构建、经贸秩序改革、安全秩序维护、发展援助、治理机制和平台对接等。
最后，中法两国要在观念结构之变的框架下，发展为文明关系创新的伙伴。作者注意到，权力结构、秩序结构的变化，反映在观念结构中，就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式微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兴起。受诸多思潮影响，法国民众对其国内现实和全球化的不满被“外部化”，被引导归咎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由此对中法双边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在作者看来，观念结构是中法关系竞争性较强的领域，受观念结构变化所具有的滞后性与强大的惯性影响，中法两国在此领域内的矛盾相对突出。中法两国应当在继续发扬跨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阵营率先建交的开拓精神、继续推动不同制度与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相互尊重及友好相处等方面成为新的合作典范，并超越双边关系范畴，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
基于上述探究和分析，作者在书中专辟一章，从三个领域作为切入点，探讨和分析了中法合作的新空间：一是以气候变化援助合作，推进中法在全球生态治理领域的合作；二是以非洲维和行动合作，推进中法在安全治理领域的合作；三是以对接型人文交流，推进中法在人文交流领域的合作。作者不但阐释了在上述三个领域拓展中法合作新空间的意义，还分别就相关合作的机制建设与实践举措等提出了具体的路径建议。
四、中法关系新变化：从“去特殊化”到“两面性增强”
作者在书中深刻地概括了中法关系自进入21 世纪以来所经历了显著变化，并将之概括为“去特殊化”和“两面性增强”两种主要表现。
基于多年的跟踪研究，作者指出，在欧洲国家甚至西方国家中，法国对华政策曾长期表现出开创性和特殊性，但是伴随着国际体系的变革、中法在国际体系中相对位置的变化、法国在欧盟中地位的变化等，法国对华政策的战略基础发生了改变，作者鲜明地将这种变化描述为“去特殊化”。
2017 年法国大选后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进一步推动了其外交政策与对华政策的调整。马克龙执政伊始，不但世界格局的复杂程度进一步深化，而且欧洲内在的结构性调整也在持续，同时法国对华政策也进一步呈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法国视中国为重要市场和战略伙伴，欲加强与中国在经贸投资、“一带一路”和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另一方面，法国视中国为竞争者，其防范和疑虑中国的意识也在加强。由此，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泛起的新形势下，中法关系在维持全球战略平衡和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具有了新的意义。
在20 世纪末、21 世纪初，中法关系曾经历过全面、迅速和有效的提升，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合作，并凸显了中法战略关系的特殊性，其间中法关系的积极态势也推动了中欧关系的迅速提升。但是，中法关系却也一直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后者在世界格局变化、法国内政格局演变以及欧债危机爆发等背景下，逐渐显现出其负面影响。
在作者看来，中法关系在高峰期隐藏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法两国间的战略关系具有一定的从属性，对两国而言都不是最为核心的双边关系，但两国却都对之相互借重，用以平衡各自最为核心的战略关系——与美国的关系；二是良好的战略和政治关系没有转化为经济上更紧密的相互依赖，其突出表现是过去20 多年间中法贸易逆差问题的持续存在，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不对称成为阻碍中法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的重要原因；三是基于对中法特殊关系与法国在欧盟特殊地位的认知，中欧关系存在着“期望- 现实”差，对中欧关系造成了复杂影响。
作者在书中深入分析了法国对华政策战略基础的复杂变化，如下几点值得注意：国际体系变革及中法两国在此框架下相对地位发生变化，尤其是美国霸权地位的相对下降和向多边主义的回归，大大弱化了中法联合制衡美国霸权和单边主义的动力和意愿；中法之间的利益摩擦增加，竞争性关系增强；法国在欧盟中的地位发生变化，尤其是其领导权的“稀释”，以及在欧盟经济政策决定权方面，法国不得不向德国做出让步；法国对欧盟涉华政策的影响力发生了变化，越来越难以说服其他成员国接受其政策主张，尤其是法国在某些政策领域接受了欧盟或其他成员国的对华诉求和政策。
同时，作者也注意到，在上述诸多消极变化之外，中法关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也存在一些积极因素。比如，从法国角度来看，谋求大国地位和影响力、追求独立外交依然是法国对外战略的基础，法国对华出口、对中国到法投资等表现出新的需求等。
作者从多个方面概括了萨科齐、奥朗德执政时期，法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松绑”，比如不再联中制美，将中国降格为普通战略伙伴，制衡中国权力的过度增长；法国在对华关系中更加强调换取经济利益；两国间经贸摩擦不断增加，竞争关系持续增强；两国在涉及非洲的议题上产生了新的地缘战略矛盾；人权问题重新政治化；法国社会对华友好声音有所减弱，对华认知的民意基础出现倒退。[2]
尽管上述变化总体上趋向负面，但在此期间中法两国围绕气候变化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合作，这也成为中法关系发展的新基础。
上述诸多概括全面且深刻地呈现了近些年来中法关系所经历的总体变化，并为理解马克龙执政以来中法关系的政策调整铺垫了重要的认知基础。自马克龙执政以来，上述诸多要素持续发生深刻变化，并且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同时，法国政治格局的重大变革同样成为中法关系再调整的重要原因。作者明确指出，自马克龙执政以来，法国对华政策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两面性，比如：围绕“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法国既有谋求经济利益的意愿，又表现出一些疑虑和担心；法国政府把贸易和投资作为对华政策的重中之重，虽希望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却又对中国贸易和投资加强防范；在全球治理相关领域，法国对华存在合作需求，却又持有矛盾心理。
在此书最后的结论部分，作者指出，中法关系体现了权力结构中新兴大国与既存大国之间的关系，新的国际秩序与旧的国际秩序的关系，以及新的观念结构和旧的观念结构之间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格局下构建中法新型大国关系，要把握好对等性、战略性、务实性和引领性等四个方面。具体而言：一是两国关系建立在更加对等的基础之上；二是充分挖掘在新的国际格局中两国的战略共识和合作基点；三是更加务实地处理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从两国关系的波折中汲取经验，避免对抗，增强稳定性；四是充分发挥法国在中欧关系和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中的引领作用，创建不同制度大国间关系的典范。
五、双重期待
中法两国如何能够在百年未有之变局下，维系和推进其半个世纪之前敢为人先的政治魄力，继续和更新其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模范样本，对两国及其人民而言，意义是重大的，对于世界而言，其象征价值同样举足轻重，且值得期待。
此著所依托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完成于新冠疫情之前，而这场持续发酵的全球性危机同样是对中法关系的新考验。这场危机正深刻搅动世界格局与秩序重建，逼迫重塑全球治理新范式。在此背景下，中法两国各自肩负和共同承担的责任不言而喻——尤其是要着力思考如何携手带动世界其他国家，共同确立新的价值导向，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着眼于世界所有人民的共同福祉而实现世界的和平发展。新冠疫情给中法关系带来了怎样的深刻影响，应当成为此部著作的续篇。
另外，多年来中法两国逐步形成了以元首年度会晤为代表的多层级、多领域交流与互动的机制化传统，积极推动了两国双边关系的拓展与深化。[3]我们也很期待作者能够在后续研究中，对中法双边互动的机制性建设做些深入分析，探讨其在既有过往中的积极作用及其局限，以及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该以怎样的具体路径推动诸多机制的革新与发展，以使之更好地推动中法关系发展。尤其是，要探究如何在一系列机制化互动中，分领域、分层级地处理分歧，为两国关系发展创设积极环境。正如曲星教授所言，作为影响中法关系的一个变量，两国“怎样处理分歧”至关重要。[4]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在国际格局及其秩序正在重塑的当下，我们热切地期待着中法两国能够继续在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上携手前行、历久弥新，为新型大国关系的范式创新共同努力，继续开创新的“第一”。由此，也期待学界同人能有更多著作去研究中法关系领域内的诸多议题，剖析现实、探究问题、寻找策略，为推动中法关系行稳致远做出贡献。
注释：
[1]马识路：《世界对中国的期待》，焦犁云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 年第9 期，第67-68 页。
[2]实际上，我们还应当看到，近些年来，中法之间的良好关系被一些带有偏见的学者和智库机构侵蚀不少，他们以所谓“学术自由”的名义，罔顾事实，恶意抹黑中国，也给中法间战略伙伴关系的正常发展制造了不少阻力。2021 年9 月，法国军事学校下属的战略研究所发布的所谓《中国影响力操作》报告，即是典型代表。可以说，如何避开类似负面干扰，是中法双方政府理应共同重视的问题。
[3]张金岭：《中法关系：稳定中有曲折的战略合作》，载周弘主编《中欧关系研究报告：盘点战略伙伴关系十年（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12 月，第194-196 页。
[4]曲星：《中法全面伙伴关系框架下的政治与经济》，《外交学院学报》，2004 年第1 期，第43-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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