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票之话》的话

刘柠 | 来源：澎湃新闻

有一类书名气甚大，史上被过多谈论，但论者往往语焉不详，所论也不无讹误或自相矛盾处，以至读者始终不甚了了——《藏书票之话》就是这样的书。此书问世九十三年来，因造价高、印数少，存量原本就极为有限，且多庋藏于私人书箧，即使偶有在古书店或拍卖会等场合一露“峥嵘”者，也是标价奇昂，殊难与一般文人书客结缘，几成一部湮灭于世纪烟尘中的奇书。

作者藏《藏书票之话》日文初版本（文艺市场社1929年8月版）和中文版（魏大海译，七楼书店·金城出版社2021年8月版）

据台湾地区学者吴兴文先生在《我的藏书票之旅》中记述，九十年代初，他首次来京，去东总布胡同拜访出版界大佬范用先生：

他为我展示叶灵凤收藏的藏书票书刊。当时我曾和他约定，等他请人把斋藤昌三著《藏书票之话》翻译完成，并把送去装修的墨绿色羊皮装初版本取回，我就为他找人出版。（吴兴文《我的藏书票之旅》，三联书店2001年8月初版，267页）

由此可见，至少在三十年前，海峡两岸的出版人便有把这部书译介到华语世界的打算。其间种种蹭蹬，秘辛鲜为人知。直到2021年8月，《藏书票之话》终于被迻译成中文，由中图网·七楼书店出品，金城出版社付梓，总算揭开了蒙在这部奇书上的神秘面纱，了却国中不止一代文化人的夙愿。

《我的藏书票之旅》，吴兴文著，三联出版社2001年8月版

中文版腰封上打出的官宣式广告语，如“日本藏书票鼻祖斋藤昌三力作”“东方藏书票的圣经”“亚洲藏书票研究的开山之作”，及“藏书票收藏者和研究者如果没有收藏此书，或写一篇关于此书的长文，便是极大的‘与身份不符’”等，除了连续五个惊叹号显得用力过猛、“鼻祖”说略嫌证据不足之外，应该说大致是靠谱的，这部书确实当得起那些名头，有些其实就是当初日文版刊行时的宣传语或业界评价。译者魏大海是有口碑的翻译家，以译文晓畅而著称。可饶是如此，中文版并不等于日文原版是明摆着的事实：

此书作为“藏书票圣经”，文字只是内容之一，藏书票及其呈现的方式和作为文图媒介的书本身的物理形态，也是重要的面向。而就这个面向来说，中文版之逊于原版，真不可以道里计。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如果说日文原版是一幅重彩的油画，中文版基本上只是一帧速写草图而已。单就开本而言，中文版做成半裸脊小精装，不及日文初版本的一半大，导致内页画幅过于袖珍，加上用纸一般、印刷品质不高，原书所呈现的藏书票之美被折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笔者历来主张，对域外书籍，特别是那些在出版史上早有定评的珍本佳构，要么别染指，若要引进则宜贯彻“拿来主义”，力求保留原汁原味，否则意思就不大，此一例也。

作者藏《藏书票之话》初版本编号页（No.431）

作者藏初版本中之藏书票原拓贴付页之一

作者藏初版本中之藏书票原拓贴付页之二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文世界对这本“圣经”的阅读，几乎可以写一本《〈藏书票之话〉受容史》。范公回忆他的藏书票启蒙时说：

我之知道藏书票，早在三十年代，在一本文学期刊读到一篇题为《藏书票与藏书印》的文章，可能是叶灵凤写的，一下子就吸引住我。此后，随时留意有关藏书票的介绍，至今兴趣不减。（范用《书香处处》，294页）

叶文启蒙了范用，而叶灵凤自己的藏书票启蒙，则源于斋藤昌三。确切地说，是斋藤和一本叫做《版艺术》的东洋版画杂志，“时常见到日本版画家所设计的藏书票”。正是那本杂志上的书籍广告，让叶灵凤知道了“以研究藏书票著名的斋藤昌三写过一部《藏书票之话》，便写信向他去购买”：

他回了信，并且赠了几枚他自己的藏书票给我，又告诉我日本有一个爱好藏书票者的组织，像搜集邮票一样，可以彼此交换所藏，叫我将自己的藏书票寄一批去，就可以交换到一批别人的藏书票回来。我依照他的话做了，果然换到了不少日本藏书家的藏书票。后来他们又将我的藏书票在会员的刊物上介绍，说我是他们所知道的“在中国唯一的一个热衷于藏书票搜集的藏书家”。（叶灵凤《藏书票与我》，载香港《新晚报》1962年9月13日）

据陈子善先生考证，叶灵凤与斋藤昌三通信应该是1932到1933年之间，“交换藏书票，承斋藤昌三馈赠《藏书票之话》初版本和《纸鱼繁昌记》各一册，叶灵凤则回报以叶德辉的名作《书林清话》和《书林余话》，从此开始了两人十多年虽不密切却很动人的神交”。叶文中提到的“爱好藏书票的组织”，应该是1933年7月成立的日本藏书票协会，其宗旨就是向海外介绍、输出日本藏书票，同时引进海外的藏书票，以促进藏书票文化的发展。而在那之前，斋藤昌三还与丰仲清共同主持过另一个藏书票同好组织日本藏票会，从1922年7月到1928年4月，分别在东京和大阪做过五回藏书票展览会，刊行了五种藏票作品集。第六回藏书票展览会原本也计划举行，但在筹备阶段，因斋藤、丰仲二人不睦，无果而终。

1933年12月，叶灵凤在《现代》第四卷第二期上发表的长文《藏书票之话》，在中国藏书票史上是公认的权威文字，颇具启蒙之功。据陈子善先生的研究，此文“不但文题借用了斋藤昌三的书名，而且内容上也深受斋藤昌三《藏书票之话》的影响”：

叶灵凤此文分所谓藏书票、藏书票小史、藏书票的制作和余话四个部分，第二部分藏书票小史借鉴《藏书票之话》尤多，关于日本藏书票发展史更几乎是一字不落地照录。因此，如果说中国的藏书票研究从起步之时就受到日本这部藏书票“圣经”的启发，恐不为过。

另一个斋藤昌三的拥趸是鲁迅。他生前对斋藤的编著几乎是一网打尽，直到去世前一个月，还入藏了斋藤昌三新出版的书话集《纸鱼供养》。那部由书物展望社于昭和十一年（1936）5月出版的书话集，系限定五百部的特装版，据陈子善先生调查，鲁迅所藏是第四百九十号——此乃题外话。就《藏书票之话》而言，先于叶灵凤，鲁迅应该是更早的购读者。《鲁迅日记》1930年6月13日记载：“夜往内山书店买《蔵書票の話》一本，十元。”不过，鲁藏《藏书票之话》并非1929年8月的初版限定本，而是1930年4月出版的普及版（或曰改版本），无编号，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周作人应该也很早就被斋藤昌三圈粉。据学者周运在《知堂藏书聚散考》中对现存于国图外文书库中的周作人旧藏的发掘、整理，周至少藏有四种斋藤昌三的编著，如“1930年7月14日购买过该作者的《变态崇拜史》”，还藏有《近代文藝筆禍史》（东京：崇文堂，大正十三年[1924]一月。扉页朱文方印：周作人）一书，并在《汉译〈古事记·神代卷〉引言》中引用过其内容。“1933年11月6日在东亚公司购有斋藤昌三编的《現代筆禍文獻大年表》（东京：粋古堂書店，昭和七年[1932]十一月），此书完全替代了《近代文藝筆禍史》。”

《藏书票之话》作者、少雨叟斋藤昌三与文鸟（摄于1953年4月25日）

而与鲁藏《藏书票之话》同样的版本，周作人也曾入手过一本：

357. 斋藤昌三，《蔵書票の話》，东京：书物展望社，昭和五年（1930）四月。扉页朱文方印：苦雨斋藏书印，羊皮书脊，书脊破损严重，黄色纸面，印五百部，有店标：玉英堂书店Tokyo神田店 本乡店。（周运《乘雁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六合丛书”，2021年11月版，550页）

六合丛书·《乘雁集》，周运著，上海文艺社2021年11月版

那本书显然是购于玉英堂书店。周应该是那家店的老主顾，《知堂藏书聚散考》中颇不乏购自那家店的记录。玉英堂位于神保町一丁目一番地，是书街核心中的核心。作为一家专营文艺珍本的古书店，于明治三十五年（1902）在本乡创立，神保町店开业于大正十五年（1926），现任店主斋藤孝夫是传奇的“神保町古书鉴定第一人”、已故弘文庄店主反町茂雄的弟子。不过，知堂所藏《藏书票之话》，到底是本人所购还是受赠于人，尚不得而知。至于入手的时间，据止庵先生代为查证未公开的周作人日记，给我的回复是：

1941年2月9日：“得玉英堂寄书一册。”后列“斋藤昌三 蔵書票の話”。

甭管周作人入藏此书的确切时间，根据北平图书馆复原后第一次馆务会议讨论“接收各汉奸书籍案”的决议精神，“知堂藏书于1947年6月24日被查验无误后即移交北平图书馆保管了”（周运语）。自此，这本“圣经”从大陆的传媒视野中彻底消失，重新“浮出水面”已是近半个世纪后的事。本文开头说到九十年代初，吴兴文先生在北京拜会范公后，约定由范公“请人把斋藤昌三著作《藏书票之话》翻译完成”，吴先生答应“为他找人出版”。彼时，范公已经把手中的“墨绿色羊皮装初版本”“送去装修”，而那本“装修”过的初版本，应该就是三十年代初，叶灵凤受赠于斋藤昌三本人的那一本，后辗转流入范公之手，“现已入藏上海新闻出版博物馆”（陈子善语）。

在北京见过范公之后，吴先生似乎受到鼓舞，“回程路过香港时，我一时心急，先向黄俊东借来该书的修订版（背革装，内容和初版本一样，但多了一款藏书票）”。在此需补叙一下，谁是黄俊东？陈子善先生在《藏书票之话》中文版的序文中写道：

香港书话家黄俊东，也是一位藏书票收藏者和研究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承日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专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先生的美意，黄俊东得到了一部《藏书票之话》初版本，如获至宝，曾撰《藏书票之话》一文记其事。……虽仅千余言，却是中国第一篇专门介绍《藏书票之话》的文字。

不料，吴先生从黄俊东处借来的书，却在回家的路上落在了计程车上，“为了此事我一直耿耿于怀，终于在1997年初买到一部相同版本，并于6月中旬还给书主”。后吴先生对我说，他其实一下子购入两本，一本还给书主，一本自己留用。陈子善先生说黄俊东所藏是“初版本”，似有误，应以吴先生自己的话为准，即“背革装”（真皮书脊）的“修订版”，与他自己手中的那本一样，无编号。

这基本就是这本“圣经”自出版后，到九十年代末为止大约七十年间，在华语文化圈大致的接受情况。从见诸出版物和媒体的资料来看，从二周到黄俊东、吴兴文，所藏均为“修订版”，只有叶灵凤、范用保有初版本，且为同一本书。那么问题来了：《藏书票之话》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书，初版本与修订版到底有哪些不同呢？在初版本的自序中，斋藤昌三写道：

《藏书票之话》这本书的出版反复被提及，却总是空喊口号未有进展，前前后后已有五个年头。当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我也早有难以求全的思想准备。温顾书房的坂本负责出版事宜，去年（1928）春天完成了大部分排版，只待印刷，最终却因市场关系再度搁置。惭愧的是，速递过来的德富苏峰先生的题字、小岛乌水及斯塔尔的序文都搁置了一年半有余。后来又出现了令人困扰的藏票原图遗失、印刷样本模糊的问题。煞费苦心的出版构想，包括许多迄今未能介绍到日本的珍贵文献。有幸的是去年年末梅原先生热心地表示关切。我看他对出版工作有热情且充满敬意，索性就将这个选题全部交给了他。

文字不长，透露的信息却相当浓密。首先我们知道，该出版计划早在初版刊行的五年前（1924）便已开始运作，可谓命途多舛。文中提到两位出版家——坂本和梅原，牵出了一段现代出版史上的逸话。但中文版序文中的一处漏译，对了解出版背景多少有些影响。原文是说：起初，温故书店的坂本“抱着亏本的打算”接受了出版事宜，可最后还是撂了挑子。这个出版项目有多冒险，可想而知。坂本即温故书屋的老板坂本笃，是《文艺市场》杂志的主要发行商，而当初说服坂本承担这个任务的，不是别人，正是斋藤。《文艺市场》是一份传奇的文艺杂志，大正十四年（1925），由怪咖出版家梅原北明创刊，素以选题猛、料足、尺度大而著称，销售虽然差强人意，却屡遭“发禁”（发行禁止）处分，前途堪忧。北明本人早就上了当局出版审查的黑名单，被打上“猥本出版狂”的标签，经济处罚不在话下，且动辄招致缧绁之祸，有时不得不躲到“东亚最自由的城市”上海去，在魔都的租界，利用治外法权的庇护，大胆从事“知识生产”，再把印好的成书走私回日本，颇受东洋内地秘本爱好者的尊崇，被称为“我们的梅原”。斋藤作为核心作者之一，当然希望刊物能存续下去，遂向梅原力荐坂本这个“最靠谱的发行商”，顺带着把自个的“私货”——藏书票选题塞给了坂本。

“猥本出版狂”梅原北明（1901—1946），摄于1934年8月6日

不过，客观地说，坂本撂挑子也在情理之中。斋藤和丰仲清主持的日本藏票会，六年间办过五次藏书票展，最好的业绩是1923年于上野池之端蒹葭堂举办的第二回展会，入会者九十三名，出品一百零六幅。旋即遭遇关东大地震，其后便每况愈下，会员数始终不过百。作为出版商，坂本担心《藏书票之话》没市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加上《文艺市场》杂志连遭发禁，出版人梅原也不得不逃往上海。昭和二年（1927）9月，北明在编完《文艺市场》9、10月号合刊后，随刊物给全体会员读者寄了一纸“编辑部迁移通知”，落款由北明与刊物同人佐藤红霞、酒井洁三人联署：

在小官僚日益跋扈的日本做杂志，做满两年，感觉连敷衍都腻了。鉴于此，我们终于迈出了国际化的第一步——来到了“世界的浅草”、言论自由之都上海。

1927年9月，《文艺市场》9、10月号合刊号成为终刊号，杂志被禁。

至此，这本满打满算存活两年，共出了十九册的文化刊物寿终正寝。不过法律上，出版社还在。在上海的租界区，北明编辑、出版了印度《爱经》（The Kamasutra），因系在沪刊行，全书无删节，无代字符（指有些需避讳的敏感词用×、△、○等符号替代），读起来如行云流水，畅快淋漓。但毋庸讳言，这同样是一本禁书。

翌年（1928）春，北明甫一回国，即遭拘捕，获释已是夏天。同年秋，斋藤与北明在品川车站不期而遇。斋藤在《我的坏蛋朋友北明》（轍悪の友北明）一文中回忆：

初秋的品川站。我居然碰到了久违的北明，当时他正把脑袋探出车窗。……他要去大矶，说当晚会在友人的别墅借宿。于是，我们便一直聊到我下车的茅崎站。

他说手头的问题已基本处理就绪，换了一拨人马，准备重新打鼓另开张。然后问我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计划，说如果有的话，他可以接过来，我便对他端出难产了五六年之久的《藏书票之话》的选题。对他来说，这显然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出版项目，故打算未来两三年内，先把手头积压的项目清理一过，再回过头来做这本藏书票。不承想，刚出了六七本，就轮到了拙著。六月，做出付诸印刷的决定之后，他强忍着三期花柳病带来的痛苦，四处寻找优质的纸张，从一间纸店转到下一间，好歹算凑齐了印务所需的十数种豪华纸。

《藏书票之话》初版本的“目次”后面，是限定版的编号页（“五百部限定出版”）。在那页上，除了用红色铅笔手写的编号之外，还标明了那一版所用纸张的种类：共列了九种纸，多为洋纸，陈子善先生在中文版序言中列出了其中的六种。要知道，在昭和初年的日本，纸张是稀缺的战略物资，实行严格的管控。如果没有梅原的社会资源和能量，难以想象会有如初版本那样的美本问世。关于这一点，只消看一下同一时期日本出版物的用纸即可明了。

用纸之考究自不待言，印装之高标、上品也堪称现象级。四六倍版（日本制本规格，相当于十六开）开本，精装函套，纯小羊皮封面，手工压回纹，书名四色烫印，天金（即上书口烫金）。内文采用双色印刷，根据不同的纸张，分别以四种印刷工艺——活版、丝网、珂罗版和木版来呈现藏书票之美。其中，大正期至昭和初年的二十五帧藏书票是原拓贴付：纯黑的奥地利罗纱纸上，印有绿丝栏边框，书票贴在边框正中或略靠上处，翻阅时，有种捧读老相册的效果，也成了初版本的卖点之一。

斋藤作为“书痴”，本是对装帧极其挑剔之人，但因为书稿托付给了北明，而不是别人，便一百个放心，稿本和图版脱手后，就去温泉旅馆躺平了，可偏偏这次出了差池。北明那边做了该做的一切，自以为万无一失，看到部分印成品后，发觉书脊的烫金书名——拉丁文“藏书票”的拼写错误：“EXLIBRIS”写成了“EXLIBLIS”。立马改正，余下的部分应是正确的拼写——“EXLIBRIS”。错版的大部分，用德富苏峰题写的书名“藏书票之话”（蔵書票の話）加方框烫金印在条状小羊皮上，再把烫金印条手工贴到书脊上，从外表完全看不出是“两张皮”，即使用手触摸，也几乎觉不出厚度差。

发现误植后，书脊用德富苏峰题写“藏书票之话”加方框的烫金小羊皮印条补救的贴付本

这大概是日本出版史上最出名的一处误植。说到误植的原因，也颇耐人寻味，可以说相当“日本”。斋藤本人通英文，还用英文出过关于藏书票的书（《日本的藏书票》，明治书房，昭和十六年版），而梅原更是早稻田英文科肄业（中退），本身就是翻译家，按理说不该出这样的低级错误。但一方面藏书票在日本落地未久，还是舶来的新事物；另一方面，日语的发音“R”“L”不分，听上去都像是“li”。也许是通英语的梅原，为了规避日人发音上的问题，刻意把“R”写成了“L”，结果反而弄巧成拙，也未可知——当然这是笔者的揣测。

就结果而言，经过及时的补救、止损，对出版物本身并未造成多大影响，只是这样一来，客观上又多了一个版本。于是，问题就来了：《藏书票之话》的初版，到底有几种版本？各印了多少部？这也是长久以来困扰我的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各种史料相互抵牾，莫衷一是，以至于曾几何时被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开始松动、游离，确有正本清源的必要。

对不同时代的各路说法稍加梳理会发现，人们的目光多聚焦于两点：一是五百部限定全编号版，二是五百部之中，又分成几个版本，分别印了多少部。前者俨然已成“共识”，而关于后者，却始终言人人殊，众口纷纭。如日本书志学者樋口直人在《藏书票之美》（『蔵書票の話』，小学館1998年12月版）一书中写道：“五百部中的十一部是白皮装帧，其余为赤褐色全真皮装帧，精美绝伦。”陈子善先生在“中文版序”中说：“初版限定五百部，其中十二部是作者自存本，另外四百八十八部为豪华本，编号出售。”不同的说法，其实都源自斋藤本人在不同场合的记述——客观上，“系铃人”同时也扮演了“始作俑者”的角色。

首先，在初版本的“五百部限定出版”页上，共有四项记述，第一项“明细”载：“十二部由私人分发，四百八十八部豪华版发售”（——内译：十二部私的頒布、四百八十八部贅澤版頒布す）。陈子善先生的说法即源于此。可在初版自序中，斋藤又写道：“当然本书的受众只是少数笃志博学者，印数仅限五百部。其中十部是超级特制版，四百九十部为特制版，自然与市面上常见的出版物不可同日而语。费用也略高。”其中的“超特版”应该就是指“私人分发”的版本，但数量不是十二部，而是十部；所谓“特制版”即“豪华版”，数量也不是四百八十八部，而是四百九十部。樋口直人显然注意到了作者的两种说法，但究竟哪个更接近事实，他并无准谱，于是便在著作中采用了折中方案“十一部”——此乃笔者的推测。

学者止庵也注意到了斋藤两处记述的自相矛盾。他在《游日记》一书中写道：

书中著者自序（写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关于两种版本的数量亦是同样说法（指超特版十部，豪华版四百九十部的说法——笔者注）。但标明“五百部限定出版”的一页则云：“十二部私的頒布、四百八十八部贅澤版頒布”，该页署“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装幀并出版者識”。

但他认为，同一本书中出现了不同的记述，“是乃出版过程中有所调整”。就是说超特版从当初计划的十部增加到十二部，而豪华版则从四百九十部缩减至四百八十八部，但初版本总印数不变，仍维持五百部。

《藏书票之话》初版本中之橄榄色全皮版（只印二十部）

《藏书票之话》改版本（普及本），书屋展望社1930年版

关于这两处记述，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所关注的细节：这是两个人的记述，而不是一个人。出现在前面的自序（时间也在前），署名是“著者”，即斋藤昌三；出现在后面（时间也靠后）的“五百部限定出版”页上的记述，署名是“装帧并出版者”，即梅原北明。著者与出版人的记述出现于同一本书的同一版中，且内容不一致，十分罕见。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如止庵先生所说的那样，反映了“出版过程中”的“调整”，这我也说不好。但最后是否真做了“调整”，结果如何，且容后叙。

初版本中虽然提到了两个版本，但点到为止，并没有对超特版的详细介绍。关于那个神秘版本的具体情况，包括出版的缘起等，著者日后在其他场合，曾做过一个说明：

梅原北明出版的最初的《藏书票之话》（指初版本——笔者注），实际上出过三种。基本款是茶色全皮精装本，因书脊文字“EX LIBRIS”中出现了误植，结果用日文题字贴上——此种占大多数。其次是橄榄色全揉纹皮本，出了二十部。以上这些就是初版本的五百部。

当时我手头的外国藏书票，有些是出版检查时很难过关的货色。自揣“不合时宜”，差不多有二十来枚，并没有用于上述两种限定版中。可攥在手里白白葬送掉亦觉可惜，遂制作了十部增补版。增补版清一色用纯白全仔牛皮装，仅皮革材料费一册也要八元。这算是特制版，单价二十元。印好后的书被便衣敛走一册，著者自留第一号，流通于世者应有八册。我可以断言：见诸古书目录上的所谓“特制版”，其实是上制版，而真正的特制版，实际上并未上古书目。

这篇《藏书票私言》写于昭和八年（1933）9月16日，收录于同年12月出版的《闲版书国巡礼记》一书中，距《藏书票之话》初版付梓已逾四年。时过境迁，连内务省便衣警察顺手牵羊的糗事都可以公开，显然已无甚顾虑，其所云可信度应不低。由此，可确认三点：一是关于初版本印数，五百部的“共识”实难成立，准确的数据应该是五百一十部。二是撇开封面装帧的区别，单就内容本身来说，初版应包括两个版本，即“上制版”和“特制版”，或用著者自序中的表述，“特制版”和“超特版”——注意，前面的“特制版”不同于后面的“特制版”。为避免混淆，本文一律采用特制版和超特版的指称。二者内容不同：相比特制版，“超特版多粘贴藏书票页十五，印刷藏书票页八”，除此之外，在初版本“目次”之后，多了一个“超特版特别目录”，还“夹带十六页小册”（止庵语）；价格亦不同：特制版十元，超特版二十元。

因初版本价格昂贵、印量少，加上彼时日本出版的纳本制度和版本图书馆不甚完善，以及某些不能拿到台面上说的理由（如出版人梅原北明的“猥本出版狂”的名声，及为规避针对他个人的一些特殊审查措施的风险等），九十三年来，此书一直笼罩在雾中。多数出版史、藏书票史的介绍都很笼统，浅尝辄止，人云亦云，不足为信。据笔者有限的学术视野，只有斋藤昌三的两种传记——《斋藤昌三：书痴的肖像》（『書痴斎藤昌三と書物展望社』，八木福次著，平凡社2006年１月初版）和《书痴斋藤昌三与书物展望社》（『斎藤昌三　書痴の肖像』，川村伸秀著，晶文社2017年6月初版）对此做了一番相对比较深度的检证，但主要依据也只是斋藤其人的《藏书票私言》。倒是中国国内的一些藏家，不懈地关注版本研究的情况，并以自己的方式，在推动这种研究。布衣书局论坛上，有一个题为“《藏书票之话》版本小议”的帖子，是我所见识过的关于初版本的最翔实论证，尽管由于时间较早（2010年5月），未能涵盖最新信息，也不无讹误，但确是颇有价值的讨论。

『斎藤昌三　書痴の肖像』、川村伸秀 著、晶文社2017年6月初版

如关于超特版到底出了十部，还是十二部的问题，帖子的作者玻璃电台认为，“有10部为特装本（即超特版——笔者注），是作者自存的非卖品。另490部为发卖品”，但“这其中还有2部亦为作者留存，未发卖实为12部”。这的确不失为一种较比合理的推断，通过这样的推理，他把初版本中著者在自序中的表述（“十部”），与“装帧并出版者”在“五百部限定出版”页上的记述（“十二部”）给统一起来，似乎比止庵先生的“是乃出版过程中有所调整”一说更自然，也显得更有说服力。陈子善先生在中文版序中的表述——“初版限定五百部，其中十二部是作者自存本，另外四百八十八部为豪华本，编号出售”——也许曾受到此贴的影响。可问题是，原贴中所谓“作者自存的非卖品”的判断，似缺乏证据。因为，这十或十二部书，同样也是编了号的，而且有定价（二十元），并不是“非卖品”。接下来的问题是，包括作者自存本在内，初版本到底出过几种版本。对此，玻璃电台认为有三种：

其一，1—10号，为非卖品特装本。这个封面是什么样子？国内未有人提及，但日本继斋藤昌三之后最著名的藏书票研究家樋口直人教授在《藏书票之美》一书中提到过。这十部都是用白色猪皮作特别装帧的。这有点类似凯尔姆斯科特出版的《乔叟作品集》了，在425部的限定本中，有48部白色猪皮的特装本。斋藤昌三是知道这部书史名作而效仿威廉·莫里斯，还是东西方的爱书家心有灵犀，就不得而知了。

其二，11—？号，为误植本。即陈子善先生访得的那本，赤褐色小羊皮装帧，封面饰有彩色花叶，烫金书名，书脊烫金印“EX LIBRIS”。

其三，？+1—500号，为改换本。墨绿色小羊皮装帧，封面压印一圈回纹花边及“EX LIBRIS”字样，棕色书脊，从上至下烫金印有书名、著者和出版社。

玻璃电台的考据颇有价值，同时也有相当的代表性，故有必要做一个总体回应。第一，关于编号。他的论证仍基于初版印数是五百部的“共识”，但我认为这种“共识”本身就值得商榷。斋藤在《藏书票私言》中写得很清楚，茶色基本款加上橄榄色的二十部，就是五百部的全部。后作为增补版，又做了十部纯白本，加起来共五百一十部。至于编号，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前面两种是No.1—500，但具体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是从某个编号起变换另一种颜色，还是两种颜色相互穿插，不得而知；纯白本是单独的编号，No.1—10。因此，玻璃电台根据不同的装帧及数量，对各版所占的编号区域的划分基本不成立。而且，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之处：既然已经把超特版的十部和十二部做了“统一”（统一为十二部），为何又在“其一”中，只划到十（1—10号）呢？

第二，关于纯白版。关于超特版的封面装帧材料，玻璃电台在“其一”中说，“这十部都是用白色猪皮作特别装帧的”，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一番引申。我不知道“白色猪皮”说的由来，但这显然是一个误解，且影响颇大。作者曾提及樋口直人在《藏书票之美》一书中对超特版的描述，可樋口只是说“白皮装帧”，而不是“白色猪皮”；而关于那个版本的印数，樋口说的是“十一部”，而不是“十部”。（『蔵書票の話』，小学館1998年12月版，202页）

樋口直人《藏书票之美》（『蔵書票の話』、小学館1998年12月版）

第三，装帧的种类。玻璃电台认为，五百部初版本中，包括超特版，共有三种装帧。而据笔者考证，五百一十部初版本中，至少有五种装帧。除超特版（十部）和墨绿色全小羊皮装封面（即橄榄色全揉纹皮，二十部）之外，因书脊文字的误植，便多出了三种装帧：1、误植版“EX LIBLIS”本；2、发现误植后，用苏峰题写“藏书票之话”（蔵書票の話）加方框的烫金小羊皮印条补救的贴付本（用这种方式补救了大部分误植版，但不是全部）；3、误植改正后的“EX LIBRIS”本。还有一个细节问题是函套，套脊也分两种：“藏书票之话”（蔵書票の話）版和无字版。而哪种函套配哪个版本的书，应是随机的，并无定规。

由此可见，初版本的装帧种类和印数问题，真是一笔糊涂账，我估计连斋藤自己也没能彻底搞清，这恐怕也是多数出版史、藏书票史著作不愿深究，甚至绕着走的缘由。日本书票协会编纂的《日本藏书票》（日本の書票，海野弘/坂本一敏/クリフ?パーフィット共著、日本書票協会编，文化出版局1982年5月初版）一书，是日本藏书票史的权威著作，在谈到《藏书票之话》时写道：

1929年，斋藤昌三的《藏书票之话》由文艺市场社刊行。四六倍版全小羊皮封装五百部限定本，美到不行，受此书启蒙的藏书票作家、爱（藏书）票家可谓多矣。翌年推出改版，改为菊版（日本制本规格，相当于大三十二开）背革本（书脊羊皮装）五百部，由书物展望社刊行。《藏书票之话》作为日本藏书票的启蒙书，至今仍为众多爱书者、爱票家所珍视。

基本是点到为止，语焉不详到信息不足的地步。不过，文中既提到了“改版”的话，倒不妨稍加展开。

『日本の書票』、海野弘/坂本一敏/クリフ?パーフィット共著、日本書票協会編、文化出版局1982年5月初版

所谓“改版”，即再版。斋藤在初版的自序中，“对梅原北明先生自我牺牲般的出版热情表示衷心感谢，并祝他身体健康”，其实并不全是客套。首先，梅原确实是带病工作；其次，初版本的付梓，也确实是作为“赤字项目”强弩的结果。可意外的是，初版本竟卖得出奇的好，不菲的材料成本很快回收，只差印装工本费有待填补，但已然不是大问题。斋藤觉得既然初版如此走俏，何妨再版？便说服梅原，得蒙后者慨允。于是，昭和五年（1930）4月，改版增补本刊行。因初版时的文艺市场社已倒闭，改版本由书物展望社出版。

然而，彼时已是“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年，战色愈浓，纸张作为战略物资，实行严格管控。故改版已不复初版时的“任性”：十六开本变成三十二开，双色印刷改为单色印刷，从全羊皮揉纹精装到真皮书脊荷兰板精装，从限定五百部全编号本到五百部无编号本，“无论用纸还是装帧都不及初版本”（陈子善语）。可虽说如此，日本独有的木版藏票选用藤浪吟庄翁刻本，且有所增补，印刷工艺更加考究、函套更富于设计感等，改版本仍可谓品位独逸，“趣味别具”，如用斋藤自己的话说：“倘若单就木版藏票来说，改版的品质远优于初版……所以，若是将木版内容前后两版对调一下的话，那真是再理想不过了。”（《闲版 书国巡礼记》，154—155页）

斋藤昌三《闲版 书国巡礼记》，平凡社·东洋文库1998年8月版

改版本甫一推出，好评如潮，没几天便热销三百部，连上海的内山书店都来函邮购。斋藤也很仗义，作为著者，替出版人负担了部分印装费欠款，梅原却再次病倒。可偏偏这个时候，又出事了：百余部图书在制本屋装订，装好的成书暂时由制本屋代管。不承想，因隔壁失火，制本屋遭池鱼之殃——救火时，代管的图书被水泡了。这是一个事故，但火灾属于不可抗力，出版方只好自认倒霉。可过了些日子，出版社的人偶然注意到，附近的古书店惊现《藏书票之话》，且每次上货都有五到十部，上了不下三次。细看那些书，发觉是水渍本，损坏程度不一，但显然都经过了修复。出版社这才意识到，是被制本屋杀了熟。后报案，牟利者虽进了局子，但也只是被教育了一通，就给放了。为维护正版购买者的权益，斋藤以出版人的名义在《书物展望》杂志上刊登启示，郑重声明古书店所廉价兜售的版本为“不正品”。如此珍本在一年之内，先后两版幺蛾子迭出，既令人唏嘘，客观上也强化了“传奇之书”的色彩。

出于印量、价格、地理、战乱等原因，这本“传奇之书”的大陆藏家极其有限。上文中说到二周生前均入手过无编号改版本，现分别藏于北京鲁博和国图。黄俊东初藏改版本被吴兴文先生不慎丢失，后由吴先生从东京重购一本“完璧归赵”，吴先生自己也入藏一部相同版本。叶灵凤三十年代受赠于斋藤昌三、后流转到范用先生手中的初版本，现藏于上海新闻出版博物馆。据说那一本是“墨绿色羊皮装”（吴兴文语），如果吴先生的记述没问题的话，那本应该就是斋藤本人所说的“橄榄色全揉纹皮本”，只印了二十部，是初版本中相当珍贵的一册，惜编号未详；玻璃电台说“这种寒斋亦藏有一册，编号463”——关于此版本，我只知道这两位藏家。1997年，陈子善先生入藏了一部初版本，编号113，据玻璃电台说，系“赤褐色小羊皮装帧……书脊烫金印‘EX LIBLIS’”。据此可推断，陈先生所藏应为斋藤所说的茶色基本款中，发现误植后书脊题名的改正版。同样的基本款，谢其章先生也藏有一部，系止庵先生在日本旅游时为其代买，编号为485。笔者自己亦入藏一部茶色基本款，书脊为误植版，后用德富苏峰挥毫“藏书票之话”（蔵書票の話）加方框烫金羊皮印条手工贴付，编号为431。据止庵先生在《游日记》中透露，2016年9月，他从本乡森井书店购得一部白皮超特版，编号为8，是我所知此版本唯一的藏家。鉴于当初此版出炉后，著者（斋藤昌三）自留一本（1号），被便衣警察敛走一本，也许还给了出版人（梅原北明）一本，实际流通的只有七部，其版本价值已无需多言。

九十三年来，《藏书票之话》作为经典案例，不断被各种出版史、藏书票史和书籍装帧史议论，但多流于泛泛而谈，有价值的持论其实不多。据笔者有限的关注，陈子善先生的中文版序言（后以《藏书票，书斋长物》为题发表于《文艺报》2021年10月13日号）是最为翔实、靠谱的文字，论及此书的内容和学术价值，其在中国的被接受过程和影响，包括对斋藤昌三其人其学的介绍等方方面面，笔者受益良多，已毋需赘言。兹就陈先生论评中未涉及之处略补充一二，以使中国读者更立体、详尽地了解这本出版史上卓尔不群的名作：

笔者所持茶色基本款的环衬后面，有扉页二页。扉三页印有斋藤昌三私人藏书票，其右页（扉二页的背面）有毛笔题写的识语：“本书为藏书票文献三部作品之中的第二部。”（本書は蔵書票文献三部作の中、第二部に当るものである。）落款为“著者少雨叟しるす”。“しるす”（即中文的“记”）的旁边，盖有一方朱文印：赏雨草屋。应是少雨庄（少雨叟斋藤的书斋号）的一方闲章。因扉页的特种纸张厚实、不反光，且本文亦系双色印刷，识语究竟是斋藤在印后题写的，还是印上去的，笔者暂时无从判断。

《藏书票之话》初版本中著者题识语（扉二页）和少雨叟私家藏书票（扉三页）

从识语中“藏书票文献三部作品”的话来看，斋藤似乎有一个类似三部曲的架构，准备一弹接一弹，依次推出，但其实《藏书票之话》是第一弹，也是日本藏书票史上的破天荒之作。“三部作品之中的第二部”云云显然是指他自己写作的顺序，而非作品的出版时间。因为除了《藏书票之话》和英文本《日本的藏书票》之外，其另外两部藏书票著作——《日本的古藏票》（日本の古蔵票）和《日本好色藏票史》的出版，已是战后的事了：前者，于昭和二十一年（1946）由书物展望社出版；后者于昭和二十二年（1947），由青园庄付梓。

识语的后一页，是硕儒、大藏书家德富苏峰的题字：“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落款为“苏峰陈人”，下面是两方名章。语出自《魏书·李谧传》，意为人若坐拥书城，何需靠做百城之官来自证？透着读书人的文化自信，应该也是少雨叟其人的写真。

《藏书票之话》中卷头之德富苏峰的题字：“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